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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琳丨透过工具理性探析现代社会政治哲学路径 透过工具理性探析现代社会政治哲学路径 王奕琳◆文 摘要：随着工具理性日渐“规范”着社会各个层面的运转模式，启蒙时代所召唤的人类主体理性已经成为哲学形而上领域中的陈列品。故此，在分析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进路时，应该对哲学思考的现实社会基础进行探讨，即生产方式如何演变为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如何控制生存方式、以及既定的生存方式如何上升为政治统治方式。本文通过对工具理性已经造成的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对由于工具理性在思想领域的渗透和将会造成的单向度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现代化社会背景下政治哲学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启蒙运动 实证主义 工具理性 存在论机制 合理性 在当前现代性发展趋势下，生产模式的革新与普及已经模糊掉国界、种族，甚至信仰之间的区别。各国的利益协同目标可以是建立在对科学探索的共同追求之下；不同利益体之间的矛盾可以是源于对生产优化的角逐；资本的扩张可以依靠生产线的复制；个人可以通过熟练的掌握技术而自由迁徙成为全球公民。 人类社会生存在不同的地域，却依托于相同的生存方式，进而衍生出相似的思维模式，这使得相较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期的人奴役人的生存状态，当前的发达工业社会下的人则是生活在无形的“模式”控制之下，“抗争”显得无力、无目的，也更不需要，因为无论是如何生产生活资料，还是应该创造怎样的生活，都被详细“告知”。而现实中的压制感，则演变成了一种“安全感”，想要“摆脱”压制的目标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团结”，越是想要挣脱无形的压制，却越是需要将现实的“规范”做到极致，越是要抛弃个体的批判理性而成为极权化统治的捍卫者。由此，对社会发展结构的研究和对政治发展模式的哲学思考，需要建立在社会发展进路的深层次探究的基础之上。 一、工具理性对启蒙思想的诘难 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逐渐真正作为“主体”统治人类社会中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直至发达工业社会形成时期，空前膨胀的人类理性已由启蒙的最初含义转换成“人”作为主体而对其它“存在”进行驾驭的工具理性，这使得人类社会的内在发展结构和逻辑在程度和方向上都发生了深刻变更。“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设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1], pp.6-7）。 韦伯曾在《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中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其中，人类利用科学研究探索自然、控制自然的成果充分证明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但在科学无界限延伸的同时，就为理性向工具化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那么，科学技术与人类理性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理性”在古希腊是指以人自身目的为出发，以探索客观真理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同时包含了在理解客观世界的前提下超越客观世界的双重追求。毋庸置疑，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要求理性的逻辑性和计算功能，而对超越客观世界的追求则是需要某种价值特征。启蒙运动以给人类带来“光明”为旨趣，将人确立为中心，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从一个先天观念的角度出发，从而从“我”的存在推演出外在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样，人类的理性就高居于自然界的存在，那么也就放任了理性追求客观真理的限度。 在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驾驭自然界的过程中，需要计算性的、以自然为演算对象的高度抽象的数学等式，即实证主义的思维，“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 也不是偶然的认识, 而是方法”（[2], p.19）。实证主义的计算精确、追求实效的特点蕴含着一种技术性思维，极大地促进着实验室以及生产流水线的技术发展，实证主义也将理性逐步推向技术理性层面。技术理性自始就以功利目的为目标，即是将人的理性投放到解决技术难题的任务中，却无意关心技术问题关涉的“人”的生存问题，由此导致理性固足于技术效能成果，而放弃理性的超越客观的价值追求上的功能；从而，理性成为只是解决技术问题的组织手段，亦即为物质生产如何提高工艺水平而效劳，那么理性也就发展出了工具的特征，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思想奠定的人类主体理性的中心位置，特别是由科技大发展的促进，已经成为人类理性的有形延伸，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存活动的空间。工具理性以量化、数字化、标准化的科学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对人和自然界的应用都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资料。理性通过形式逻辑和数学的训练，认为社会生产和自然界都可改造为量化和形式化，“形式逻辑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计算世界的公式，数字成了启蒙的精神准则”[3]。