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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勇 秦庚恩1938年出生，中等身材，略有瘦削。窄长脸，小眼睛，大嘴巴；好说笑，好喝酒，好打架；语速快、步频快、脑子快；好口琴、好演唱、好讲话；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 秦庚恩故事很多，今篇只取一二。 一、扒棒子1971年农历八月十六傍晚，月亮似大磨盘挂在赵疃庄东围子墙上空。此时，社员们才陆陆续续从地里走出往家赶。劳动了一天的社员回到家里正品尝秋收的美味，嘟……嘟……急促的哨声响起，人们还未用完汤饭就放下碗筷，提上衣服，顺着哨声跑去。那个年代，全国农村都是这样，过黄河，赶昔阳，跨长江。 学生放秋假四十二天，我也自然就成了队里的半劳力。 我家是第三生产队，秦庚恩当队长，刚才吹催命哨的就是他。 有人问：“今晚干什么活？”“扒棒子（剥玉米）。”队长答。队长头里走着后面跟着几十号社员。 那个年代，社员起五更爬半夜是正常事，农忙季节，应该这样，不这样认为不正常。挂在社员们嘴边的口头禅：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在这个农忙季节，家家户户，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也无论是病人还是孕妇，劳动力不用说，都投入到农忙里去。老人失去劳动能力了，还要在家做饭、烧水、看孩子。 我队场院在庄外，离庄约三里路。 场院里堆着如长城的棒子。队长发话了：“都听好，今晚要把这些棒子扒完，几点扒完就几点回家困觉，个人扒个人的，最后称称，一百斤二分！”霎时，满院子唰唰声。有人向队长说：“队长，开开灯吧？”“开什么灯，就属你毛病多！”队长这一嗓子，满院子鸦雀无声了。过不多时，队长坐在棒子堆顶上说：“为了提提大伙的情绪，我用口琴吹几首歌，大家同意不同意？”一群姑娘齐声说：“中！” 秦庚恩吹口琴有些年头了。在他上完小时，学校里有个姚老师文艺水平很高，他把班里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学不同的乐器：口琴、笛子、二胡、京胡、锣鼓等。庚恩的口琴是从这里开始的。 姚老师很喜欢庚恩吹口琴，庚恩的嘴特别适合吹口琴。尖嘴唇，嘴又宽，牙又向外呲着，口琴在嘴里有一半多。嘴含的越多口琴发出的声音就越好听，节奏感就特别强。据庚恩说，上海还是北京有位口琴大师，为吹口琴，嘴巴做了放宽手术。姚老师和秦庚恩说：“庚恩啊，你是块口琴天才。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你在口琴上是完美无缺的，除非你不认真，不走正道”。 我在前面的《北海道》刊里曾经说过，我村能歌善舞者众多，这些能歌善舞的大部分出自我队。比较数得着，能参加地区调演的有秀英、美丽、大娥、小凤、娜娜、秀花、美霞、学兰、大美、小白、小美等十几人。 我队一般大的姑娘有二十八个，再加上大几岁的，小几岁的，弄共总有四五十个姑娘。这四五十个姑娘围了棒子堆一圈。豆蔻年华的姑娘，活力奔放就有“此音惟有天上有，人间哪有几回寻”了。 口琴起，姑娘们唱：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山下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歌唱…… 紧接着又唱起了《珊瑚颂》：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珊瑚树红春常在，风波浪里把花开…… 有姑娘喊：“包子（庚恩外号，嘴长的像包子，乳名宝恩又有一个“宝”字，父母又经常喊他“宝子”而得名。）你再吹个《敖包相会》吧？ !”晚饭时他喝了口酒，再加上姑娘们互动，这一来，庚恩的情绪升级了。他开始在棒子堆上跳起来了。一会向东歪，一会向西倒，口琴节奏打的那个绝。头也摇，身子也晃，腚也扭。晚上看不清楚脸，可能想象出：闭着眼，流着哈喇子，上唇紧紧包着口琴，嘴还时不时像金鱼在水里一样一张一合的。 生产队里有个惯性安排，场院里的活一般安排老弱病残孕的社员。若遇晚上非加班不可，壮劳力才上阵，如麦收打场、码垛。扒棒子这类活是妇女们干的。我是男生，是个半劳力，自然就安排挑棒子皮，过过称这类活。 四五十个姑娘围着棒子堆一圈，跟着庚恩的节奏唱着，真是一场院歌，歌声场院盛不了，就又飞去了田野。 