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一词呈泛滥之势 ：“国学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地摊上也堆满胡乱编凑的“国学金典”之类，家长们忙着给孩子报“国学班”…… 关于国学 关于是否让孩子学点“囯学”，一直有不同的声音。——那就让我们先弄清啥是“国学”吧。 据考“国学”有二义 ：一指帝制时代设在京城的太学（国子监），相当于那时的“中央大学”；一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统称。后一义的产生只有百多年历史，是与清末“西学东渐”的大趋势分不开的。 面对当时的“西学”洪流、趋势，当时的国人不无抵触情绪，于是便来个“临潼斗宝”： 你有西医，咱就祭出“国医”（即中医）；你展示西画，咱们就挂出“国画”；你送来西洋歌剧，咱这里就敲起“国剧”（京剧）的锣鼓；你有西洋拳击，咱们就报之以“国术”（中华武术）；西来学术统称“西学”，中国固有的学术就称“国学”……这诸多“国字号”，正是针对西来文化而诞生的。 不过从后来的发展趋势看，许多领域自此中西合璧，双轨并行，形成互学互补的良性文化生态。在医学等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那么在诸多领域中，有没有未作抵抗就“全线投降”的呢？有，恰便是中国人最重视的教育领域。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诏废止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今天大、中、小学的教育框架以及文理兼修的教学原则，便是那时初步敲定的。 科举一废，与之相关联的庠序、书塾教育也随之式微。没听说面对西来的新式教育，还有什么“国教”“国育”出来打擂。 尽管一些保守的士绅不肯轻易放弃传统教育，仍旧在家设塾，让孩子读古书 ；但局部的抗争，毕竟回天乏力，难以持久——在当时，一个年轻人若无西学教育的经历，在社会上已很难“吃得开”。 其实对西学的重要性，清末上层早有认识。 光绪甲辰年（1904）清廷举行最后一届科考，因是加试，故称“恩科”。我妻子的曾祖父宋名璋当年取在二甲。按常规，下一步是遴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 ；然而那一届，朝廷要求所有新科进士一律出洋留学。 一九○六年，甲辰科八十一名进士集体东渡日本。一年后，宋名璋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归国后到礼部任职——这种“留洋”，明显带有镀金性质。 不过形式变了，人心却不那么容易变。譬如人们仍习惯性地把中学堂（或高等小学）毕业生比附为秀才，而高等学堂和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则被视为举人、进士 ；出国留学的，自然就是翰林了。——小说家郁达夫一九○九年在高等小学堂毕业，便有“增生”执照。增生即“增广生员”，是秀才的一个等级。 由科举到学堂，最大的变化是课程设置。新增科目有历史、地理、法制、算学、格致（即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等 ；不过核心课程仍以语文为主，且汉语、外语并重。 汉语课的核心也仍是读经，每周的“讲经读经”课有九节之多，中学还要另加四节“中国文学”。外语则每周十节，是各科中分量最重的。其他各科除了算学稍多（四节），余皆二三节不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才下令废止“读经”。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文言仍是一切书面文字的主宰。 那时的小学国文课尽管增入大量新知识，但表述一律用文言。中学教科书更是以古文为主，当时有一套应用颇广的《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是为四年制中学预备的，四册共收古文六百多篇，几乎是《古文观止》的三倍！ 总的说来，在“五四”运动之前，国文课仍是一片“国学”的沃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生的文化伟人，如陈独秀、陈垣、鲁迅、吕思勉、周作人、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叶圣陶、钱穆、林语堂、冯友兰、郁达夫、茅盾、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老舍、冰心、沈从文、梁实秋、巴金、钱锺书…… 这一株株参天大树连接成的新文化森林，便是从这片“国学”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 究竟该不该让孩子们学点国学呢？这事还得由您自己来掂量、决定。 【侯会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主要专著有 《水浒源流新证》 《水浒西游探源》《食货金瓶梅》《物欲红楼梦》《金粟儒林篇》《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等。】 文章来源：《教师月刊》20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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