由此造就的发达工业社会，整个社会的运转都要经过理性的严密过滤，几乎任何一个人类相关领域都能够被数字化、程序化，这导致把现实活动与固有的形而上目的分离，也就使得过程的求真与目的的求善分离开来。 虽然整个社会在严谨的机械形式下有序运转，但是，理性思维衍生的工具理性把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方式同时运用到人类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后果表明，作为以彰显“人”的价值为目标的启蒙思想遭到了工具理性的绑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活动空间通过工具理性思想指导下的科技发展而获得的延伸，转而发展成为程序运作化模式对“人”的主体性的禁锢。这样，“人”的价值以一种崭新的“体面”形式被再次贬低。理性成为工具理性后而被剥离掉了自主权，启蒙又变成了一种蒙蔽。 在这种工具理性培育下的现实发达工业社会中，由工具理性运作模式指导的生产方式已经全面渗透到各个生产环节，进而导致劳动者也形成了相应的工具理性化的思维模式。劳动者的这种工具理性化的思维模式，使劳动者能够准确地掌握制造流程中的程序，在生产出所需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将物质产品在种类上的复制和数量的增长误认为是“人”的能力的提升，毋宁说是对“人”在本质进化方面的一种误解；同样，在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工业社会中的“人”，以程序化、标准化的物质生产目标覆盖了自由的、多维度思维和判断的精神活动，从而抑制了“人”的能力水平的正常发挥，桎梏了“人”的多维度视角，而这在实质上体现的恰恰是“人”在本质上的萎缩。 二、意识形态由多元走向单一 工具理性在现代性社会中已经成为指导自动化、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圣经，这种标志着人类主体性启蒙的思维方式使得具有探索性质、并能够体现主体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成果空前大繁荣。受其推动，发达工业社会生产率飞速提高、产品量激增，产品种类极大丰富。在这种工业化打造的当代社会中，人类社会摆脱掉物质短缺状态，并逐渐由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品，转换成物质相对过剩。 被“工具理性”整合在一个严密的运转体系下的社会，“人”的选择性自由、自主消费空间是已然成为接受工具理性“规范”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每个该体系中的人，都必须适应并生存于工具理性所规划出来的社会生产体系的严密的程序性控制之下，整个发达工业社会都被整合进具有工具理性性质的体系。由此，社会发展转而演变成片面地强调生产过程的实证性和程序性，同时异化掉理性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社会的统治者进而可以逐步依据“看得见”的生产流水线掌控住“看不见”的“人”的思想，转而再通过对思想的掌控来维护生产流水线的运转，最终实现资本持续增长的目的。 毫无疑问，如果说流水线可以程序化，生产方式可以程序化，但是人类的思想却是自由的阵地，思想的自由是人类所具有的特质，更是人类以“反思”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源泉。社会进化是基于劳动工具的革新，而对于劳动产品的需要和社会发展变革的思考，特别是具有批判性的反思，是社会得以不断完善的导航仪。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用工具理性绑架思想自由，桎梏住思想的多元化，压缩思想的批判空间，那么这也就相当于从本质上扼杀住了社会良性运转的动力源。 对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学家将工具理性视作考量生产流水线合理性的标准，认为思想的多元化就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以此能够在相互的张力下保证社会历史的唯物性。但是在以程序化为特征的现代工具理性控制的社会中，多元的社会形态不符合实证性的工具理性理念，违背工具理性追求单一化结果的本质。在这样的工具理性思维指导下的现代发达工业社会里，天然具有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也需要相应地转变成为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即思想的多元性被实证主义整合在单一结果中。从而，思想文化经流水线过滤成标准化“产品”，演变成为具有生产性质的“大众文化”；进而，“大众文化”也就成为了统治阶级主导社会的生产思想流水线体系。 “大众文化”发展成为“文化工业”之后，为统治阶级生产出与工业社会生产流水线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毋庸置疑的是，这种产生于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并旨在维护社会生产的“大众文化”势必是一种将工业社会中的人的思想控制在单一的、不容许有任何自由思想、批判思想萌生的封闭空间中的畸形文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性阐述认为，在当下的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存在中的一切几乎都已被文化冠以相似的名义，特别是通过电影、广播和广泛传媒界而打造成了一个系统，使得整个社会不仅在各个部分领域之间取得一致，并且在社会整体上也被整合成一体，即使是在政治上持相反观点的人，也一致对于工业社会的机械化生活节奏褒奖有加。这显示出整个社会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形成了显著的一致性。这样的文化模式打造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虚假统一。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文化，已经成为了具有统治功能的工具，控制住了社会中人的思想的多元性和批判性。特别是借助于文化传媒的功能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卡迪拉克牌小汽车……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1], p.8）。