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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第一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夏徵舒字子南，陈国第十三任君主陈宣公的曾孙，陈国大夫，其父名夏御叔，又称少西氏。其母即大名鼎鼎的夏姬。），春秋贬其文（按：此事见于《公羊传 宣公十一年》，“楚人杀夏征舒”，公羊传以为，按春秋体制，称呼诸侯应称爵位，按理，应称楚子，而此处是称为楚人，是一种贬称，是为了表明诸侯照理不可以擅自杀戮。）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庆封（？—前538）春秋时齐国大夫。字子家，又字季。庆克之子。前548年，崔杼杀齐庄公，拥立景公，杼和他分任右相、左相。曾欲杀不肯归附的晏婴。齐景公二年（公元前546年）乘崔氏内乱，灭崔氏而当国。但耽于酒色，将国政交与其子庆舍。并移居大夫卢蒲嫳家。次年，遭陈（田）氏、鲍氏、栾氏、高氏联合反对，庆舍被杀，他只好奔鲁。鲁受齐责难，又奔吴，聚族居于朱方（今江苏镇江东南），前538年，楚灵王伐吴，楚令屈申破朱方，杀庆封，灭其族。）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庸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此嫌者，嫌疑也。在此有相近的意思。嫌得，相近于得的意思。“得”在此处很大一部分意思可按“德”理解。从似乎道德的中看出其不道德，这便是春秋公羊所以辩嫌疑的意思。）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此当指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郉之事。夏六月，刑迁于陈仪。此为齐桓公未得天子钦命，擅自处置，故言“专地而封”，不予者，不予以肯定也。另外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同样是齐桓公擅自处置，不予肯定，以此不言齐桓公而言诸侯为之隐讳），晋文不予致王而朝，（“致王”当言王子朝之乱后，晋文候护送周襄王返国，并攻杀大叔之事。大叔即王子朝。《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候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而朝”即言戊午，晋候朝王。“不予”则言晋候请隧，弗许。）楚庄弗予专杀而讨（即前楚庄王杀陈夏征舒事），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即前楚灵王杀齐庆封事）。春秋之辞多所况（譬也），是文约而法明也。”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著其罪之宜死（昭四年传：“庆封之罪何？胁齐君，而乱齐国也。”），以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 春秋曰：“晋（诸夏之称，连国称爵。今单言晋作夷狄之号。）伐鲜虞（春秋时白狄的一支，常受晋国的侵犯。分布在今河北境内，以河北平山为中心。春秋末年建立中山国）。”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伯姬者，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缪姜（即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亲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庙见，当行夫妇之道。伯姬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宋人告鲁，鲁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命于伯姬。还，复命。公享之，缪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劳于远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后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犹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时，伯姬尝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详录其事，为贤伯姬，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当此之时，诸侯闻之，莫不悼痛，以为死者不可以生，财物犹可复，故相与聚会於澶渊，偿宋之所丧，春秋善之，君子曰：“礼，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伯姬之谓也。”诗云：“淑慎尔止，不愆於仪。”伯姬可谓不失仪矣。颂曰：伯姬心专，守礼一意，宫夜失火，保傅不备，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贤之，详录其事。）疑（疑，意思为止，语义同今常用之“碍”字，碍繁体为礙。下面“疑信”之疑，意思相同。）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昧，有怀二人。（见《诗经·小雅·小宛》中的第一章。此言二人，乃先人周文王和周武王也。）’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婉辞也。” （或谓晋与鲜虞皆是姬姓，所以晋伐鲜虞，同姓相残，失于礼也。所以单言晋作夷狄之号，以言其失礼，和不赞成晋国的行为。然鲜虞者，白戎之别，当是夏虞朝遗民，主体应是山西舜帝之后裔,不属于姬姓部落, 将鲜虞归入姬姓，是没有根据的。细考文中问答，单言晋作夷狄之号，是因为晋对鲁国的无礼。晋国鲁国皆是姬姓。春秋鲁国国史，所以卑晋之号，以言晋失礼于鲁国也。）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昭公二十三年：冬，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曰：“恶无故自来，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于志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古时同姓不昏。