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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千年的瓷器烧制经验，中国劳动人民瓷器烧造水平可谓登峰造极，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非常卓越。  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和艺术创造力。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的一页。  康熙 青花五彩海水云龙纹长颈瓶  五彩是由红、黄、绿、蓝、紫、黑等色绘画组成，其意是色彩繁多，并非局限于五种色彩，五彩源于明宣德时的青花加彩，大体经过了青花单彩、青花双彩、青花五彩三个发展阶段，至嘉靖朝，青花五彩于一朝间从面貌到韵味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一取典雅，以极淡雅之青花为主，矾红色的游鱼并不刻意夸张；一取浓艳，青花发色浓艳并加添绿、黄、红釉之诸般水藻纹。而后世亦多有效仿前朝制式。到了清代，发展至康熙朝，五彩可谓极轨。  此瓶以矾红绘腾龙，釉下青花绘云雾。海水、奇石、红龙腾跃于波涛汹涌之上，气势非凡。其龙饰绘画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画工深厚。画师用笔极其到位，线条流畅无顿挫之感，结构、比例、造型经多次打稿修改后呈现出来，躯干四肢粗壮，爪如鹰抓雄健有力，力大如穿透之感。云纹、火焰纹意为“腾空而上，离地直冲云天，如太阳近在身旁”，其遍布龙身显得威风凛凛，象征着天子至尊无上的天威。  釉上五彩波涛、龙纹均二次烧制而成，互不沾染，呈现于白胎之上，分外清新明快。工艺成熟做工考究，乃康熙中期时所制。  康熙 青花釉里红博古图棒槌瓶  康熙一朝，釉里红、铜红釉器，烧制严格，筛选苛刻。正如此，御出之品，日趋成熟，渐达官器标准 。此时御窑，属创烧阶段，各类新品辈出，精者留，不适宜者，刻时停废。青花釉里红始于元代，以钴为着色剂的青花和以铜为发色剂的釉里红，两种技术相结合烧制而成。康熙时期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且有继承和创新，烧制出了更加完美的康熙青花釉里红。经反复试烧，融合青花釉里红效果更为上品。时之匠者，遂以釉代彩，或于两层透明釉间，着笔抹红，绘出纹饰。继而试作新器数类，但有次品，就地弃之。  此时期釉里红发色艳丽明媚，纹饰精美，线条流畅，与青花结合浓淡相宜，和谐顺眼。既有青花沉静安定的特色，又增添了釉里红的浑厚壮丽，丰富了色彩效果，形成了高雅而又朴实的艺术风格。  如见此例通体以釉下青花及釉里红绘“博古图”纹饰，釉里红发色明丽，与青花结合浓淡相宜，相得益彰，纹饰风格别具一格饶有韵味，乃康熙年间之上乘之作。国廷文物所藏此器高80公分，相比于北京故宫所藏各类棒槌瓶尺寸更甚，乃国内青花釉里红棒槌瓶之最。   康熙 青花兽面纹花觚（对） 觚是一种仿青铜器造型的陈设用瓷，随着瓷器烧造技术的不断提高，瓷器的造型更加丰富，很多陈设用瓷开始有了一定的实用功能。经过明代嘉靖、万历两朝的发展，花觚的造型也更加多样化。花觚始于元代，主要流行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这一段时期。 早期的花觚除了陈设用之外，民间多用于插花，布置厅堂。花觚的造型隽秀，端庄大方，线条变化十分丰富。装饰题材有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缠枝花卉或是花鸟等。花觚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明代及清早期的花觚主要是三段式，上面是喇叭口，中间是鼓腹，下部是凤尾，器型古朴典雅。 本品花觚为康熙朝仿成化器，器型分上中下三部分，上下两部分绘有相间的蕉叶纹，中间鼓腹上绘有兽面纹饰，佐以云纹饰地，鼓腹与上下相接处，周圈饰有水波纹饰，口沿外撇成喇叭状，腰部微凸呈圆柱形，足部稍撇，细沙双台阶圆滑底。这件青花蕉叶纹花觚胎体细腻坚实，修胎严整规矩，器形挺拔端庄。 釉面温润如玉，通体呈明显白里泛青，反光文雅柔和，青花发色菁碧典雅，浓淡相宜。构图严谨，线条生动流畅，笔画勾勒、渲染上色都堪称精湛，描画自然大气，笔法豪放传神。整件藏品品相优美，清新雅丽，洒脱自然，时代特征颇为典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瓷器类选书中（494页）与之同款，具有较高的市场和艺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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