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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兴永10兩川型锭 明末清初，四川省遭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战乱，赤地千里，野无居人，农业生产一时几陷停滞，致使以前的种蔗制糖，早在历史上名冠全国的四川糖业一蹶不振。 张献忠入川 四川沱江东岸，毗连遂宁，也是甘蔗生产的良好地区，明末清初，甘蔗亦几告绝种。据说，清朝康熙十年时，有福建省汀州人曾达一，来四川内江一带经商(贩卖珠宝)，深感此地气候、土壤与福建略同，探知亦有种蔗基础，渐萌在此发展甘蔗之念。数年后因迎亲入川，遂顺便输入福建蔗种，在内江繁殖推广，当地农民因可获利，兴起种植。 甘蔗田 曾君乃于内江龙门镇、梁家坝地方，创设糖房。随着甘蔗生产的发展，糖房、漏棚到处兴起。(糖房：系直接榨取蔗汁，经过澄清、除杂质处理，煎成带蜜糖的加工作坊。漏棚：系专用糖房熬成的糖清作原料，加工成土白糖的作坊。) 內江曾氏老宅（曾达一） 经过二百多年来的发展到沱江流域许多州县，形成了四川省近代产糖的主产区。迄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1937年以前)，四川省蔗糖生产水平，已跃居全国之首。 古代制糖工艺与压榨石滾 四川省征收糖税的历史，远的尚待考。今可考者，在清朝嘉庆以前（1796年以前），在内江一带即有“文殊会”的兴起，民间相传，文殊菩萨骑的狮子，吃了甘蔗，排出的粪，便是白糖，故糖业界人以神事之。
全兴永相关史料 每年祭祀，需要费用，“文殊会”便以每万斤糖清(制白糖的原糖)或红糖，取费一千二百文(即一千二百个小铜钱)，作为一切开支。至嘉庆年间糖房和漏棚虽已不少，仍仅“文殊会”取祭祀费，并无糖税之说。
內邑糖厘 到咸丰年间(约在1851年前后)，各地开办厘金，地方政府便委托绅士(当地的大地主之流)，于每万斤糖征收六百文，其后连同“文殊会费”一并收取，共征钱一千八百文。
內江糖号相关史料 至光绪初年(1875)，每万斤糖加征至二千四百文;隔年增至二千八百八十文;及至光绪二十年(1894)因“匪患”办团，复将糖捐加为三千六百文；到了光绪二十四、五年时(1898-1899)资阳县亦仿效内江增收糖捐，办理团务。
源昌祥 迄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地方互争管理权限，遂发生诉讼，控告至总督衙门；同时有内江人门银山、胡火山者，呈献征收糖税方案:设立专局，派员查搞(即由专人查糖房、漏棚的实际产糖量)，进行征税。
永泰 当时四川正急于筹措川边经费，对此建议大加采纳，遂批示征收糖捐一律收归官府办理，不由绅办，一场争讼遂告平息。门银山、胡火山两人，因献策有功，博得清政府授予“同知衔”的嘉奖。不久清政府即下令资州州官沈继贤在资州(今资中县)设立糖厘总局，管理资五属糖税;并于简阳、资阳、内江、宜宾、富顺十余县设立分局或支局，专理糖税，余则委所在县衙门兼办。
德丰 后因沈继贤办理不善，遭到人民反对，乃换姚子祺接充;并改订每万斤糖征税四十吊钱，即从原来的三千六百文即三吊六百钱，增加为四十吊钱。各县糖房、漏棚，因加税过重，均推代表赴资中请愿，结果改为“征商不征农”。沿用不久，办税的人为免除零星上税的麻烦和不易稽查的关系，乃呈请由糖房、漏棚代为完纳糖税。
和记 1912年，正当建立民国之初，川省财政部始将糖捐正式定名为糖税，税率减为糖清一斤征钱二文，裁撤各局，归并各县署征收课办理，而税收税减。至1913年，川省财政司乃仍设糖税局专办，征收税款，改征糖商，解除糖房、漏棚代征代缴结箅垫完责任。
义和祥 清代至建国以前，内江糖销售由糖号经营贩卖，其中较大糖号有全兴永、源昌祥、永泰、和记、裕通祥、德丰、义和祥......等数十家（见附表），以批发为主，糖号为糖品贸易中枢。
民国时期糖税缴款书
民国时期重庆市糖商公会申请书 内江糖号分为三种:1.本帮:为本县糖商所组织，也可受外县糖商的委托，代为进货，委托者以年终进货的多寡，给以报酬;2.外帮:外县糖商，在内江设号，长期驻内江办货者，如重庆、江津、忠州、富顺、泸县、綦江、丰都等帮;3.贩庄:邻近各县糖商，有未在内设号，只在糖品上市旺月，携款来内江采办者，此种销量数量甚多。
1950年重庆市糖商公会交易单 糖号所贩糖品的种类，并不限定，视当年某种糖品的销量，市价及存底等情况而确定。简阳、资阳、资中三处糖号分为两种:行庄、即是当地大量采办，批发外县的贩商;挖庄，贩自糖房、漏棚或行庄的糖品，再分零售与批贩。
新中国冕宁县糖票
內江县糖票
资中县糖票 建国后，食糖销售由国家统一进行，先由糖酒工业管理局、糖酒公司、四川省各地糖酒站负责购销、调存;县(区)由糖酒公司负责食糖购、销、调存;区、乡供销社在糖酒公司批发后销售农村市场。这样一来就正式结束了几百年来的糖商分销制度，慢慢的，这古老的糖商行业，也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大正10年台湾制糖株式会社股票（现在台湾糖业公司的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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