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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对性文艺的态度鲜明。他认为“同是说一件性的事物，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识，又会用了艺术的选择手段，把所要说的东西安排起来，那就是很有文学趣味，不，还可以说有道德价值的文字”。本着这个原则，周先生对性文艺进行了区别，对“淫书”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认为“淫书”“妨碍了人性的生长”且对“淫书”的着者颇有微词，认为做戒淫书或做淫书的人，大都有色情狂的倾向。笔者以为，他并没有客观、全面地看这个问题，从他对白行简、叶德辉二人之文的评价看，中国古代涉性的书多为淫书的。然而，对现代的性小说、性文艺，他却是倾力维护的，他对郁达夫小说《沉沦》的辩护即是一例。 当然，同所有的性学研究者一样，周先生的性学思想最终也要落实在性教育的实施上。他曾引用《笠翁偶集》卷六中的一节话做为性教育的立论原理，“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常见可欲亦能使心不乱？？使终日不见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乱也十倍于常见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中与此辈习处，则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心之不乱不大异于不见可欲而忽见可欲之人哉！”周先生认为“这实在可说是性教育的精义”。由此，他提倡开明的性教育、净观的性教育。在性教育的对象上，他尤强调对女子与小儿的性教育。他亦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中国实施性教育的困难，同时亦意识到性的教育遭受青年误解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周先生都以“沉静、坚忍”的心，本着“自然的，科学的态度”，倾其全力，传播性的知识，纠正人们的性观念，支持性教育，探索性教育的方法，时刻以警醒的心注视着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偏差，予以疏通、引导和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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