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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难得君 满清在1840年的战争中惨败后，一批精英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四洲志》；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徐继畲（shē）编撰了《瀛环志略》；梁廷枏（nán）编写了《海国四说》。魏源、徐继畲、梁廷枏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们好比从一个深不见底的水井中伸出头来，开眼看到了不同的世界。实事求是的说，这些知识官员比现在的强太多了，因为他们能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五千年悠久历史”的自负，平静而客观的看待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这在那个完全封闭的时代，绝对是石破天惊之举。尽管，《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后来传到日本，启迪了日本人的维新思想，但在大清帝国，这些书和作者备受冷落，他们被主流的精英们排斥和鄙视，认为这不是“圣人”之学。
毕竟时代局限了他们，代表了满清最优秀的思想家们，没有找到天朝的方向，他们的思想未能达到应当具备的世界水准，这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编写著作时，缺乏大量的西方思想意识方面的著作资料。虽然满清的先帝乾隆借着编写《四库全书》，阉割思想，毁灭经典，但天朝上国依旧有着浩如烟海的图书，而唯独没有关于夷人的书。魏源在写书时，到处求人帮忙找夷人的图书资料，而苦苦不能得。然而，就在帝都，大量珍贵的外来图书资料正放在故纸堆里发霉腐烂。1845年，沙俄因为满清赠送了《大藏经》，回赠了各类图书355种800余册，此外，还有天文、地理的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分为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仅各类世界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之机构）收到这批珍贵的图书后，仅仅翻译出了书名，就束之高阁了。13年后的1858年，郭嵩焘到帝都，听闻了这件事，感慨道：“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向郭说，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提议翻译这批书，祁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13年后的1858年，郭嵩焘到帝都，听闻了这件事，感慨道：“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向郭说，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提议翻译这批书，祁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来源：《郭嵩焘日记》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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