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太史公始作《史记》， 14年后， 一部上起三皇五帝，下至西汉武帝的划时代巨著，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诞生； 180年后， 班固作《汉书》， 上至汉高祖刘邦，下至王莽新朝，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诞生。  一、史书的分水岭 《史记》与《汉书》，虽然同为汉朝人所作，却分属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与公元后1世纪的东汉。 这一西一东，一前一后，不经意间，中国史学界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而正是这个转折，使两部巨作之间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以此为界，自此以后的历代史书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这个重大转折是什么呢？那就是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一转折，产生了巨大的多米诺骨效应，从学术界，漫延到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等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众史学家的思想与理念也深受影响。 二、班马异同 因此，我们会发现，虽然编撰《汉书》的初衷是源于对《史记》的续写，并且班固在续写《汉书》时也借鉴和移用了很多《史记》的内容，但是，对同一史实，两者的行文思想与内容取舍之间，有着相当的出入，这也就是后世史学家所评价的“班马异同”。 “斑马异同”背后的原因可不仅仅是两位作家个性偏好的差异。 从著书的宗旨上看，《史记》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为私人著作，最后也“藏之于名山”；  班固的《汉书》实则为国史，甚至在整个著书过程中都受到皇帝的干预，把其视为官方的产物，一点也不为过。 至于书中内容到底有多少受到上位者意志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外部环境 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独尊儒术”这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后的写书立著之人，尤其是撰写历史的人，深受汉儒所提倡的“政治正确”的思想影响，在此思想之下，众多史书还能有多少能保持相对意义上的中立与公正，我对此深表怀疑。  先秦时期，中国学派与思想百花齐放； 秦朝建立，以“法”治国； 汉初，则以道家为重，即使到了董仲舒这里，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到阴阳家的踪影。 纵观汉武帝之前的汉朝，其实是各种思想流派的综合性运用，正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杂之”。  待到汉武帝与董仲舒一拍即合，正式确立了维护统治者绝对利益的董派“新儒家”的正统性与唯一性后，一切都随之改变。 到了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和班固的大老板汉明帝刘庄，更是汉儒的大力推动者。  再加上刚平息不久的王莽篡汉这样“大逆不道”之事，统治者对如何维护皇权以避免重蹈覆辙的问题变得极其关心和敏感。 甚至一度由皇帝直接出面，引领众臣编修儒家典籍，进一步把汉儒学说推到神坛，使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家学渊源 除去社会外部环境，影响司马迁和班固最深的，当属家庭背景了。 两人均出生于史学世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令，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叫《论六家要旨》，在书中，他分别对先秦六大学派——道家、法家、儒家、墨家、名家、阴阳家进行了点评对比，充分展示出司马谈对众多思想学派兼容并蓄的态度与博采众长的治学理念。 他赞同“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认为各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后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取长补短，这样才能“与事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一治学思想显然影响司马迁颇深，以至于这段原文最后直接被引用到《史记·太史公自序》里。 因此，太史公虽然也比较推崇儒学，但却能相对公正客观地去评价历史上的各种学派与代表人物，其行文作风也毫无酸儒之气，酣畅淋漓，不拘形迹。 反观班固，其父亲班彪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族，在王莽新朝覆灭之后，班彪投靠了刘秀。  为证明其帝位的合法性，班彪洋洋洒洒写就一篇《王命论》，其通篇主旨就是告诉全天下：刘秀称帝乃天命所归，他是光复汉室的天命之子。 虽然历史走向告诉世人，东汉确实取得了统治合法权，但班彪的这一套“天命论”，实属故意编造，其真正目的昭然若揭。  有趣的是，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叙传》里，也全文引用了这篇《王命论》，由此可知，班固的时代，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在“王权”与“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已经开始走样。 不同思想下历史 打开《史记》，我们可以看到，在太史公的笔下，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与高渐离； 也有英雄末路、可歌可泣的楚霸王项羽；  更有《滑稽列传》、《龟策列传》等专为社会底层百姓而书写的传记。 反观《史记》之后的汉代史书，但凡提到项羽的地方，都要称之为“项酋”，项羽的“本纪”被降级为“载记”； 《汉书》中班固对吕后残害戚夫人一事语焉不详，更是找不到关于底层百姓的只言片语——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些均属下九流的文化，非属正派，治学人士对此不齿； 班固甚至还专门列了一张《古今人表》，这个名单中，1931位历史名人被贴上标签，并被按照所谓“显善昭恶”的标准被从上到下分成了三六九等： 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被封为“上上圣人”； 孔子之后再无圣人，孟子、管仲等只能算作“上中仁人”； 老子、商鞅、墨子、韩非只被列为“中上”； 荆轲、吕不韦竟然在秦始皇之上，被列为“中中”，秦始皇只能屈居为“中下”，就比他的儿子胡亥“下中”好一点； 最差的就属蚩尤、共工、妲己等人，被评为“下下愚人”。 三、史书的最高宗旨 司马迁与班固，甚至与后世绝大多数史学家的最大区别，我们在《报任安书》中也可略窥一二。 司马迁在书信中阐明，他编写史书，最核心的目的是希望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之高的思想见解和编撰宗旨，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所以，司马迁能实事求是，力求以最中立的角度书写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叙述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 能仔细考察每一段历史之变的始末，探查王朝兴衰交替的内在原因； 也能在记述帝王将相之后，不忘兼顾民间百姓。 我想，这就是《史记》能被后世评为“近乎圆而神”，“史家之绝唱”的原因所在吧。 万幸，《史记》出现在《汉书》之前，更加万幸，中国有一位司马迁。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