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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 库切，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诺奖得主库切的最新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上周末，我们请著名作家李洱、邱华栋出席了新书分享会。二位均是资深写作者，且对库切深表佩服，关于库切，自然不乏一些窖藏多年的“体己话”。所谈所论，甚是精彩。下面便是对谈速记稿的摘编。 马博（《耶稣的学生时代》责任编辑）：各位读者晚上好，欢迎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单向空间联合举办的“小说的边界——J.M.库切最新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新书分享会”，我是这本书的编辑马博，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两位资深的作家兼文学评论家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首先是邱华栋老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当然也是非常知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他对库切有很深的研究，也写过很多的文章，大家可能也看过。 李洱老师，大家可能知道的是李洱老师的《应物兄》刚刚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可能是李洱老师其实在国内也算是第一拨研究库切的人，李洱老师写过国内最早的库切评论。 李洱（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库切确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我写过他的一篇书评，有一天我在武夷山偶然碰到这本书的译者文敏，但是我看书的时候往往忽略译者，我跟他谈库切的时候，我看她很熟库切，我说你是谁，他说你看的书就是我翻译的。文敏是《耶稣的童年》的译者，是著名批评家李庆西先生的夫人，很棒的一位翻译家。 作家李洱 库切在中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他在中国往往被忽视，所以我写库切的那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库切在中国的被冷遇应该是他的必然命运。除了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的同事们，在中国受到冷遇都是他的必然命运。因为中国作家非常喜欢马尔克斯这种作家，而不大喜欢库切这种作家，其实库切这种作家类似于，我看现在加谬的书卖得非常好，其实他是加谬那个类型的作家，因为加谬的《局外人》已经被经典化，尤其中国有些人从作品中读到无聊、寂寞、莫名其妙的小资情绪的人，已经接受了《局外人》。但是真正对《局外人》看懂的很少，所以要真正了解库切的人也就非常少。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想一个场景，就是马尔克斯和库切在描述一个相同的场景，在《耶稣的童年》里面提到西蒙带着大卫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到了一个码头，在这个码头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对他们表示欢迎，码头上停了很大的船，一些人上上下下，这时候库切用了一个词叫“哑剧”。我前两天看马尔克斯一部小说，他提到人们表示欢迎的时候，比如邱老师来了，我想对邱老师表示欢迎，我这时候拄着双拐，我仍然要表达对邱老师的热烈欢迎之意，我会把双拐一下扔掉，这时候马尔克斯用了一个词，因为他长期拄双拐不好走，他说“像袋鼠一般跳跃着”。 马尔克斯 我想在这两个场景可以看出马尔克斯和库切，库切那种静默的像哑剧一般、像河水一般上上下下的场景，和马尔克斯提到的双拐一扔像袋鼠般跳跃着奔向邱老师，这里可以看到两个作家性格不一样。 两个人的知识结构也不一样。坦率说，马尔克斯是没有能力当大学老师的，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他是靠想象力取胜的。而库切是轻而易举当大学教授。所以库切可以培养很多作家，而马尔克斯不可能培养作家，这是他们的文化不一样，首先性格不一样，再一个文化的教育程度很多也不一样。马尔克斯在街头可以写作、咖啡馆可以写作，而库切肯定是在书房写作，禁闭的书房，他是在非常禁闭的环境里写作。他们的生活习性环境不一样。 中国人对马尔克斯的理解，对马尔克斯非常容易接受，因为马尔克斯的小说你可以看到他写的是前现代的社会，一个农业社会、丛林社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丛林般的社会，前现代的。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作家是把每个事件从开头到结尾描述下来，这个行为结束之后小说结束。他们几代人，从一帮人到马孔多，这个家族怎么繁衍，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构成这部小说，所以这部小说某种意义是行动的小说。中国人非常习惯看这种行动的小说，我们要看《三国演义》，我们要看《水浒》，我们要看分分合合，我们要看一个家族的交替、家族的兴衰，百年家族，我们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所以我们非常容易接受马尔克斯。 但是现在，当中国人进入城市社会，当我们身体从东走到西，当我们的脑子从南走到北，我们思绪万千，我曾经有一个比喻，幸亏我们有一层薄薄的头皮把我们脑袋裹住，否则脑子里那些思绪都会蹦出来，呼啸而去，思绪非常非常复杂，在想任何的问题。