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生活中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质是一种统治阶级为了要把整个社会整合成为一个具有程序性、不具有反抗因子的“安全运转”的社会而强行“灌输”给大众的幸福感。 从整个现代工业社会体系看，由消费带来的“幸福感”实质上是工具理性模式运作下的社会生产链的末端。这导致现代社会在宏观上就成为了工具理性模式发挥的载体。那么，在整个追逐物质同构的过程中，其结果必然是人们在发达工业社会体系中将生存目标定位成为满足物质需求的挣扎，然而这种物质需求实际上却是由传媒宣传的广告“告知”的，其实质并不是经由“人”的自由意志的判断而得到的结果，即“最流行的”被等同于“最需要的”。这即是说，当统治者控制住了“最流行的”趋势，那么也就控制住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将社会中的一切思想纳入了“理性”的幻象中。 生活在这样的理性秩序中的“人”竭力追逐“被灌输”的物质幸福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丧失了“不幸的意识”之后的虚假的快感，即是“在不幸之中的幸福感而已”，随即这种由外在“权威”规定的需求，随着工具理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渗透与深入，愈加使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对接受这种被统治状态变得理所当然。最终，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丧失了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的“单向度”的社会，进而演变成经启蒙洗礼过的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再次丧失。这体现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执于把周遭世界仅仅当成是一个盲目目的，由此，这样社会中的人只能借助于机械地重复自我来感受。显然，这样的自我在实质上只是一种丧失掉自然属性的抽象的自我。这样一个衰落的自我拥有的是被灌输的一种以剥离掉特殊本性的虚构的神话。 对于发达工业社会所导致的“单向度”社会的弊病，马尔库塞的批判无疑是最深入、最犀利的。透过马尔库塞的批判可以看到，发达工业社会对大众传媒领域的占领折射出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机制”（[4], p.133）的哲学思考。“此在”具有“去存在”和“向来我属性”之本性，从而探索并回答“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所是者为谁？”[5] 而在导致“人”的异化的社会里，“人”的生存状态不仅仅体现在“物性”上，更深层次地体现在“人”的真实本质上的“迷失”，“也可能日常此在的这个‘谁’恰恰不向来是我自己”（[4], p.167）。马尔库塞将这种“迷失”投射到工具理性指导的发达工业社会时，批判的矛头直指“虚假需求”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上，“人们可以拒不承认灵魂实体、意识的物性、人格的对象性，但人们在存在论上仍假设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的存在或明言或未明言地总具有现成性的意义”[6]。 虽然海德格尔没有特别分析现实社会的物质条件与政治因素，但是却从“存在论”意义上将“此在”这种“单向度的人”的“本真”在日常在世的迷失归为“沉沦”，这恰恰是与马尔库塞批判的“虚假需求”下的“单向度的社会”和“人”的哲学形上的导源形成呼应，即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生存是由统治者支配的被动“沉沦”，是“从自身脱落到自身”。 生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的“人”，处处以统治阶级，也就是以工具理性的标准化思想掌控着自己的存在状态。组成社会多维化的各个人所具有的差异化的思维方式被整合在“大家”的意识形态之中，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以大家、公众为标准，向大家、公众“看齐”，这就使个人的生活“沉沦”到“统一”的体系中。发达工业化社会的“人”已“沉沦”在对统一化的社会体系下的标准化生活的追赶上。这样的“单向度”的“人”总是担心不能与“他人”同步，因为，标准化的社会生产、生活结构已不容许多样性的存在。“不能容忍一切对立因素的‘我在’，越是要在他的必然力量中摆脱盲目性，就越是在一种模糊不清的命运中感到茫然无措”（[4], p.142）。其结果就是“他人”用似乎永远是正确的“公众意见”为每个人提前准备好了“存在”的模式，而真正本真的“人”则成了旁观者和麻木的追随者。“此在在谈起它自己时也许总是说：我就是这个存在者，而偏偏它‘不’是这个存在者的时候它说得最响。”[7]“赤裸裸的权力模式的支配对象包括正在衰落的自我，它把提供给它的以及包含着它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并将其变成神话的虚构，而不在乎它有怎样的特殊本性。”[8] 三、政治合理性对批判理性沦陷的承接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是勇于运用人类的理性，即通过每个人都具有的理性对自己进行启蒙，摆脱愚昧、无知和偏见去寻找自由。启蒙运动以后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以保护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的自由和权利，这种理想成为人类社会的无限追求。此后，无论是自由主义政治生态还是集权主义政治生态都同样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亦即对启蒙运动捍卫的人类理性的呼应。 在社会化进程中，对提高生产技术的追求充分建立在注重计算与追求效率的实证主义思维模式之上，极大地促进了技术的大发展。正如卢卡奇对物化世界的描述，即社会中的对每一项重要事实的考量都可通过统计数字、计算模型等等来完成。换言之，“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9]。