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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地狱篇》中，地狱入口处门楣上写着这样的句子（据北大田德望教授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由我进入愁苦之城, 由我进入永劫之苦, 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之中。 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 神圣的力量，最高的智慧，本原的爱， 创造了我。在我以前未有造物， 除了永久存在的以外， 而我也将永世长存。 进来的人们，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 在19世纪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处，有一根3.5米高的界标柱，一侧刻着彼尔姆省的省徽和“欧洲”的字样，一侧刻着托博尔斯克省的省徽和“亚洲”的字样。对流放者而言，这里无异于但丁笔下的地狱之门。一些流放者在柱子上涂写最后的告别语，还有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涂层上。 对于被流放的人，通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旅程令人望而生畏。《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四川文艺出版社）揭示，即便是身强体健的罪犯，从欧洲出发，在路上经过几个月或几年的旅程，到达目的地时，也变得体弱多病且饥肠辘辘。19世纪初，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他们大致从五个城市出发：圣彼得堡、波兰王国的比亚韦斯托克（此时波兰被俄国统治）、乌克兰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和赫尔松，以及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大多数流放者及其家人会经过莫斯科的中央中转监狱，然后东行，经过弗拉基米尔。在19世纪，弗拉基米尔路与流放制度同意。弗拉基米尔路通过喀山和彼尔姆出俄国的欧洲地带，穿过乌拉尔山与西伯利亚大驿道交汇，西伯利亚干道在西西伯利亚平原上蜿蜒，经过秋明、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然后进入东西伯利亚茂密且沼泽众多的森林，经过阿钦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终到达伊尔库茨克。按照契诃夫的说法，这条路是“最长而且是我眼中世上最丑陋的道路”。 弗拉基米尔 流放者会分到衣服，如果是冬季，还会分到羊皮大衣。但是，这些质量低劣的衣服和靴子，显然无法让他们抵抗严寒，流放者只好从当地居民那里自己购买衣服和鞋子，没钱的人只能赤脚走路。在寒冷的季节，他们可能遇到零下20度或零下30度，甚至零下46度的低温，有人会死亡或生病，还有人逃逸。沿途的一些地方当局，会留下那些身强体壮的流放者在自己辖区的工厂工作，直到苦役摧毁他们的健康之后才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因此，出发的人数和最终到达西伯利亚流放地的人数会相差很大。 尽管如此，1822年流放制度大幅改革之前的几年里，到达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仍然不断增加。1807-1813年平均每年有1600人，而1819-1823年平均每年是4600人。由于流放制度濒临崩溃，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制定了一份《关于在西伯利亚各省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它成为1822年发布，覆盖更广的《流放者章程》的组成部分。章程规定，在西西伯利亚流放沿途建立40个休息站，在东西伯利亚建立20个休息站。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被流放者 在流放队伍中，戴着手铐和脚镣的苦役犯走在最前面。苦役犯后面是仅仅戴着脚镣、被流放到定居点的人。再后面是不戴镣铐的行政流放者。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自愿随行的流放者家人。最后是四辆各用一匹马拉着的大车，运载流放者的财物，每个流放者的物品不得超过12千克。如果车上有多余的空间，年老者、年幼者和病人可以乘车；如果没有，他们可以自己花钱租车；如果没钱，就只能步行。由于休息站既拥挤又肮脏，流放者几乎沦为牲畜。糟糕的通风条件和存放粪便的木桶，使之成为各种疾病的渊薮。 对于女性流放者，漫长的流放之旅更是严酷的折磨。大多数被流放的妇女此前没有卖淫，但官员认定她们都是妓女。因为无法将少数女性流放者和大批男性分开，在流放途中，她们不得不拥有一个并非由她自己选定的情人，选定方式是价高者得。如果这位女性拒绝，则可能遭到报复——例如，光天化日之下的强奸。为了从男性这里获得保护和生存所需的物质援助，她们竞相以身相许。最令人气愤的是，当局一般把这些出卖自己的女人难看做自甘堕落，而非陷入绝望后被迫所为。 对于这种极端状况下的女性，显然不能用道德来简单评价，她们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恶劣境况下的迫不得已。需要指责的是让她们沦落到这种程度的政治制度，以及野蛮无理的专制权力。押送流放者的普通兵员，往往是最肆无忌惮的性侵者，他们利用自己权力代理人的身份，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流放者实施合法伤害权，轻易侵犯女性流放者的名誉和尊严。一些押送兵将罪犯的性服务当做自己工作额外津贴的一部分，并以此买卖女性身体。 而更严重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充斥于流放制度存在的每一个时期。1882-1852年，托博尔斯克11个省长有5个因为腐败被解职。1847年的一次调查发现，东西伯利亚总督维尔格尔姆·鲁伯特犯有包括征用苦役犯为自己建造私人住宅等多重罪行而被迫辞职。在基层，一百多个运送指挥部的官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劫掠罪犯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为了保护自己，罪犯在流放途中组织罪犯协会，大约十个人选出一个代表，与押送官兵和官方交涉。一旦到达托博尔斯克，罪犯协会就会解散重组。 但是，因为路途遥远、气候恶劣、食宿极差、疾病泛滥等原因，绝大多数流放者到达目的地时已经身体衰弱且疲惫不堪。经受了这样的折磨，他们很难努力工作，更愿意乞讨、偷窃和谋杀。如果说，一部分无辜被流放的人本性不坏，那么，经历了这样的地狱之旅后，他必然会对沙皇专制政府产生深刻的怨恨。一旦找到机会，这股怒火就必然会以骇人听闻的暴力泄放出来。“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为寇仇”，其作用机制正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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