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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诗人、画家在生活与创作中所能感受和经受的种种过程,作曲家也毫不例外。他们各自运用不同方式的形象思维和不同类别的艺术语言,表述着人们相通的感情。 在祖国处于最危难的年代,田汉和聂耳曾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炽热的诗句,谱写出最强有力的进行曲,从而伴随着千百万英雄儿女勇敢战斗,前仆后继,直到庄严的胜利。歌曲中,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和力量的象征,在敌人的炮火中巍然屹立。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者的伟大创举,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在地球上所建造的最宏大的几处奇迹之它像一条巨龙蜿蜒起伏在世界的东方。今天的长城显得格外壮丽,甚至连许多外国人也似乎懂得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说法,纷纷前来观光。 长期生活在北方,总是有许多机会看到长城的;然而谁也没有可能看到它遥遥万里哪怕是断壁残垣的全貌。记不清初次看到长城时是怎样的心情。当我第一次远远地眺望它那蜿蜒起伏于山巅的卧龙姿态,当我静静地踱过那古朴而庄重的雄关,当我兴奋地登上那高高的烽火台,当我站在它巨大的身躯上初次体验到“望长城内外……”的情景时,曾联想到些什么呢?是遥远的历史,还是艰难的工程?是久远的传说,还是纷乱的战争?或是从它身旁所流逝的漫长岁月……我似曾在它身边寻找过历史风云所残存下来的种种无法辨认的印记，也许是古老的刀迹箭痕,许是近代的枪孔弹洞。思绪在云雾缭绕的天地间,像一叶轻舟飘游在民族历史的长河里,曾使我浮想联翩,无限神往。 然而,在长城所给我留下的诸多印象或联想里,蓦然汇集起来的却是一种无形的精神,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魂魄及其勤劳、勇敢、智慧和坚强不屈的性格。 是的,在音乐会的节目单上,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被这样解释着:“……乐曲所力图表现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感受:人们登临长城,心潮激荡,浮想联翩,对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衷心赞叹而激发出了爱国主义情操。乐曲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人们漫步关山,对民族深远历史的回顾与自豪,对长城内外气象万千的赞颂,同时还表现了中华儿女在烽火年代里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和对无数民族英雄的慰念,抒发了人们高瞻远瞩,对祖国光辉未来的坚定信心”。 任何文字都难以准确而详尽地解释一部音乐作品(包括“标题音乐”在内)的全部内涵。到头来只是一种抽象而已。作者所想象到的,演奏家所表现出来的,甚而听众各自所感受到的,实际上比之“乐曲解释”或作品自身的内涵要广泛得多。这是一种从艺术创作(包括艺术表演的再创造)到被欣赏的繁复、能动的审美过程。 尽管长城如此举世闻名,但直接表现长城的音乐作品却很少,我也未曾想到要写一部与长城有关的乐曲。后来,我之所以在创作中大胆尝试了这一题材,却是由一次特殊的机遇所促成的。不是在长城的身边,而是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在喧闹而光怪陆离的纽约,在五大洲进行交易和协商的联合国大厦里。 那是在1978年夏末中美恢复邦交前夕,我随同中国艺术团访美之际,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祖国，虽然我们经常处在人民友好的海洋里,处在对异国风情的好奇与虚幻之中;但在这个畸形的国度里,却始终伴随着一种说不出的陌生、孤零和飘泊感,那里的一切都被浮动着的金钱和物质所主宰,似乎人类和民族的历史，及其未来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风雨飘摇中疲于奔命的花花世界。 我偶然莫明其妙地自嘲:怎么不到一个月就产生了某种思乡之情?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一项活动是参观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我们缓缓步入一间据说是为各国代表中显赫人物开放的休息厅,看见一幅巨大的彩色壁毯——万里长城图,几乎覆盖着大厅正面的整个墙壁。它气势雄伟光彩夺目,使大家在参观活动中常有的疲乏感顿时消失了。面对着这幅饱含着中华民族伟大魂魄和光辉历史的画卷,我们这群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儿女们猛然沸腾起来,似乎找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强有力的标志。激情的浪花在每个同志的胸中开放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似乎注入了每一根血管。当大家带着沉思缓缓走出大厅时,我和同行的闵惠芬同志几乎不谋而合地想到,应当用我们自己的民族器乐形式,去抒发当人们对于古老长城的感受,讴歌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和未来。