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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自我精神的探索过程中，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人：“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精神要如何战胜兽性？  《复活》，这部花了托尔斯泰十年时间（1889——1899），具有史诗规模的社会心理小说，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俄国专制社会各种伪装, 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 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灵魂回归、精神复活，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内容。法庭意外相逢之后，法庭的草菅人命和聂赫留朵夫为平反冤狱而到处奔走，成了小说叙事的推力。 聂赫留朵夫多次探监，到乡村去处理田产，进京上诉，败诉后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通过告状终于使她由苦役刑减为就地流放，贯通了小说的整体结构。 01在托尔斯泰笔下，聂赫留朵夫本是一个善良、热情，积极向上的贵族青年，他关心社会进步，但他的出身和社会环境，促使他向相反的道路滑下去。 聂赫留朵夫的生活道路和精神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他进入军队以前是第一个阶段。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大学生，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年轻人，有着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那时候他甚至为斯宾塞关于土地不容私有的理论而感动，当了解了土地私有制的残忍和罪恶后，“立时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送给农民”。  《复活》话剧剧照 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很正派：“如果他梦见女人，那个女人就一定是他的妻子”。此时的他思想进步，为人正真，生活作风严谨，跟姑姑家半养女半奴婢的玛丝洛娃的关系，属于纯洁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爱慕，他的心是真诚的。 他进入军队到与玛丝洛娃法庭见面前，是第二阶段时期。 在贵族社会环境和禁卫军腐朽放荡生活的浸染下，聂赫留道夫受到严重的“内伤”。他一味追求享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他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相反为摆脱了道德的约束而高兴，并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工具”。 他和别的军官一样大吃大喝，挥金如土。除了喝酒就是戏院、舞会、打牌、玩女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犯下了诱奸玛丝洛娃的大罪，却还为自己辩护：“要是大家都这样做，那么可见，这就是理所当然的。” 但一个曾经以正派自豪的人，“在他的心灵深处，最深的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极其恶劣，卑鄙，残忍”，因此“这件事的回忆燃烧着他的良心”。为了消除自己内心的苦恼，他竭力不去想这件事。 在这时的聂赫留道夫身上，“兽性的人”压倒了“精神的人”。其时他丧失了青年时期道德上的纯洁和雄心壮志，成为一个饱食终日、不干好事的腐朽的贵族军官。 第三阶段，是从他在法庭上意外地见到玛丝洛娃开始的，也是他身上的“精神的人”复活的开始。这一阶段是小说描写的主体部分，也重点叙述了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历程。 十年后他看到因被自己奸污而堕落为妓女的玛丝洛娃，被人诬告为杀人犯，他看到她的受尽折磨的苍白的脸，看到她的天真、可怜的目光时内心受到剧烈的震撼，灵魂里展开了一场人性和兽性的大搏斗；时间虽短，却是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转折点。 法庭上惊人的巧遇，使聂赫留朵夫回想起过去的一切，他才明白他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不由得大骂自己是“坏蛋”和“流氓”，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残忍、卑鄙”，当他不断地进行内心斗争，下决心为了赎罪而跟眼前的玛丝洛娃结婚时，却又意识到这是很为难的事。 因此，他在所谓“灵魂的扫除”中，几次向上帝呼吁求救，他感到“精神的人”已在他心里醒过来了，便欢喜地流下了“为他自己的美德所感动的泪水”。其实，他这时并没有真正地认清自己的罪恶。  《复活》话剧剧照 小说出色地描写了聂赫留朵夫动摇、退缩、迂回曲折的心理过程：当在法庭上突然见到玛丝洛娃时，他怜悯中感到惭愧，厌恶中又怕被揭发，不能逃避，又不敢承认，又是担心，又是烦躁。 随后他又希冀法庭审判得快一点，又闪出了干脆把玛丝洛娃判得远远地的恶毒念头。 但当玛丝洛娃被法庭宣判到西伯利亚流放服苦役四年，放声大叫着“我没有罪，没罪啊”时，他的心灵又震动了，想到自己的罪过。 第一次探监看到眼前的玛丝洛娃远不是当年美丽纯洁的卡秋莎时，聂赫留朵夫心里动摇了：
当他第二次去监狱看望玛丝洛娃，想请求宽恕，并提出要和她结婚，以此赎罪时；玛丝洛娃愤怒了，自甘卑贱地说：