对于这种思绪的、对这种理论问题的思考的表达，中国作家，坦率说，要掌握这种能力很不容易。但是库切是个典范，艾柯是这种典范，加谬是这种典范。我们现在看到的加谬，我们在买《局外人》的时候，我们想看的是最浅显的加谬，而不是浅显背后更为深邃、像碎石一般坚硬的加谬，而是看一个最简单的加谬。你只有把一个作家放在辽阔的、文化的知识和场域里才能了解这个作家，你才能读懂这个作家。但是我们读马尔克斯的时候不需要这样做。 作家也分不同的类型，中国人偏偏就可以接受马尔克斯。但是这两种作家绝对没有高下之分，就像人类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样，作家有不同类型，这两种作家没有高下之分。所以我们不能说马尔克斯就是牛，他就是比库切牛，他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皇冠。你没办法说马尔克斯就是比库切伟大。坦率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至少对中国读者来讲，对汉语文学历史来讲，库切比马尔克斯重要得多。库切跟马尔克斯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作家，我把他划分为知性作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大致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他们一线下来，基本把人类的思维方式都包括在这三种类型。按照他们的划分，带感性的思维方式通常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是热闹的、表象的、一个现象的世界，或者片面的，而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本质的、全面的。这种说法后来遭到质疑，很简单，有很多理性认识最后导向片面的一种认识。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忽略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有一种知性。 后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家叫王元化，王元化不停地在提醒中国人、提醒中国读书界、提醒中国批评家注意，从最早的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康德、黑格尔都在强调感性、知性和理性。而且他再次提出，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的序言当中，也特意提到知性问题。而且他再次提到马克思看问题的方式其实是知性的，他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知性的，但是他仍然没有引起中国读书界的注意。 像这种知性写作的作家，把他引进到汉语写作的环境里面非常重要，他可以提升汉语的品质，可以提升汉语的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结晶体式的语言，而不再是喧闹的、表象的、仅仅是非常热烈的，或者是简单的、忧伤的、抒情的，它可以提升汉语的品质，所以我觉得库切非常重要。当然我认为，库切在中国的畅销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喜欢库切的人，肯定是读者中非常高级的读者。我先谈这些。邱华栋（作家，评论家）：库切这个作家，我写过一篇文章，很长，大概一万多字，详细分析了他的所有我看到的中文版的作品，大概有十多部。这个作家在创作的量上来讲，属于还算是多的，有十几部各种类型的作品。而且因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出版界对他很关注，一直在出他的书，现在我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接力接过来，不仅买了一些新书的版权，还把他的其他作品重新出版，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作家邱华栋 像库切这样的作家还是世界文学里面品质最高的。我们吃东西偶尔撸串、吃点快餐也正常，但是偶尔还要吃点好东西。读书也是这样，我们要读水平最高的东西，因为文学是人类的精神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它一定是一个金字塔，塔尖上一定是像库切一样的、像鲁迅一样的，永远都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神营养的作家，很重要。所以我隔一段时间就要读一读鲁迅，而且永远给我提供怎样看待现实问题的一些办法、一些方法，甚至有时候是一些安慰，这么伟大的作家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看待人生的、看待人性的，你突然觉得获得了一种力量。库切这个作家，首先我说说对他的感觉，这个人偏冷，我是一个内心特别热烈的人，外在表现也很热烈，我觉得他偏冷的气质上跟我不相符合。但有时候人互相看对眼也挺好，反差也是一种美。我觉得他虽然偏冷，但是他的作品很锋利，而且他高度的具有形式感，每写一本作品都跟另外一本不一样。像李洱和我，我们两个都属于写了三十年的资深青年老作家（笑），所以我们对这种手艺活特别好的作家非常佩服。库切，从生平来讲，他是1940年出生，今年已经79岁，还在世。库切的生平，我们这么看待他，分成两段，大概2000年左右他离开了南非，此前基本在南非生活。最近这19年、20年主要在澳大利亚生活，他住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同时2003年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教授文学，他跟一个诗人马克·斯特兰德一块讲授惠特曼，跟另外一个小说家（名字我忘了）研究贝克特、索尔·贝娄。 