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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因战乱发生的瘟疫 从皇室与民间的平均寿命和幼儿死亡率对中医在历史上保障中国人的健康作用进行否定之后，欧阳乾又采用那些反中医者惯用的中医不能防治恶性传染病的抹黑计俩继续否定中医的医疗作用。不过，他似乎对中医在2003年那场让全国人心惶惶的“SARS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毫无所知。不管是从中医发展史还是从近些年的医疗实践都足以证明中医在治疗瘟疫和急危重症领域相对于高度发达的西医都有着恒久的优势。 中国历史上两次战乱引发的大规模瘟疫产生了两本治疗瘟疫的中医传世经典，即东汉末年的战乱引发的大规模伤寒疾病，产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明末清初的战乱引发的大规模瘟疫疾病，产生了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正是这两本治疗瘟疫的中医经典著作，在2003年那次抗击非典过程中帮助国人迅速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恶化与传播。非典爆发初期，西医既没有在短时间内将SARS病毒认识清楚，也没有对应的有效治疗药物。由于中医被排除在治疗急危重症的领域之外，西医只是盲目地采用激素、抗生素和呼吸机，导致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即使被治愈也留下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以及糖尿病等后遗症。后来以邓铁涛老中医为首的中医人向政府申请主动参与防治此病，才彻底扭转了防治“SARS”的局面。正是因为中医的积极治疗，广州患者的死亡率为3.6%，单纯采用西医治疗的香港患者死亡率为17%，台湾则为27%，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58例病例采用中医治疗无一例死亡。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不仅死亡率低，而且周期短、费用低，没有后遗症。 既然中医治疗传染病相对于西医具有恒久的优势，那么为何在历史上还出现大量患者死亡的事件？其实，中医能不能治疗瘟疫是专业的理论技术问题，而瘟疫会不会引起民众大量死亡除了要涉及医疗理论能不能治愈之外，还与政府的组织和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分布情况有关。从五运六气理论看，瘟疫的发生都是非常之客气所致的普遍发生的流行病。因为中医的疗效不像西医那样只要有对应治疗的药物就可以由政府组织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及时防治，而是受到分布在各地的中医家的疗效水平的限制。所以古代一旦遇到大规模爆发的时疫，各地因为交通闭塞以及中医家的医疗水平的不同，死亡率也会出现不同。如果有的地方具有高水平的医家，且药材丰富，地方政府组织得力，民众的死亡率就会很低；如果有的地方缺医少药，地方政府组织不得力，那么民众的死亡率就会居高不下，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惨景象。尤其是遇到战争持续的年代，比如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吴又可所在的明末清初，都是因为持续的战争导致各地百姓出现饥荒和缺医少药的现象，爆发伤寒和瘟疫后就导致了大量的患者死亡。所以中国古代瘟疫流行导致大量患者死亡，不是中医不能治愈，而是缺医少药或政府组织不力所致。 新出现的“非典型肺炎”能治，中医对于西医而言的各种急危重症和慢性病也都能治。欧阳乾所列举的小儿麻痹症、维生素缺乏症、染色体遗传病、急性阑尾炎这些看似比较难治的疾病，都是西医基于还原意识的角度从人体解构出来的病理现象。中医见是症，辨是证，选是药，用是方。只要有症可辨，就可以根据辨证论治，开处有效方剂。就像西医还没有搞清楚“非典型肺炎”的病毒结构和发病机理，中医就能根据两千多年前的《伤寒论》和《温病条辨》开出有效的方剂来。尤其是糖尿病，欧阳乾所不知的是一向反中医的胡适患的就是糖尿病，他在日本的医院找西医治疗无果的情况下，最后让当时的名医陆仲安治愈。对于这样证据确凿的历史案例，被还原意识蒙蔽了心智的欧阳乾还在信誓坦坦地说“中医连胰岛都不知道，糖尿病在古代是绝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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