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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八六年飘来的“苍老的浮云” 一九八六年秋，我在北大中文系刚开始读三年级。北大首届北大艺术节轰轰烈烈登场。因为声称是民间办的，所以很受北大学生的捧场。组织者请来北岛顾城多多跟学生谈诗歌，结果诗人们差点跟带点儿挑衅的学生们打起来。记得还有几部探索创新的电影展映以及和导演演员见面之类的活动。但那次艺术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文学杂志《中国》事件。那本杂志据说是在丁玲的关照下，由当时在作协工作的作家牛汉主持的。这两位深受文字狱之苦的前辈希望以他们已经佝偻的身躯，为文学青年们撑起让他们逃出去的铁闸门。《中国》专门刊载“探索”“实验”类的文学作品。于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停刊。停刊就发生在艺术节期间。于是北大的文艺青年们就发起各种呐喊和声援，包括纷纷去买《中国》的各期剩余杂志。 就是在那本短命的八十年代的文学杂志上，我读到了残雪的“苍老的浮云”。 那次阅读带给我的震撼比那次事件留给我的震惊更深刻，也更久远。直至三十多年后，当我在遥远的温哥华准备给学生开“卡夫卡与世界文学”这门课时，我想到的第一个受卡夫卡影响的案例就是残雪。 2 写满梦魇的“山上的小屋” 如果我只能选一篇残雪的作品，而且最好是让外国学生们（今天的中国人）有兴趣有耐心读完，那么我就选她的早期短篇“山上的小屋”。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 “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做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 '所有的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起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 …… '这是一种病。' 听见家人们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窃笑。” 这样的记忆，语言和表达，让我想起狂人。 像鲁迅一样，残雪小说的人物都有精神被迫害者的表征，和历史。 而那历史，是那些亲历者自己也要尽力去忘记的。 只有在深夜，过去从他们的梦和无意识中逃逸出来，让他们一夜苍老。 “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 ... ... '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父亲避开我的目光，把脸向窗口转过去。窗玻璃上沾着密密麻麻的蝇屎。'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这般梦魇般铭心刻骨的记忆必须用一种谜一样的巫语才能表达，不仅仅因为禁忌和审查，而是因为只有这种语言才有力量表现惨痛所带来的那种人格分裂至深。 也因此这种语言并不是人人都懂，更不会被喜欢。这是一种“突围表演”。 只有从那个时代和环境中走出来的人能读得懂。我看到的最让人诚服的解读来自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李同学出国以前是一位大学老师，平时很少言语，因为英文不好。但当他终于用用英文写完了硕士论文，却令我们的导师刮目相看。”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山上的小屋“的象征意义“（Li, Tianming. 'Writing Fiction for Vengeance: The SymbolicMeaning of Can Xue's 'Hut on a Hill.'' B.C. Asian Review 7 (1993)）成了后来研究WG在中国几代文人身上留下的痕迹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这“山上的小屋”后来伸展衍化成长篇《黄泥街》，继续讲述着一件件诡异的琐碎小事。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能读得懂: “黄泥街人已经被环境异化为蛆虫或豺狼，却偏偏操心着意识形态问题，有着关心社会的主人翁感，巨大的荒诞使人不由得对那只拨弄黄泥街人命运的巨手心生恐惧，对黄泥街人心生悲悯”。（冰佨皡0 ，“残雪的成长经历”） 3 “五香街”上的飞翔 我博士论文虽然写的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实验小说与自我发现的关系。但九十年代末我毕业时却眼见着商业大潮已经把刚刚再次萌芽的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推向边缘。不愿意再炒冷饭，我的第一本学术书并不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而是重打旗鼓另开张。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亲眼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商品化倾向与畅销书机制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改造。文坛上一群欲女赤裸裸上阵，不说年轻的一代纷纷投怀送抱，有卫慧写（上海）宝贝，周洁茹写小妖（的网），棉棉写（盐酸）情人，春树写（北京）娃娃；就是年老的一辈也抵不住诱惑，纷纷写“作女”，写情爱（画廊）。写自传小说，女性欲望，本无可非议，只是她们的姿势太低了些，匍伏在大地上，而忘了上帝借给她们的翅膀。 政治和权力造成的人性的扭曲还远没有被认识，资本和市场又给文学如何正视欲望带来新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看到残雪一人，坚持走自己的路。那种坚持中有一种不合作的另类的力量。 从《五香街》开始，残雪也写欲望，物欲，肉欲，情欲。主人公多集中在一群神态各异但欲望至深的女人。《吕芳诗小姐》《最后的情人》和《新世纪爱情故事》，表面上看，这群人活得世俗卑微，她们的职业没有一个可以称为高尚。但是看到后来，发现那种令人不安的世俗和人性自有它的自救方式。就像残雪笔下的性工作者吕芳诗小姐，让我们在肉欲中看到了爱情。这与那些自传小说中高雅的文艺（中）青年正相反。女作家们让人看到欲望的丑与贱，因为她们的各种装，争先恐后还故作超脱。而残雪却在在山高皇帝远的偏僻的湖南，为自己保留了一点思考的空间，给欲望寻找灵魂的依托。 就像她的人物一样，他们坐在树上，“想要离大地的喧嚣远一点儿，使自己冷静下来，以便作出某些决定。”（新世纪爱情故事） 于是我看到了一个通过写作，从出离愤怒的复仇女神蜕变成在世俗中看到得救希望的先知。 她有先知一样单纯明亮的眼睛，也有先知一样宽容同情的心灵。 她看到并描述了在五香街那样卑微的地方也有想“飞”的生命冲动。 4 谁怕残雪，谁怕卡夫卡？ 麻省理工大学的残雪网页是我看到研究残雪英文资料搜集最完备的地方http://web./ccw/can-xue/biography.shtml。 首页赫然是一句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的话“如果中国作家只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可能，那就是残雪” (If China has one possibility of a Nobel laureate it is Can Xue)。 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提起残雪，更少的人去读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然而要理解或者正确评估残雪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把她仅仅放在中国的政治和历史背景还是把她读窄了，读俗了。就像读卡夫卡，你不能说他只是写与父亲的关系，写他职业生涯的挫败，甚至是写奥匈帝国。那都只是他写作的背景。而文学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把某一特定语境下产生的经验，生成为人类表达其普遍境遇的语言。 就像不同国度和文化的人们，在那只巨大的变形的昆虫身上看到自己的挣扎与痛苦；就像残雪，像余华，像莫言，在一百年后，在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里，看到他们自己的处境与命运。 像卡夫卡一样，残雪也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这样既陌生又普遍的语言。 明年夏天我要带我那些单纯阳光的加拿大学生去布拉格。他们在那里要上三门课。学习欧洲的历史，建筑，艺术和文学。我也要给他们开一门课，讲卡夫卡，这个忧郁焦虑的布拉格人是怎样感染了东方的一位女人。这个女人不仅像他一样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废墟观察，而且还用读书笔记的形式向他致敬，耶鲁大学出版社今年就要出版残雪论卡夫卡的书《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的英文版。 卡夫卡并不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作家，他让成年的我感到内疚；虽然在大学时代我的笔记本上抄满了卡夫卡的名言。像这句，“书必须是用来凿破人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或者这句：”任何一个人，当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那么就用一只手拨开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与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但作为一个还算负责任的文学教授，我必须让我的学生知道卡夫卡。因为这个谈不上成功也不特别令人喜欢的人会教他们用一种全新的他们自己不可能具备的眼光来认识这个世界，打量周围的人生。 这也是读或者不读残雪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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