所以我们现在看库切，他的作品跟他的生平密切联系，2000年之前他是一个南非作家，2000年之后他算是一个澳大利亚作家，在美国寓居。他的作品刚好因为他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分成两大类。 2000年之前的作品，他写南非的社会生活的一些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本。 有一本叫《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这个小说对我影响特别大，里面写一个类似于残疾人、一个弱智的人，非常艰难地在非洲特别复杂的战乱的环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个人物让我想起韩少功的中篇《爸爸爸》里面的一个傻子叫丙崽，让我想起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里面的白痴班吉。当然写白痴是作家的拿手好戏，不知道李洱写过白痴没有？我觉得白痴和疯子都是你最拿手的写作形象，当然他主要写知识分子，《应物兄》写的全是知识分子。这个作品《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对我影响很大。 其次，从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市经委机关里干了一年我就被调到中华工商时报编副刊，后来长期编书评版，当编辑出身，所以我每周往家背一包书，对书特别有感觉，向大家推荐一点书，我们怎么看待库切、怎么阅读他，还是要读作品。 另外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他在南非时期写的长篇小说，就是《耻》。这个作品对我震动特别大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南非。比如曼德拉这样一个伟大领袖，他等于把白人的种族隔离政权推翻，黑人掌权了。但是掌权之后怎么样，一直到姆贝基总统，到几任黑人总统，搞到后来南非的社会状况反而比原来还糟了，反而没有那么好。这种状态恰恰是库切着力的地方，他对此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他既反思了西方的文明和价值里面不适应的地方，同时他对南非的现状有非常深刻的批判和批评。所以我读他的长篇《耻》的时候感到很震惊，我本来有一次要起身去南非的，看完这个小说我有点不想去了，为什么？因为同时我看到几个针对华人的案件，凶杀与抢劫，我想我的钱也不多，带一两万美元去再给抢了，何必呢？我花在中国多好，刺激中国的消费，对国家做贡献。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去过南非，我所有关于南非的印象、感觉、认识都是通过读书得来的。当然南非作家有不少，还有一个作家戈迪默，她是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纳丁·戈迪默（1923–2014） 李洱：他们两个观点差别很大。邱华栋：对，这个老太太很有意思，她生活在种族隔离的时代，她坚决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她站在黑人兄弟的一面。后来这个制度瓦解、崩溃、推翻了，这个老太太到了八十多岁，有一天在家里面被一帮黑人强盗冲劲房间，把他们家洗劫了一番。很有意思，她呼唤的东西来临以后，这种力量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力量抢劫了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待一个东西，看待历史、看待文学、看待社会的发展，我们可能要有一种相对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 所以库切的《耻》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些细节很有意思，在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白人教授，他因为种种原因，也是被构陷或者被奇怪的学院制度伤害，他丢掉了教职，竟然没有工作了。他的女儿给他找了一个工作，让他到一个专门处理流浪狗的地方去，抓那些流浪狗，要把这些狗打死。同时他们家过去的一个农场被一个老黑人安布罗丘买下来，安布罗丘非常狡猾，让他们家一个长期的雇工指使其他年轻黑人强奸了他的女儿露西，露西不得不嫁给自己家族过去的一个老雇工。但是这个白人教授在干嘛？他给流浪狗安乐死。 这个地方，一般的读者看不出什么端倪，我看出来了，后来我发现一个叫凯蒂的女文学研究者，她也看出来了。我突然发现，为什么这么多流浪狗？那是因为他们的主人已经离开南非，那些白人离开南非，因为社会环境恶化。狗留在那到处流浪，然后咬人，这个白人教授就去协助流浪狗的处理站把狗抓住，把它们打死。我当时看到这的时候明白了，我想库切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南非。果然，大概2003年他离开南非。所以我们读库切作品的时候，可能对南非目前的社会现实、对它的历史，我们要有更深的理解才对。这是南非时期的作品。 他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写了一些别的作品，比如有一个长篇叫《凶年纪事》，是巴赫金式的双线结构的作品。还有一个小说叫《慢人》，写一个腿有点残疾的摄影家，他走路一瘸一拐很慢，但是这个慢人喜欢用镜头打量这个世界，拍摄澳大利亚狂野的大自然、美好的大自然，很多复杂的大自然，《慢人》也是他的一个长篇。再往后写了他的“自传三部曲”的第三本《夏日》。到了2013年之后写出了今天我们要重点谈的两本书，就是《耶稣的童年》和《耶稣的学生时代》。 《耶稣的学生时代》 J.M.库切 我拿到这两本书以后有点诧异，因为早年库切写过两本自传体的小说，一本叫做《男孩》，还有一本叫做《青春》。