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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历史，清王朝入关初期的几位当朝皇帝还是很有作为的： 顺治帝的重用汉臣、恢复农业经济、稳定中枢皇权；康熙帝的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巩固疆域；雍正帝的铁腕治吏、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举措，都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别是有铁面皇帝之称的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他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实际并不是虚夸。 其执政影响丝毫不逊于其皇父康熙和祖父顺治。尤其是他在康熙朝设立南书房的基础上，开拓性创立的军机处，为其身后二百多年爱新觉罗家族的皇权至高无上和凛然不可冒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此皇宫平面图中可以找到军机处位置）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因用兵西北，借口内阁在皇宫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两年多后，雍正帝把创立这一机构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雍正帝规定，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在皇帝的监督之下，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口述记录而成文。 最初，雍正设立这格军机处机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临时而设。由于它地处宫禁，近在君侧，其一切活动均在皇帝的直接授意和严密监视之下进行，十分便于发挥皇帝专制独裁，所以便被雍正帝紧抓不放，不但由临时改为常设，而且使其职权愈来愈大。军机处在无形中排除了王公贵族、内阁大臣涉权，使皇帝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所以，军机处一经确立，便受到雍正以后各朝皇帝的赏识，始终沿用不废，并逐渐发展其保密措施，使之成为即使是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得擅入的皇权禁地。 满清政权初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内定了一个机构，名叫议政王会议，这个机构权利大到可以决定罢免皇帝，从多尔滚到鳌拜，都曾是这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康熙帝少年期间，深受鳌拜压制欺辱。既使在亲政后，朝廷的权力也一直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商定。 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这些人控制着朝野权力。 无奈之下，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了南书房。他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 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成了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 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于己，实施高度集权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雍正帝在继位之前，早就对朝廷的旧制了然于心，深知其弊端所在。 设立军机处是雍正帝改革前朝旧制机构的一项力举。自此，沿袭二百余年的军机处，代替了议政五大臣会议，军机大臣实际上相当于清以前各朝代的宰相，悉数听命于皇帝一人，使清代君权至上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峰。 现今去过北京故宫的人，如果留意观察，会发现在乾清宫广场的西边，也就是靠近隆宗门的地方，有一排简陋的平房。它与故宫里金碧辉煌的建筑有所不同，显得有些普通而破旧。 其实，这一排平房，就是清朝时期最重要的部门----军机处的办公场所，是清朝大事件的决策中心。 在故宫的养心殿，也就是雍正皇帝理政的地方，挂有雍正帝自己作的一副对联，上书“为一人治天下；让天下奉一人。 这明明白白表达了这位铁面皇帝希望皇权能集中己手的用意。 雍正帝为防止下属机构对皇帝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规定军机处不设正式官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均为各衙门官员的临时差遣兼任，他们人虽在军机处，但仍旧属于原来衙门。 军机处从一开始就是为办理军务而设，雍正在任命满族人军机章京时又大多从议政处选调，因此使清初以来专门负责军务的议政处和康熙年间的南书房逐渐名存实亡。 有清史研究者认为，清代军机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无意之中发现了军机房这一临时机构，并有意识地加强与发展这一机构，使之成为清代特殊的政治机构。它直接秉承皇帝旨意，经办一切重大军政政务。随着军机处的确立，整个国家的施政渠道实现了彻底的改变。 此前官员奏事，按原来的制度分题、奏二途，“公事”用“题本”，“一已之私”用奏本，均由内阁承办。 军机处设立后，皇帝亲自书谕或面授谕旨，军机处密寄各处，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使题本成为例行公事的赘文。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明确改题为奏，取消题本，从而把军机处变为皇帝内廷的办公厅。 从雍正开始，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太监不得在侧。王公大臣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恭读朱笔或阅看各处奏折的，必须在军机处帘堂内拱立，其他宫员一律不得擅入。而且其帘前、窗外、阶下亦不许闲人窥视。军机处章京的值房也是如此，承撰谕旨，必须在军机处而且必须当日写完。 军机处的印信也特别注意严加防范。钥匙均为领班军机大臣保管，如果有事，值日章京即向奏事处请示，并以金牌为验。特制的金牌上镌刻有“军机处”字样。 在这种严密监视之下，军机大臣只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完全听命于当朝皇帝。 嘉庆年间，御史何元粮以“军务经久告藏”为由，请求更改军机处名目，被嘉庆皇帝予以严厉训斥。即使在清末大改官制的高潮中，军机处独在不议之例，成为有清一代铁打的制度。 自雍正朝以后，军机处的特殊作用已经凸显无异，皇权绝对集中，什么事都需要请奏皇帝定夺。 军机处的特点是办事效率高、决策保密效果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弄权腐败。 但设立军机处也带来了相应副作用，那就是当朝皇帝肩上的压力加大了。导致后来遇有能力低下的皇帝，给国家亦带来了灾难。 在通常情况下，军机大臣每日早5点左右进宫应召觐见皇帝，有时一天召见数次，主要是承受谕旨，然后回堂拟写。最先由大臣亲自主稿，后来改由章京起草，大臣拟定。经皇帝认可后，按照谕旨的性质分“明发上谕”和“廷寄上谕”两种形式向下传达。 明发上谕指交内阁发抄，宣示天下。廷寄上谕因奏请而降旨，事属机密，由军机大臣直接密寄具奏人。廷寄需封入信函，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根据事情的缓急，或马上飞递，即日行300里，或500里，或600里加急，一律由军机章京在封函上注明。