实证科学的方法论主张科学假说可以通过经验证据得到验证，因而，实证主义认为一切事物存在共有的普遍性规律，这就构造出了“普遍有效性”的幻象，即通过先确定实验条件的方法，力求事实判断而排除价值因素的干扰。然而，人类社会单方面对事实的追求的历程证明，工具理性的广泛应用已经将技术本身打造成了一种具有在方法上、统筹上的统治性功能。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从生产流水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单面的思维方式，俨然成为了社会的一种组织原则，由此导致社会对“人”形成全面统治、控制和操作的深层基础。与此同时，私人空间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对立在表面上被抚平。 由此，体现在现存制度上则表现为技术助力形成更加有效、严密的统治。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相反是愈加形成一个统治体系。技术以其广泛渗透的力量将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到一个“整体”中，使得“整体”之下的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10]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被收纳到一个程序化、逻辑严密的运转体系中，而这种看似极具合理性的社会结构反过来使得人类获取知识过程中所需要的思想引导也被中性化了，毋宁说，这种“给定”的思想是社会市场生存的入场券，也是个人商品价值获得提高的必经之路。“因而，那种反抗偏执的自我内心省察遭到了彻底失败。最后，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一知半解变成了客观精神。”[11]至此，工业流水线的生产设备具有了极权性质，它不但影响着人的职业和技术，并且还影响着个人对未来发展的需要和愿望。 当工具理性取得主导性地位之后，支撑着人类行为的理性基础就被置换成工业机械化过程。人类的理性已不再是启蒙运动所唤醒的照亮人类光明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而是发挥个体的潜能以期在实现真正的自由的梦想幻灭之后能与这个机器化过程实现协调一致的工具理性。通过这个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都将按照这种理性原则来建构。人只能在既定模式下生存，“物化过程已经变得如此严密，以至于一切能动性，或者甚至是对事物真实状态的单纯观念，都变成了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乌托邦，或一种离经叛道的宗派主义。这种表象竟然如此集中，以至试图在客观上戳穿它的一切尝试都变成了一种幻想”[12]。其必然结果是所构成的社会将以忽略掉“正义”的存在价值为代价。 通过技术的合理性指导的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掉了理性本质中包含的能够不断否定不合理的现实，以达到现实与理性相一致的特质。当工具理性吞噬掉理性具有的能够推动历史辩证发展的特质时，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就转变为依靠这种“合理性”的程度。这证明，工具理性导致的合理性异化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辩护工具能够为统治阶级、为社会现状和非正义行为作辩护，论证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经过工具理性整合的工业化社会，即具有现代性的当代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上的倒退，从而在社会管理层面上演化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对“人”的价值关怀维度的、具有政治极权主义导向的“单向度”社会。与此相应的是这种“单向度”的社会中愈加表现出的政治合理性，进而从生产方式到社会管理层面全面抑制住“人”的主体能动性：“技术造就起来的大众时刻准备着投身到任意一种暴政当中，他们天生就亲近种族的偏执狂，尽管这样做十分危险，也毫无意义，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代理论观念的弱点究竟何在”。[13]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当代发达工业化社会中辨析出由启蒙思想引申的工具理性所体现的社会发展的“倒退”，因为发达工业时代的实用化思想被抽离掉了“扬弃”因子，那么也就将断裂掉与真理之间的联系。 阿伦特据此深入地批判道，社会应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则要取决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试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或评判标准的。因为，尽管公共世界乃是一切人的共同会聚之地，但那些在场的人却是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可能与另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正好一样”。[14] 这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有理由并能够抵消掉社会的多元性。同样，无论是通过技术中立的合理性，还是通过政治的极权统治，使社会运转走向单一性的结果都将是导致一个扭曲的、畸形的社会。 在工具理性精确程序化的统摄下，这种使得工具理性与“人”的价值丧失之间的矛盾逐渐以现代性的面貌在政治哲学视域下凸显出来，从而奠定了后代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开启批判与重建反实证主义统领下的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维度。 文章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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