我误以为你们社把那两本书重新出了，后来一看不是，这是库切新写的两本书，跟他的自传形成了奇妙的同构关系。 所以在这点上我突然产生一种疑问，第一，他为什么用“耶稣的童年”以及“耶稣的学生时代”？他想跟《圣经》构成同构关系吗？这两本书跟自传体的前两本《男孩》和《青春》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产生巨大疑问，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李洱，有请李洱老师解答。李洱：《耶稣的童年》我看得比较细，《耶稣的学生时代》我看得不是那么细，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耶稣的童年》这两天我又看了一遍。《青春》是写库切在伦敦的生活。《青春》和《耶稣的学生时代》，在青春游历的阶段。其实库切的小说里边确实存在互文性，还有一个给人很深互文性印象的是《彼得堡的大师》，这跟他本人的生活有很强的关联，因为库切的儿子死掉了，他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也死掉了，所以他特别有共鸣，所以他写莫斯科大雪，看得人痛彻心肺。 《青春》和《男孩》与《耶稣的童年》和《耶稣的学生时代》之间的同构性、互文性，还表现在库切小说基本的叙事元素是一样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的环境总是看似很简单，包括他写南非非常风云复杂巨变的现实，线索看上去仍然是简单的，叙事的基本情节的设置有某种相似性，所以容易给人互文的感觉。 《耶稣的童年》 J.M.库切 刚才邱老师提到互文性的概念非常重要，这对库切，包括对很多西方作家而言，他的互文性都表达的很充分。当然在库切这里表达的更加充分，就是它们和《圣经》的关系，和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的关系，讲的非常非常充分。而中国作家的小说和我们的远古神话，和我们的文学源头之间，往往很难构成这样的互文关系，在《应物兄》里面有一些，因为他跟美之间的某种关系，但是一般情况下很难和一种神话构成关系。因为在西方，从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后来发展出一种史诗，而中国的神话是碎片化的，完全碎片，连不成整体。中国的民间传统来自于《史记》《左传》，一种史传传统。如果互文的话，我们会和经典的典籍之间有某种互文性，而这点在库切这里，西方作家在表现生活、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便利，就是他们的神话、他们的文学传统容易跟他们之间产生互文性，这个互文性使得他们处理的时候比中国作家的难度，某种意义上这个难度要小一些，这是他们沾光的地方。这也没有办法，你生在中国，你就是这个传统，只能接受这个传统。 我看序言里面提到，这本书确实不大容易看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的读者如果一部小说看不懂，实际上是不可原谅的，因为看不懂可以看第二遍。如果你看不懂基本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到了看西方小说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比较麻烦。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库切今年79岁了，我想提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所谓晚期写作的问题。 “晚期写作”这个词最早指的是贝多芬这样一种写作现象，贝多芬耳朵聋了之后，他后来写了一部分作品，一部分钢琴协奏曲，而一般的中国读者、中国听众非常喜欢他的《英雄》，喜欢他中期之前的作品，慷慨激昂、非常悲怆的音乐，金属般的、嘹亮的、有英雄气质的音乐。当他晚期耳朵聋了之后，后来他的写作慢慢进入碎片化、超验性的阶段。这样一种写作在当时不被人所理解，一直到舒伯特才第一次把他的音乐重新理解，所以在西方音乐史上对贝多芬音乐，认为最高的是他晚期的创作。但是这些晚期的创作往往是碎片化的，是超验的。碎片化和超验的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人物阿多诺，他提出超验和碎片化的概念，以此概括一个作家进入他的晚期创作，进入晚期之后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看库切这两部小说可以感觉到他的碎片和他的超验，这个超验不是我们轻易能够进入的，尤其西方文化传统的作品不是那么容易进入，但是碎片和超验仍然是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 非常有意思的是，刚才邱老师提到他在美国讲学，以及后来库切下很大工夫研究一个作家，这个作家是贝克特。贝克特全集的序言就是库切写的，而库切在写这个序言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晚期风格的概念。作家进入晚期写作。而实际上贝克特写《等待戈多》等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显然库切把晚期写作概念某种意义理解为，有一种类型作家的写作，在他中年的时候已经进入晚期阶段。库切充分利用和充分感受到晚期写作对贝克特的意义，我想当库切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他自己写作的一种指射、一种自我分析、一种自我描述，这点在库切这里表现得比较充分。 当库切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他把晚期写作又提炼出来一个概念，叙事的要素要极为简单，要非常非常朴素，非常非常俭省。