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地下群租房，两星期洗一次衣服

文｜孔如也

原创｜民间百科（ID：minjianbaike） 

2015年冬天，北京开始大规模清查违规地下群租房，蜿蜒的半地下通道充斥着一股发霉的气味，每一个隔断的房间，都贴上了一张限时搬出的通告。

一连几天，负责催促我们的同志近乎天天都会光顾我们那里，挨个敲门：“赶紧收拾收拾搬走，这儿不让住了。”

恰逢那几天熬夜工作，白天调休的时候听着门外“哐哐”的拍门声紧张万分。说不上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有些心虚。

透过上方的空隙，听到很多人拉着拴绳关掉白织灯，这些人，或是因为夜班、或是因为还暂无工作，大白天的待在这个出租房里。人们沉重的喘息伴着一些人的呼噜，对门外的催促充耳不闻。

拍门声持续了一会儿，外边的动静在他们中气十足的谈笑中渐渐远去。声音开始陆续嘈杂，一盏盏微弱的灯光亮了起来，照着各自脚下的一片地儿。

“这帮小兔崽子。”老吴扯着嗓子骂骂咧咧的声音像是工地上工头一声令下的开工，“来来来，接着打，九筒！”“哗啦啦”的麻将声伴着自家婆娘嗑瓜子的声音，吆喝声中也有臭骂。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来北京之后认识的第一批同僚们，他们通常操着一口浓重的外地口音，夫妻两人挤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隔断房间，门口的锁都需要自己去买钉子装嵌。

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毫不见阳光，过着地鼠般的浑日子。

这日子终有个头，距搬离最后日期还有一天的时候，我顶着俩黑黑的眼圈看着老吴从他那间隔断房里搬出来一个柜子，他冲我喊着：“唉，留不住了，你也赶紧走吧。”

我说：“好。”转身去屋里拿了两根烟，一根抛给老吴，一根自己点上，他搬了个马扎，坐在那里，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闷烟。

走出长长的地下室，看着手机的信号也渐渐满格，我给一个哥们打电话：“明天来帮我搬家吧，我想结束这段地下室生活了。”

他夏天的时候见过我那间8平米的小隔断，除了一张床，一个灯泡，一个极小的简易柜子，空无一物。

上一任的主人还极为好心的给我留了三四床褥子，可能是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心，也可能是嫌麻烦或者懒得丢。

我希望是后者，这样就不必有太多愧疚，因为后来那几床褥子伴着地下群租房的整改，应该没有下一届主人了。

而我当时单纯的以为，褥子多铺点，可能就没那么潮湿了。都是活着，也将就将就吧。

当晚，我们在附近的一家沙县小吃喝着六七块一碗的馄饨，咕咚咕咚吞着冰镇的啤酒，互相吹着牛，我炫耀着我的这份工作有多光鲜，他向我吹嘘着他现在的PS学习班业内风评有多好，吹过牛后开始对北京这所城市充满期待。

借着酒劲我邀请他去我的隔断的地下室睡一晚，两个人挤在一张仅有一米宽的床上，我得侧着身子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

隔邻的还在打着麻将，通常来说，甭管你是三点还是五点睡，都必须有足够的抵抗噪音的能力，要么你就得足够困。

半夜，他拍拍我：“抽根烟去？”我疑惑了一下：“就在这抽呗。”“太他妈热了，睡不着。”他抱怨着。

穿上衣服走出地下室，找了个石墩，往上一坐，我有一搭没一搭的问着他的感受。嗡嗡作响的蚊子没事也出来凑热闹的叮着我们裸露在外的大腿。

第二天送他走，他对我报以同情的眼神。

我笑着想踹他一脚：“行了，走吧，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那时候，他在物资学院附近住着一个8人间的宿舍。

如果比惨，我可能要稍微惨一些。

乍到北京，兜里揣着一千块钱，信誓旦旦要找工作、找房子。

碰到一个愿意收留我的公司问我想要多少薪资，我想都没想：“多少都行，只要有口饭吃。”

大概我这么便宜的劳动力实所罕见，第二天我就去跟他们签了合同，一个月3000工资，管一顿饭，啥活都干。老板是个大导演，我曾一度把他放在嘴边，以此作为吹嘘的资本。

找到工作了，自然要找房子，原以为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小窝，哪曾想一间房子起码要两三千，摸摸兜里的钱，我鼓足勇气问曾收留我大概一个星期的老乡：“500的预算能住什么？”他显得有些高深莫测：“地下室。”