封口及年月日处，加盖“办理军机处”银印。 如遇特别机密紧要的密谕件，则由军机大臣自行缮写封固，上写“军机大臣密寄”。这一套廷寄制度，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 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雍正帝创立军机处，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结合，即以朱批谕旨答复臣下奏折，又召见军机大臣授以政事机宜，天下庶务总归他一人处理。 据说，为了能够快速出入军机处，雍正皇帝特意让人在养心殿和军机处之间修了一条专用的通道，不管多少公文，全部当天必须批阅完成，所有军机大臣连夜加班是常事。 史料中记载“康熙帝晚年倦勤，致使吏治出现败坏现象。”已经不能令行禁止。 雍正帝继位后，提出治天下“一定要看它所处的时期，仔细审视这件事的具体情况，应该宽就宽，应该严就严”，只有“宽厚和严厉相互补充”，才能治好天下。 由于雍正帝改革决心坚定，措施得当,，很快产生了显著成效。不仅使康熙时期的积极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为乾隆时期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所以说，雍正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巩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就是施政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之一。 军机处所处理的机要政务和用兵方面的事务，都是由军机大臣当面接受皇帝指示，皇帝没有一天不与军机大臣们会面，而太监是不能参与的，即使是这些得到皇帝面授机宜的各位大臣也只是传达、转述、缮写皇帝的旨意，不能在这中间夹杂任何自己的意见”。 据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军机处自清朝嘉庆皇帝以后，其保密规制更加严格。规定凡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输谕旨，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输，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准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 至于通谕王公大臣之事，在乾清门阶下传述，不许在军机处传述。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日至隆宗门内纠察。 与此同时，军机处所收到的各类奏折和皇帝朱批的谕旨，都有一整套严格的保密管理规定，每日奏折，于寅卯二时发下，由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互阅。 凡皇帝在奏折上批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由军机处章京贮于专门的保密奏折，由军机处章京贮于专门的保密黄匣中，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然后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旨意，命军机章京起草谕旨，经皇帝石朱笔改定后，交各部院速议速办。 军机处还实行了严格的归档保密规定，值日章京。凡所奉谕旨，所递片单，均钞钉成册，按日递添，每月一换，。凡发交之折片，由内阁等处交还及汇存本处按季清档，收入柜中。 正是这一套完善的制度，为后代留下了许多难得的珍贵史料。 为防止军机处官员以权谋私出现腐败，所有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其实就是皇帝的高级参谋。军机大臣的权力也有限，只是按照皇帝表达的意思去办事，而没有决定权。 当初，雍正帝为防止下属机构对皇帝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规定军机处不设正式官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均为各衙门官员的临时差遣兼任，他们人虽在军机处，但编制和归属仍旧属于原来衙门。 军机处设首席军机大臣一人，军机大臣一般5至7人，少时2人，多时9人。召见时，首席军机大臣以后，不分满汉，而按入值时序为先后。据《清代职官年表》统计，任过清朝军机大臣的共有147名，其中满族63人，蒙古族11人，汉族73人。 较著名的有张廷玉、鄂尔泰、和珅、奕䜣、荣禄、张之洞、舒赫德、赛尚阿、陈孚恩等人。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其子弘历继位为乾隆帝。乾隆做了皇帝，迅即纠正了其父雍正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曾一度取消军机处机构，改设“总理事务处”。 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将军机处重新恢复。 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春、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 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军机处负责处理的事务和权力范围远超雍正朝。 随着军机处高效运转，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把祖宗留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彻底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 清代军机处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出现在乾隆朝后期和珅担任领班时。和珅掌权后，身兼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他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如此一来，在制度设计上，就令军机处不仅参与决策，还实际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纵的风险大大增加。 嘉庆帝在翦除和珅后，立即废除这条规定。此外，嘉庆帝还多次刻意地挫压朝臣中尊崇军机处的风气，并否决了一位官员提出的在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以示尊重的建议。 嘉庆帝对于军机处的打压，主要是基于对和珅专权的拨乱反正。而他本人对于军机处的作用并不否定。在嘉庆时期，军机处甚至被抬高到了“平章军国重事”的宰辅地位。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清军失利，恭亲王奕訢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更换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权贵管理军机处，史称“甲申易枢”。 奕劻、奕譞、世铎的行政能力远不如奕訢，但是对慈禧太后惟命是从。所以，“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军机处已变为慈禧太后肆意使用的统治工具。 武昌起义爆发前的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廷责任内阁成立，宣布将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军机处撤销。当年雍正帝苦心积虑创立的独揽皇权的神秘机构----军机处，终于寿终正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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