我们看那这两部小说可以看到，就是老人和孩子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重新适应这个世界，故事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同时总是有一种浓烈的宗教气氛笼罩在作品上空，盘旋在上空，使我们难以非常清晰地把握。但是它又非常吸引人，文学和现实之间有非常深刻的关联。这个关联来自于哪儿？在这本书里，在晚期风格下面他提到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移民的概念。 库切本人从南非移到澳大利亚，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见过库切，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演讲的时候库切到了，结束之后我下来问他们，刚才那个人是库切吗？他是库切，南非人把他的名字称的很长很长，他们不知道我说的库切是谁，我说是从南非来到澳大利亚的，他说对对对，就是他。这时候我再看，他沿着图书馆走廊的墙根，非常落寞的一个身影离去，没有一个人围上去。在场的澳大利亚人全部认识他是库切，但是没有人围上去。 他提到移民的时候，显然这是作家的本事，他本人的移民，虽然南非文化和澳大利亚文化有很大的亲和性，但是库切从中仍然感受到某种差异，并把这种差异放大，变成他作品中最重要的理念。而且他非常厉害的是把这种理念变成一种连中国人都可以理解的新移民概念。什么意思呢？他这里面提到的西蒙和大卫，坐船到一个地方之后，他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完全进入一个类似于新的世界，他感到久久不适应，他把这种人称为移民。问题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所有中国人都是移民，因为你从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我们说移民的时候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中国人也可以理解为从一个时间概念、一个空间概念，我们从旧的分崩离析的伦理中走出来，试图重建一种新的伦理，这个过程如此艰难，这个状态是一个移民状态。我们以为待在北京，其实是我们从胡同走到爱琴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冠上爱琴海名字的完全新的空间，所有人都变成新的移民，文化的新的移民。 所以我们看库切小说的时候，尽管他带有很强的超验性质，碎片化的、超验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他跟中国现实构成某种摩擦，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快地、相当深入地击中你，他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来讲是一种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对于美国读者、对于澳大利亚读者同样存在，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变成新的移民，你的心态是移民心态。 所以我想库切就是有这种本事，他的叙述线索如此简单，他的思考如此深入，他的文本后面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如此辽阔，而他所处理的主题看似集中，但是相当深入地击中我们目前的文化现实，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卷进去，这是库切作为知性作家，他的手术刀般的、庖丁解牛般的能力，确实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邱华栋：库切需要我们有一些准备的地方在于，我们读他的很多作品可能需要相关的知识。比如他有一个长篇小说《彼得堡大师》，他把他个人的生活，包括丧子的沉痛，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大师的生平构成同构的关系。如果我们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生平，我们也没法去读这本书，我们只能读到一个层次。所以这样的话对读者就有要求。 他还有一本叫《福》，FOE，实际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他的一个长篇小说。Foe是谁？是英国作家笛福写的《鲁宾逊漂流记》那部小说的一个互文，如果你没有读过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你也没法看他这本书，或者你只能看到一个层次，但是你不知道他又说了更深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层次。 他还有一本书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这本书简直就是大学教授写的一个长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教授讲了八堂课，八堂课谈的又是文学，文学反过来又映照着库切本人写作的方法、理念和他的生平，他对文学的基本看法，在这里以很奇怪的方式呈现。他有时候还辩驳，他不完全认同伊丽莎白，他跟她争吵，就构成我们如何理解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发展。 所以我们阅读库切可能需要我们自身要有一些素养，这个素养可能是多方面的，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成同构关系，跟笛福构成同构关系，跟各种各样文学史上的，主要是欧洲的，他要是跟咱们《西游记》构成同构关系就好了。