鲁昭公却娶同姓之吴女为夫人，而改姓为孟，称吴孟子。《论语·述而》有载：“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鲁昭公受制于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也），公受乱陵夷，而无惧惕之心，嚣嚣然轻计妄讨（鲁昭公攻伐季氏也），犯大礼而取同姓（鲁昭公娶吴孟子也），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而大国莫之正（当指公元前516年，齐景公没有护送鲁昭公回国。公元前514年，晋顷公没有护送鲁昭公回国。公元前511年，晋国再次放弃护送鲁昭公回国。齐晋皆大国也，不护送鲁昭公回国以正其位，故云），出走八年，死乃得归，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诅（通于阻也）至于是；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行枉而无救，是其所以穷也。” （或言，上无礼故曰治简，左右无贤故曰无救。此曲意之解也。时难者，三桓专权，时势艰难也。治简者，应对方法简单而无谋略也。直接攻伐季氏，不知分治之法，不用相衡之道，且不知适时而收，便是治简之证明。行枉者，无德也，其娶吴孟子也。语云，失道者寡助，故行枉而无救也。既缺少德行，也缺少谋略，是其所以走投无路的原因。）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禧、阂、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春秋记事之避讳表达方式，所谓春秋笔法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昭公二十五年：季辛，又雩。传云：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微其辞也（言语隐晦也）；子赤（齐文公，姜姓，吕氏，名赤，齐厉公之子。齐厉公昏愦暴虐，齐人痛恨之，联络胡公吕静之子杀死厉公。胡公之子皆战死，齐人拥立厉公之子赤即位，是为齐文公。齐文公把参与杀厉公的七十人全部处死。他当上国君之后 ，接受他父亲的教训，不敢为非作歹，小心谨慎地处理国政，齐国政局渐趋平稳，西周后期齐国公室的内乱终于告一段落。吕赤死后因而得了一个良谥“文”，称为齐文公。）杀，弗忍书日（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痛其祸也（因为杀乃弑也。君遭弑，所以痛其祸，不忍言日也）；子般（子般，姬姓，名般，一作斑，鲁庄公之子。鲁庄公的夫人哀姜是齐国人，无子。庄公临死前欲立庶子般为嗣君，庄公弟叔牙建议立庄公庶长兄公子庆父，另一位弟弟季友则支持立子般，季友以庄公之名逼叔牙饮毒酒自杀死。三十二年八月，庄公病逝，季友立子般为君，十月庆父杀死子般，立庄公另一庶子启为鲁君，季友则逃亡陈国。）杀，而书乙未（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杀其恩也（以子般为远，子赤为近，子般相比子赤，恩礼要杀减一等，故子赤不日而子般书日）。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诗见《诗经·大雅·假乐》。仇匹：耦合也。毛诗为群匹，是群匹亦仇匹，非群臣之贤者也。有威就有德，无怨就无恶。德与威，怨与恶，皆耦合有对也）。’此之谓也。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钱云：此春秋说开端大旨，当为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于此。今次于前三节后，而以楚庄王题篇，疑出后人掇拾缀辑所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此董子尚法古也。然法古之道和改古之制，其实并不矛盾。道者万世之准也，制则一时之权也。执准行权，王霸之业也。人民日子过得好不好，治世之道也，是根本，因此改制应天，循古应天，皆合于道者。变与不变时也，变与不变势也。何必偏执一端？）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逸诗篇名。上古行射礼时，诸侯歌《狸首》为发矢的节度。）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董子虽然提出此观点，然而其对道的认识其实不是人民这个根本，而是礼。然礼是制而非道，以治国以礼为道，显然是荒谬的。其实尧舜之道必言民乐，是知道在民不在礼也。礼制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开始，其目的就是使人民过得更好。因此礼制常改，一切皆以民乐为先。以礼为道，莫若以民为道。）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濩，濩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濩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语本《诗·大雅·文王有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语本《诗・大雅・皇矣》）’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歌咏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六舞”，又名 "六乐”。分别是黄帝之《云门》、尧之《咸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濩》、武王之《大武》。六种乐舞。以后的历朝统治者都奉之为乐舞的最高典范，后世尊称为“先王之舞”。董子以为，天命变，历法服色需要改变，人心变，国乐也需要相应改变，但是礼乐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作用不能变。此驭民为道，非以民为道，此董子所以欲见悦帝王，取富贵名利也。孔子主张导民以礼乐非驭民以礼乐，更非齐民以礼乐。民可齐于道，焉能齐于驭也？大儒者，当心怀天下苍生，齐民以生，齐民以乐，齐民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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