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语出自《论语·宪问》，但是，最后一句被改了，原文是：“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只看此语，好象孔子成了一个隐士，而且好象也在提倡着当隐士一样。假如孔子真想当一个隐士，何必再周游列国呢？实际上，孔子在这里所说到的人最高的只是贤者，还有一种更高修养的人，那就是圣人，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滔滔而不避”，他们以救民于倒悬和仁民爱物为己任，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天下之人无数，能达到圣人境界的没有几个，因此，孔子并不用圣人的这种境界去要求人们。达不到圣人的境界，那么，就有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贤人在天下无道的时候，无法有所作为，但是，他们绝不同流合污，更不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会端正自我，“危行言孙”，也就是端正地去做该做、能做的事，而说话却小心谨慎，虽然他们不入世从政，却能坚守节操，这就是“避世”的做法。第二种情况，因为此地混乱而不能推行道义、有所作为，便会离开此地，寻找能够推行道义、有所作为的地方去，他们同样会坚守节操。第三种情况是，看到对方表情不好的时候就避开；第四种情况是，听到对方的言辞不好就避开。钱穆先生说，后两种情况是，“避地以降，渐不欲避，志益平，心益苦。”（《论语新解》）如果我们把各种情况联系起来讲，那么，可以说，当天下无道而无法推行道义的时候，圣人当然是以天下为己任，尽心尽力来救世，但是，没有圣人的修养，那么，如果能避世就避世，不能避世就避地，不能避地就避色，不能避色就避言。如果能避世、避地，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却不一定具备避世、避地的条件，这样就只能避色、避言了，也就是说说再能在乱世之中存身，却又要正而行，更需要心志的平与坚定。在圣人来说，根本不需要避，而是身在现实中救苦救难，心在世俗名利外。来可泓先生说：“孔子是反对隐士思想和行动的，他也曾被长沮、桀溺等人骂得很难堪。但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比之于当政的斗筲之徒要高尚得多。”（《论语直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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