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滅吳，結束了東漢末年以來近百年的分裂。316年，西晉被前趙所滅，立國僅37年就亡國了。這是什麼原因？可以明確簡要地說：腐敗！西晉政權的腐敗，以統治階層膜拜「錢神」為中心而蔓延，最終不治。291年左右，南陽人魯褒看不慣貴族官僚社會貪鄙橫行，考慮到講實話揭示種種醜行會遭到迫害，於是隱姓埋名寫出《錢神論》一文。文章一出，各界人士爭相傳抄，而魯褒竟不知所終。《錢神論》以當代人論當代事，典型地揭示了西晉上層社會的腐敗醜態和根源。 一面揭露貪腐醜態的「哈哈鏡」 東漢末期幾十年，戰亂頻仍，災荒不斷，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220年後，曹魏統一了中原，西晉承曹魏基業，進而統一南北，生產有所恢復，經濟有所發展。在分裂戰亂的年代，物物交換盛行。在短暫統一帶來的經濟恢復過程中，商品交換漸漸擺脫物物交換的原始狀態。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其作用越來越大，可以買到任何商品。在西晉的貴族官僚社會中，形成一種假相，似乎貨幣可以買到世間任何一種東西（無論物質的或精神的，都可成為商品），可以改變人的命運。貨幣已經不是商品交換過程中的一般等價物，而是充滿不可思議的魔力的神物，人們迷信貨幣的「威力」，對它頂禮膜拜，竭盡一切手段去追求貨幣。近代學術界把這種對貨幣的迷信叫做「貨幣拜物教」。魯褒那個時代還沒有這個稱呼，《錢神論》卻把它描繪得惟妙惟肖，為一千多年來貪婪錢財而不計後果者，提供了一面醜態百出的「哈哈鏡」，現將其大略今譯如下： 銅錢的造型，如天地的形象，內方像地，外圓如天。堆積如山，流通似水，動靜有時，出入有節，市場交易，不怕損耗，永不夭折，上應天道，所以長久，世間神寶。大人先生，親之如兄，取名「孔方」。 「孔方兄」大行天下，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能感動鐵板般的冷臉，撬開緊閉著的金口。錢多的在前，錢少的靠後；前面的是大人，後面的當走狗。 京城裡的達官貴人，學習嫌太累，清談嫌太煩，每逢正事瞌睡就來，見到「孔方兄」，人人瞪直雙眼。（他們認為）金錢保佑，大吉大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 不講道德被追捧，沒有威信成熱門，撞開豪門，出入富家。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因此官司無錢不勝，窮困無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名譽非錢不顯。 洛陽（皇城）當官的，掌權的，熱愛追捧「孔方兄」，無休無止……常言道：「錢無耳，可使鬼。」如今的人，眼中只有錢而已。朝中無人，不如回家種田。朝中有人，而無孔方兄，也等於是無羽翼而想飛，無雙足而想走。 錢能通神，金錢萬能。《錢神論》表明貨幣拜物教的蔓延使西晉上層社會走向深層次的腐敗。對金錢的崇拜導致官僚貴族價值觀的扭曲，金錢萬能成為價值觀的核心。「孔方兄」自此成為一千多年來「萬能的」金錢的代稱，由此衍生出「有錢能使鬼推磨」、「朝中無人莫做官」等一些腐朽觀念，影響中國社會千餘年。 西晉上層社會膜拜金錢的狂熱，嚴重地衝擊了先秦以來形成的道德傳統。春秋時孔子就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錢神論》描繪當時士大夫貴賤、安危、生死，一切都以金錢為準，一切都由金錢操縱。在日常生活、經濟活動、政治運作中，都以金錢為核心，背信棄義，以致社會失去了公正、公平。 
「錢神」使「權」發生畸變 貨幣拜物教的迷信在西晉貴族官僚社會中最為狂熱。這是為什麼？《錢神論》研究分析了「京邑衣冠」、「當途之士」崇拜金錢的行為邏輯，為時人和後人提供了答案：因為權和錢可以交易，有形的金錢能使無形的權力顯出威力、煥發光彩。在封建專制制度下，權就是皇帝、貴族和官僚的私產，是他們攫取土地、山林等物質資源，竊取名譽、官爵等非物質資源的工具，當然也是草菅人命、聚斂財富的殺手鐧。當經濟發展，貨幣被賦予萬能的魔力之後，利用手中權柄，聚斂金錢，成為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下從皇帝到官吏的主要追求，也是貪污腐敗的焦點之一。 西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炎，奉承他的人說他比得上漢文帝劉恆，有一天他問司隸校尉劉毅：「你看我可以和漢代哪個皇帝相比？」劉毅答道：「可以與東漢末年的桓、靈二帝相比。」司馬炎有點感到意外，說：「我雖然趕不上古人，怎麼說也統一了大江南北，將我與昏君相比，過分了罷！」劉毅說：「桓帝、靈帝賣官，將錢納入國庫；陛下賣官，將錢裝進私人的腰包。