到此时，他本性中“精神的人”才开始占了上风，灵魂与人性逐渐觉醒，真正意识到他自己犯了罪。 聂赫留朵夫不仅意识到自己真的有罪，而且决心赎罪，他要跟原来的环境决裂，开始新生。为了摆脱负罪感，他把自己的命运跟玛丝洛娃紧紧联系在一起，决心替玛丝洛娃平反冤狱。 这次行动，又使他从为单个的玛丝洛娃伸冤过渡到为人民伸冤。他多次下到监狱，深入了解了许多被害者们的冤案及其悲惨的囚犯生活，且又在伸冤过程中加深了对本阶级罪恶的认识。 在与京都大邑的老爷们辗转周旋中，见识他们荒淫无度的生活与腐朽糜烂的灵魂，而农村之行，又让他见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悲惨处境。 他开始恢复青年时期的社会理想，重新探索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真诚而执着地执行赎罪行动，同情农民的命运和认真解决土地问题。 聂赫留朵夫通过所见、所闻、所想、所说，剖析了当时俄国社会的腐朽、虚伪、丑恶本质，也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这个贵族的“叛逆者”形象的基本性格特征。 凡这样，思想感情彻底扭转后的聂赫留道夫，认为与玛丝洛娃结婚，才能让自己真正改邪归正：
终于在远行前的日记上，他写道：“别了，旧生活，从此一刀两断了”。这也意味着他精神上的“复活”，他内心里“精神的人”终于战胜了“兽性的人”。 于是，他在远赴西伯利亚的车里，并未与柯察金公爵家一道乘坐头等车厢，而是跟农民塔拉斯一起登上三等车厢，他从此在人民的世界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纵观之，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带有明显的否定性质，从意识到本身的邪恶始，逐步了解到整个社会的腐烂邪恶。从自我否定出发，扩展为对贵族阶级、对奴役人民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贵族和富人的否定。 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过程，在全篇129章的内容中，只用了10个章节就完成了，几乎是在情节开端就趋向完成，而玛丝洛娃的精神觉醒，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贯穿小说始终。 02玛丝洛娃在小说开头，精神状态是麻木不仁的，她对一切都不抱什么希望，出于本能的胆怯，终日沉浸在眼前卑微的兴趣和需求之中。 从监狱到法庭去受审的路上，玛丝洛娃操心的并非即将开始的审问和判决，而是尽情呼吸狱外新鲜空气的快感、留心注目过往的行人，乃至脚下碰来碰去的蓝灰色鸽子。 回监狱的路上，玛丝洛娃感到痛苦的并非对她的错判，而是疲乏、饥饿、想吸烟又得不到满足的难受心情。  《复活》话剧剧照 聂赫留朵夫的头一次探监，对她说来，其主要意义不在于他的悔罪，不在于他的许诺和上下奔走替她出力，而在于她可以利用他，向他要钱买烟酒。 玛丝洛娃这种精神死亡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她为什么不能凭自己的劳动清清白白地过日子，却沦为妓女呢? 一个没出嫁的女工在牲口棚里生下了她，只因女东家动了恻隐之心，收为自己的半养女半婢女，所以卡秋莎从童年起就过惯了地主家里的舒服日子，害怕过穷困的生活。 被聂赫留朵夫抛弃之后，卡秋莎先后给好几户人家当使女，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但却受到主人警察局长、林务官乃至中学生的调戏以至强奸。姨母约她做洗衣工，她瞧着：
为了不至饿死，她的出路只有一条：出卖身体。她先为人情妇，接着沦落妓院，获得了“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专干公开的、为法律所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  《复活》话剧剧照 人家答应她“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这个诺言是她下定最后决心进妓院的原因之一：
最初将玛丝洛娃推向堕落之路的罪魁是聂赫留朵夫。他使她失了身，怀了孕，然后又把自己放荡的牺牲品忘记、抛弃，任凭命运摆布。 卡秋莎心理悲剧的高潮时刻，是她怀孕在身，跑到车站，发现聂赫留朵夫把她忘得干干净净的时候：
 《复活》话剧剧照 这是卡秋莎生平第一次遭到的不公正的打击，也是她精神变化的开端：
由于这般种种精神变化，卡秋莎才一步步沦落为《复活》开篇时的麻木、精神死亡的状态。 对于觉醒前的女主人公，托尔斯泰只给她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只突出描写了这一形象心理悲剧的高潮时刻和终极结果：
如果说卡秋莎的精神死亡起因于聂赫留朵夫把她遗弃，那么玛丝洛娃的灵魂复苏便发端于他对她的多次探望。 第一次探监，玛斯洛娃给聂赫留朵夫留下的印象是：她对她的妓女地位“好像感到满意，几乎为此自豪”。 到下次见面时，玛丝洛娃已经有了变化；她能关心别人，还替一对母子无辜关押的事求情，她能当面痛斥聂赫留朵夫，严词拒绝了他为了赎罪而要跟她结婚的决定；她甚至哀哀地哭起来，“已经不能再照原先那样忘掉一切，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了。 第三次探监给聂赫留朵夫留下的印象是：
她说到做到，同监犯请她喝酒，她也没喝；上一次探监后，却是她跟同伴痛饮了一场。处理完田产归来再见面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发现，“她正在发生对她的灵魂来说很重大的变化。” 她瞅着聂赫留朵夫带来的自己青春时代幸福的照片，“为自己的坎坷身世哭了很久。” 等到聂赫留朵夫从京城上诉回来时，玛丝洛娃“早已又在爱他，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希望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她已经戒掉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而且到医院里去做杂工。” 她调到政治囚徒当中去以后，随着他每一次同她见面，他开始注意到：