李洱的《应物兄》跟《论语》构成同构关系，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李洱：我觉得邱老师讲的话非常重要，各种各样的互文关系，我刚才提到他的晚期写作的概念，中国作家的晚期写作和库切这种作家的晚期写作之间差别非常大。刘小枫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他抓住中西方文化的状态，西方文化拯救，中国文化是逍遥。西方文化在库切小说里面，即便他到了晚年，即便他的人物关系如此简单，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旷野呼告般的浓烈，它跟现实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缓解，反而变得更为内敛、更为集中，一种旷野呼告般的浓烈的情绪在里边。他即便碎片化，但是上空仍然笼罩在宗教般的情绪，仍然是大教堂，每个人虽然身在旷野，但是每个人心中仍然有教堂。 而中国的作家到了晚年的写作变得非常非常松驰，我记得梅尧臣有一句诗，他说“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鸭老了之后在岸边睡觉，看上去非常闲意，但其实无闲意，老树开花的时候，老树的树枝很丑、败落，但是老树只要开花，这个树就无所谓丑枝，每个枝条仍然有一种意味在里面。“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其中仍然有闲意，仍然有闲适的、一种悠然见南山的、一种桃源的，跟现实关系突然缓解，仿佛进入另一个阶段，这是中西作家处理现实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读中国小说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状态，前面非常紧张，后面一定要松驰。如果小说在结尾部分仍然非常紧张，仍然带有浓郁的思考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小说没有结束，这是中国文化的阅读惯性，使得我们对作家提出这样一种要求。 在库切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处理非常大的主题，我刚才提到新移民主题。他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是经过某种战争，好像经过某种瘟疫，经过什么东西，然后到了新的世界。到了新的世界之后，这个小孩脖子上挂着钥匙、挂着母亲的名字、挂着身份信息，突然丢失了。到了新的世界之后，这个新的世界如此的脉脉含情，大家都彬彬有礼，所有人对他，虽然感情不是非常浓烈，但是非常有礼貌，给他吃的、喝的、水、毯子，但是不能问过去，跟过去割裂。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便到了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仿佛跟过去重新重合，这里面包含他很大的一种悲观，但是这个写作本身又包含他非常艰苦地寻找，因为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本人也是从南非到澳大利亚，我希望我的小说主人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新的世界，而且不停地寻求一种东西，这个事情本身显示库切这个人既悲观，某种意义上也乐观，也就是说紧张关系一直存在。而在中国作家到了老年之后，这种紧张关系得到相当大程度的缓解。 这两种状态，我们读者在读作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对库切的要求来要求邱华栋，用对邱华栋的要求来要求库切。我们应该首先看库切就是库切、看邱华栋就是邱华栋，然后比较他们的不同，这种不同原因在哪儿进行分析，这个书读起来才有意思。 活动现场照片 相关书籍 《此时此地》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与文学巨匠保罗·奥斯特三年之间在纸上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记录。两人约好通信三年，讨论此世间的各种话题：友情、人生、文学、艺术、生活、经济危机、战争、体育……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两人的交流绝非客套，在意见不同时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一般的通信集内容更深，比一般的文化随笔角度更广，令人读来十分过瘾。 《耶稣的童年》 “这本书代表了我们两种看世界的眼睛，一种是堂吉诃德的眼睛，一种是桑丘的眼睛。对堂吉诃德来说，他要战胜的是巨人。对桑丘来说，这只是一座磨坊。” 故事始于一场神秘而模糊的移民。男孩大卫和老西蒙在通往新世界的船上偶遇，他们都被抹去了从前的记忆和身份，要在诺维拉开始新生活。西蒙靠直觉认定了大卫的母亲伊内斯，就这样组成了家庭。男孩不肯上学，声称早已懂得了真实的语言和数字，他最愿意阅读的，是一本儿童版《堂吉诃德》。上了年纪的西蒙所知道的一切，不停经受着男孩刁钻的提问和挑战。 或许，在新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耶稣的学生时代》 本书是《耶稣的童年》的续篇。男孩大卫和他的“父母”西蒙、伊内斯为逃离诺维拉的教育制度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作为“逃犯”的他们在这里必须隐姓埋名。 大卫需要上一所新学校，于是进入了埃斯特雷拉的舞蹈专校，这里的教学方法颇为匪夷所思——校长夫人，也就是舞蹈老师，指导学生们通过跳舞把数字从星星上召唤下来。毫无预兆地，一桩谋杀事件降临在校长夫人身上，而谋杀背后的故事比学校的教学方式更为耐人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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