我发誓，那时我对于地下室这个词完全没有太多负面评价，毕竟，你让一个连隔断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去想地下室和一般的房子有什么不同，着实有点难为情。

我一连找了三个地下群租房，最终选择了后来的那个。原因有二，近，以及便宜。

一个月450，水电全免。能用电的只有一个灯泡和一个插排，水房与厕所在一块，只有凉水，哪天厕所一堵整个地下室全弥漫着着一股臭味。

夏天男人们光着膀子，穿着裤头，拿个脸盆，接一盆凉水，往身上倒，这就是洗澡了。老实说，正逢天热的时候，这事儿我干过不少次。

唯一需要提防的，不是伤风感冒，而是老旧的木门关不上时从门口走过的女人。两个水房挨着，一男一女，女的在里边，那群糙汉子到不怎么在意走光。

去到的第一天，我以为我走错了，连着给二房东打了三个电话，都无人接听。

而原因是：在那间8平房左右的小隔断里，虽然没有衣物和日常用品，床铺却铺得板板正正，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人住，我以为是因为我记性不好而记错了地下通道里的岔道。

岔道的对过，几个光着膀子的大汉在屋里看着一台像是二手市场上淘的黑白小电视，胳膊上纹着龙或者虎。操着一口我完全听不清的口音，几个人大肆嚷嚷着。

我有些忐忑，摸了摸兜里还有一盒烟，深呼吸了下我走进去先给每人递了根，向一个坐在门口的汉子问：“大哥，您知道对面那间屋子有人住吗？”

他头也没抬：“之前一个女的住那。”想起我那所谓的二房东也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我解释道：“之前一个女的把那间房子转租给我了，但是现在我又联系不上……”话没说完，他就把我打断了：“门锁着就是有人，门没锁就是没人。”

至此，我心一横，将行李箱拎了进去，住进了那个小窝。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跟我对话的汉子，别人叫他老吴。

是夜，大概七八点。我从门后拴上门，铺好行李，往床上一躺。

听着我听不清的对话、哗啦啦的麻将，还有电视里播放的孝庄秘史中多尔衮撕心裂肺的喊着玉儿，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那是我在地下群租房的第一晚，除了半夜隔壁嘎吱嘎吱晃动的床声，其他都还好。

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在工地上工的工人，这一点，不分男女。

后来与老吴渐渐熟了些，我也会经常去他那间小破隔断里跟他们厮混。

当然，麻将我没碰过，我怕身上仅有的这点钱一不小心全进了这帮混蛋的口袋，他们能从晚上八九点一直打到第二天五六点，精力旺盛得仿佛一头牛。

老吴介绍他的朋友们给我认识，除了与他在一个工地的工友，还有一个小区的保安印象深刻。

每次保安下来闲聊，老吴都会客客气气地给他敬烟，还会给他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

我也恭恭敬敬的喊着他哥，希望他能偶尔照顾我一下。

后来我的快递有一大半都是他帮我代收的，因为地下群租房没有门牌号，只能在小区门口寄存。

入冬之后，渐渐冷了，屋里有暖气片，却没有暖气。

我还是在那个小公司干着朝十晚十二的工作，每次回来都疲惫得要死，往床上一趟就不想动弹。

床铺有些潮，半年都没有晒过。澡也不能洗了，偶尔老吴还会像夏天一样直接一盆水往身上泼，但泼完之后也会一打哆嗦。

衣服脏了就得用冰冷的凉水去洗，每次手都冻得冰凉。

后来跟着他们学会了囤脏衣服，穿脏的衣服往一块一堆，两个星期洗一次，难洗的衣服往水里泡一会，捞出来揉吧揉吧就扔简易的衣柜里晾起来，下边再摆一个脸盆接着衣服滴落的水。

老吴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打麻将到深夜了，偶尔还会放个假。这个时候，就只有震耳的呼噜成了我睡觉的催眠曲了。

有些上工的工人走了，至于去了哪，老吴说有些他知道，有些连他也不知道。

与之前相同的是，白天和夜还是没什么区别，睁眼什么样，这一天就什么样。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仿佛知道我们这群地下蚁族并不怎么光鲜似的，一纸搬离通告将我们都揪到了太阳底下，时间截止恰是我房子到期的那一天。

我最后一次回到那里，想看看曾经的地下群租房成了什么样子。保安不是我之前认识的保安大哥了，拦着我没让进。

而我，在辞了那份工作后，再也没去过地下室，再也没遇到过一个月450的房子，再也没有遇到过老吴及他的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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