出于专业的敏感和本能,天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竭力主张采用二胡协奏曲的体裁。我同意了,并达成了将来由她首先担任主奏的“君子协定”,这就是我在创作(长城随想)之前的真实背景和欲望。 在一部音乐作品即将进入构思的时候,所谓创作欲是至关紧要的。 此后,我便终日被这种欲望和冲动所纠缠。 我并不试图用一部音乐作品去着意描绘万里长城宏伟壮观的外貌。这并非音乐之所长,更非民族器乐之所能,而是期望用类似套曲的框架结构,用善于抒情和歌唱的二胡与乐队协奏的形式,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去抒发人们登临长城时的种种感受,并使之带有比较自由的“随想”性。 为了创作一种较宽阔的民族音乐风格,我曾借助于丰富的音响资料和已有的书谱,再次较广泛地学习传统的古琴音乐、戏曲音乐(特别是京剧音乐)、多种说唱音乐以及其他传统民间音乐。长期以来,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意念:某些传统艺术形式(例如中国的戏曲音乐),虽然也经历着某种发展、创新的缓慢过程,但其自身所具有的音乐风格和特点,包括一些程式化了的艺术趣味,依然给人以亲切和新鲜的印象,并且能够拥有相当广大的听众而经久不衰。 经久不衰的东西必有其妙处。 那么究竟妙在何处呢? 在当代的某些音乐专门家看来,那几乎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模式,然而却为何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如此长远的生命力?这是我经常为之思索的问题之一。 我曾特别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戏曲品种或说唱音乐都好像具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它可以使人们为一段悲痛欲绝的唱腔而动情落泪; 它可以使人们为一句高昂的或是委婉的拖腔而满堂喝彩; 它甚至可以使人们在一段干净利落的曲牌演奏(包括前奏或间奏)中,为伴奏乐师们的精彩表演和高超技术而鼓掌。 一个兼有指挥作用的板鼓(单皮)演奏者,可以用疏密相间的节奏和单一的音色变化,独自去描写舞台上深夜“偷营”的诡秘感; 去描写无可奈何或是气急败坏的心情; 去描写交战场面中激烈到顶点或两军对峙难分难解时刹那间的紧张度。 几件打击乐器组合起来既能以激昂而平稳的节奏表现胜利者的威武,又可用松散的三连音节奏表现败下阵来、失魂落魄的沮丧情绪。 一个出色的“京韵大鼓”或“梅花大鼓”说唱演员,可以用落落大方的气度和绘声绘色的演唱,向人们表述一个情节复杂由诸多不同性格的人物交织起来的故事,出神入化,扣人心弦。 还有一些惟妙惟肖的因素,常常被我国传统艺术的大师们称之谓“神韵”。 的确,在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传统中,到处都充满了某种“神韵”。这正是我们民族在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美学趣味与审美习惯的集中体现和精彩结晶。我想,如果有人从这个角度去仔细研究民间音乐家阿炳著名的《二泉映月》为何能征服国内外广大听众等内在因素,那是很有意义的。 我对民族民间传统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企图进行较为广泛的接触,但尚未有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看,我也没有打算去直接“引用”它们,而是想广泛地、综合性地吸收其养分,以逐步深化自己所追求的所谓音乐语言的民族素质。加上对外来音乐艺术形式和某些技术方面的借鉴,进而提炼出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新的民族音乐语言和新的表现方法。我期望在这方面不断进行实践和探索。 《长城随想》虽然采用了协奏曲的外来形式,但具体到每个乐章的结构布局,我则力求避开欧洲传统曲式的约束,而大量采用我国传统乐曲的展开技法和结构特点: 利用主题音调的内在因素及其动力,连绵不断地进行，比较自由的衍展、变奏,采取不断派生和不断更新的手段,根据内容和形式的需要,形成若干推动感情发展的高潮并完成整体结构布局。其中许多大的段落都具有一气呵成的特点。当然,为了结构的平衡和必要的统一也利用了“特性音调”和典型音乐主题贯穿全曲的方法。我希望在创作中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有效的继承,对外来的技术进行合理的借鉴,并将它们有机地融汇起来,形成新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结束语 这部作品采用二胡协奏曲的方式,试图反映如《长城随想》这类重大题材和现实题材的一种初步尝试,也是我在学习传统、借鉴外来形式的基础上对民族风格进一步扩展的一次实践。在创作过程中深感许多课题,特别是民族器乐作品如何反映重大社会性题材和深刻的现实题材等有关问题,都尚待进一步探讨和更多实践。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广泛地向民族、民间传统学习,并有目的、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技术,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器乐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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