從這點看，你還不如桓、靈二帝。」司馬炎只好以大笑掩飾尷尬。他的兒子司馬衷（晉惠帝）是個白痴，繼承皇位時已32歲了，地方上報說飢荒餓死人，他說：「沒飯吃，為什麼不吃肉末稀飯？」唐朝人房玄齡編寫這段歷史時說，司馬衷當皇帝，文武大臣各行其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有權就可賣官換錢，想當大官可以用錢去買，賣官買官，成為「市場」。魯褒的《錢神論》就寫在這時，同時還有高平人王沈寫的《釋時論》、廬江郡杜嵩寫的《任子春秋》。《錢神論》的影響最大，而且被收入正史《晉書》，流傳一千多年，直到現代。 西晉貴族官僚所作所為，有比《錢神論》所寫更為離譜的。西晉功臣之後石崇與司馬炎的舅舅王愷比富的故事已廣為人知。石崇有僮僕800多人，妻妾上百人，舉行宴會，令婢女勸酒，客人不喝酒就將婢女殺掉，有的惡客故意不喝，看他殺人。此人的財富從何而來？他當荊州刺史，讓部下扮成「江賊」，在長江中攔劫客商，這是他重要的致富之道。像他這樣乾的還有皇親西陽王司馬羕，他叫手下冒充大別山區的「蠻人」，在長江中當「江賊」，被武昌太守陶侃（陶淵明的曾祖父）逮個正著。 「錢神」使西晉統治者手中的權發生畸變，完全成了斂財的工具。 
膜拜錢神，使西晉速亡 西晉王朝繼承兩漢傳統，以儒術為指導思想，標榜以孝治國，皇帝死後謚號前也加上個孝字，如司馬炎謚武帝，稱為孝武帝。貨幣拜物教通過經濟日用「觸及靈魂」，嚴重敗壞了傳統道德和社會風氣，統治階層奢靡腐化、精神空虛、不思進取，加速了政權的覆滅。 在「孔方兄」大行其道的大環境下，曹魏時萌興的「談玄」在西晉畸變為「清談」。「談玄」就是討論《道德經》、《莊子》、《易經》（「三玄」），玄學興起於儒術遭遇危機時，倡導玄學的人本想從道家和佛教中吸取營養，改進充實儒學，使之與時俱進。照理，知識精英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發揚傳統，改造風尚。可是，西晉的學術界還背著士族豪門講究門第、自命清高的包袱，為權、名、利而蠅營狗苟，完全不把國家命運、民生安危放在心上，將「談玄」變成「清談」。西晉最高士族 
琅琊王氏家族即其代表。 「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當八王在洛陽周圍混戰時，他從尚書令升為司徒（丞相）。他把有關事務交給下級，自己的主要精力則用來與「孔方兄」周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晉書·王戎傳》） 王戎的堂弟王衍，當到司空、司徒。他的夫人郭氏與皇后是至親，依仗娘家和夫家的權勢，干預人事，賣官鬻爵，聚斂了大量錢財。王衍為表示「清高」，從來不說錢字，稱錢為「阿堵物」（那個東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清談」上。他佈置一間講堂，「談玄」時手中拿一把玉柄拂塵，左右揮舞以助聲勢。談得興起，錯誤頻頻，他隨口改正，聽眾說他「口中雌黃」。雌黃即硫化亞砷,古人書寫時有錯，在錯誤處塗上雌黃再改寫，一般不輕易這麼做的。王衍錯了就改，改了再錯，屢錯屢改，屢改屢錯，於是後世將隨口胡說，說話不負責任，叫「信口雌黃」。但是他的門第高、官當得大，許多士大夫都想攀龍附鳳，都以聽他的「口中雌黃」為榮，叫他的講堂為「一世龍門」。在這股勢力的引領下，虛驕浮誇成為西晉官場的風氣。 王衍當司徒時，局勢越來越險惡，他任命胞弟王澄當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當青州刺史，對他倆說：「荊州有江漢為屏障，青州背靠大海，你倆在外，我在中央，我們王家就有‘狡兔三窟’般的保險。」利令智昏，錢神讓王衍失去最基本的常識：沒有國哪有家？316年，王衍被羯族首領石勒俘虜，王衍在石勒審問時，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還勸石勒稱帝。石勒怒斥他：「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位，……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對左右說：「我走遍天下，沒見過臉皮這麼厚的人。」可是王衍是「名人」，石勒不想擔「殺名人」的惡名，派人在晚上把囚室推倒，王衍被壓在瓦礫堆下，呻吟道：「唉！我們雖然不及古人，如果不沈湎於清談浮誇，努力輓救國家危機，恐怕不至於被壓在牆下。」說完就斷氣了。（以上均見《晉書·王衍傳》） 要瞭解貪婪錢財如何腐蝕靈魂，敗壞社會風氣，最終亡國，請君品讀《錢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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