聂赫留朵夫的悔改诚意与同她结婚的决心，使她感到欣慰。她愿以爱情报答他的高尚行为，她也以自己的感情丰富而骄傲。 比如，她故意装作没看见聂赫留朵夫伸给她的手，不去握它，匆匆地走开了。她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她来到病房，在铺床单时，滑了一下，差一点跌倒，她就和病孩子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挨了护士一顿骂之后，她并不在意，还是一路走，一路回头对小孩笑。这一天，只要她一个人在时，她就几次拿出聂赫留道夫带来的照片，“欣赏地看一眼”。 这一段写的是玛斯洛娃爱情的欢乐，也是她“复活”的开始。如果说聂赫留朵夫的悔罪行动，启发了玛丝洛娃的灵魂复苏，那么让玛斯洛娃真正的精神复活，则是从和政治囚徒接近开始的，玛斯洛娃称这些人是“优秀的人们。”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玛丝洛娃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感受到了更为高尚的道德境界。她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活着的。她认识到有一种人，对他们来说个人幸福和人民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托尔斯泰指出，不是聂赫留朵夫，而是这批人中的某些人给予了玛丝洛娃决定性的、最良好的影响：
托尔斯泰说玛丝洛娃与这些新的伙伴的接触，给她的生活带来新的东西，使她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兴趣，而这在过去她是不明白的。 她对这批优秀的人们过去不仅不知道，而且也难以想象。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她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里的人们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相尊重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玛丝洛娃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性。托尔斯泰通过一些细节表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道夫没有依赖关系了，她完全独立地生活在这批人中间，聂赫留朵夫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玛丝洛娃正在打扫屋子。作者这样描写：
如果原来每次聂赫留朵夫来看望玛丝洛娃时，她都注视着他，认真听他说话，一切为了让他对她好；那么现在，玛丝洛娃所做的一切表明她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 她和从前在潘诺瓦时一样，做着打扫卫生的工作，这一点让读者感到先前的卡秋莎又复活了，她说她又做着过去的“老差使”，这是新生的卡秋莎。 她从容地对聂赫留朵夫微笑，而且不停地忙着手里的活。玛丝洛娃在这里中受到人们的尊重，在这批人中，她最先接触的玛丽亚·巴甫洛芙娜对她给以高度评价，她说：
而这批犯人中，影响玛丝洛娃最深的是西蒙松，西蒙松之所以影响了玛丝洛娃，是因为他爱她。 但这种爱与一般的爱情迥然不同，西蒙松说得明白，他并不是迷恋玛丝洛娃，而是“把她当做一个很好的、少有的、苦难深重的人那样爱她的。”他还说：“我对她一无所求，只是非常想帮助她，减轻她的厄运”。 这是托尔斯泰所倡导的“人类爱”感情的一种体现。《复活》特别强调了这种特殊的爱对玛丝洛娃“复活”的意义，认为这对“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玛丝洛娃在被爱中理会到，西蒙松把她看着是一个“不平常的女人，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具有特殊的高尚品质。” 这使玛丝洛娃十分感动，因而增强了她为人处世的信心：
西蒙松之爱的决定性的影响，乃是激起了玛丝洛娃洁身自好的强烈渴望和躬行道德自我完善的竭诚努力。 他的爱导出了玛丝洛娃“天性”中慈善的爱，把玛丝洛娃引到了普遍的“人类爱”的极致，攀上了“精神的人”的顶点。 不仅如此，玛丝洛娃还超凡脱俗了，认为世间的善恶也无须生活其中的人类来理会了，她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们的恩恩怨怨上帝自然会结算。 玛丝洛娃绝对尊崇上帝裁判的虔诚，它与作品末尾出现的流浪老人说的对点示《复活》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的话是前后呼应的。这个老人说：
托尔斯泰的至爱和极善回到玛丝洛娃心灵的同时，上帝也完全占有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生命。凡此这样，玛丝洛娃堕入地狱的灵魂，经过净界的修炼，升入了天堂终又“复活”了过来。  《复活》，是“精神的人”战胜“兽性的人”的复活，是人性精神的复活，亦是对社会认知观念的复活。 聂赫留朵夫这个带有作者自传性质的人物形象，既寄托了托尔斯泰自身的精神探索过程，也集中概括了俄国人民在当时社会的共同命运, 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 呈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而贯穿全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更以其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照亮了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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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timtxu > 《心灵、婚恋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