棒子堆在变小，姑娘们身后光腚棒槌在月光里看似大梯田，层层叠叠，场院西边的棒子皮成了一大垛。 月光离西方地平线还有三杆子高，庄里的鸡开始叫了，牲口棚里的灯亮了，车把式开始套车了。庚恩停住口琴说：“闺女们，累不累？”姑娘们齐答：“不累！”“困不困？”姑娘们又齐答：“不困！”“快明天了，回家睡上一小觉，天一亮，今晚在场院里的所有干活的都去东北坡割豆子，谁不去就扣二十分！散吧！”大伙不解的问：“扒的棒子不称秤了？”队长说：“称什么？我吹口琴，你们唱歌，权当联欢晚会了！”满场院笑了。姑娘们起身扑打扑打身上的棒子皮、棒子缨、棒子粒，又唱着“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回家了。 二、开会庚恩好喝酒，几乎天天喝两顿。他是队长，外事活动就多：公社开会、大队开会、小队开会，一年一度还要参加地区里三级干部会议；逢五去买牛，排拾去卖牛；购种子，买化肥；钉马掌，钳牛蹄；缴公粮，卖余粮；地调出，地调进；压麻什，翻烟棚；东家媳妇满月，西家孩子生日；老爷寿辰，孙子定亲；外出的临时工，欠口粮款的工人户；修河道，填大湾；挖井，刨坟；盖屋批地等等吧。一个生产小队五六十户人家，谁家还没有个大情小节的，都得请这个队长打个谱。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亲爱的队长酒瘾就有了。 生产队开会根据季节、农活轻缓地点不同，开会一般都在晚上，这样不耽误农活。冬春一般在场院屋里或在社员家里，夏秋一般在场院或大街上，农活特别紧时，就在地头上。 1971年冬天的晚上，队里要传达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文件。大队要求，本次会议副队长召集，队长传达文件。会场就设在副队长秦庚生家里。会议要求基本劳动力必须参加，二等劳动力旁听，没有劳动力的户出一个人参加就行。我家里没有劳动力，我是学生，正好是星球六，母亲就派我去了。 会议时间是晚上七点，七点前社员们陆续到了。炕上、地下、锅台上、风箱上、水瓮上、面盆上，三间屋挤了个满。队长位置炕头上，副队长位置是坐在炕沿上还要扶着桌子，自然就是里间屋的正面。时间到了，副队长点完了名，队长还未到场。副队长就又布置了近几天的扑撒烟叶、拉尿、推脏土、填大池、修电机、拾掇马车等活。 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针对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队长叔秦玉见就是五分子之一，他也是我队里唯一一名五类分子。赵疃是个宗族庄子，他叔又没有什么民愤，和社员没什么区别。这个会没要求五类分子在场，只是一般传达。秦玉见作为社员而参加了这个会。 时间到了八点队长还没来。有的社员睡着了，有的在相互说话，还有的在抽着闷烟。如此场景，他叔沉不住气了说：“散会吧，他保准去喝酒了。”这个准啊，他叔话音未落，屋门口说话了：“秦玉见，今天这个会就是给你开的，你要老老实实，不然就打倒秦玉见！”一边说着，一边东歪西斜地去找他尊贵位置。他穿着鞋子上了炕，一腚坐下喊：“副队长，点名了吗？”庚生答：“点了好几遍了！”“谁没来？”庚生答：“都来了，一个不缺。”“都来了，秦玉见来了吗？”他叔玉见在外屋喊：“来了！”“大家伙认识秦玉见吗？”大家伙不耐烦地说：“认识！你一遍一遍的吆喝什么？”“这是谁说的？”你敢顶撞我？你认识秦玉见？我是他叔我都不认识他！你知道他解放前干了些什么？！秦庚生，再点点名！”大家伙看到他真的喝大了，大家就不言语了。秦庚恩闭着眼，喘着粗气，一遍遍喊点名。庚生也不厌其烦地点，社员就不厌其烦地答到。 文革期间，生产队长、大队书记都是受武装部保护的。队长、书记骂了你，打了你，你也不敢还手，甚至顶嘴都不能。 庚恩见了酒就不是他了。平时他为人很好，处事得体，为社员们出了不少力，处理事比较公道，社员都很顺从他。 社员看到他这样，也就都不再搭理他了。你点你的名，我答我的到，你睡我也睡。 闹钟指向了十点。庚恩一边打着呼噜，一边用手挖着痒痒，时不时嘟囔着说：“玉见来了吗？”他叔无奈地说：“俺侄子真孝顺，睡着觉还念叨我！” 他害渴了，睁开那醉眼“爱英（他老婆名），给我倒点水哈。”瞅了瞅满屋人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叔说：“今天是小福生日（庚恩的未满周岁的孩子），都来喝生日酒啊。”霎时他傻眼了，和他叔说：“你看菜也没买，酒也未打，爱英又走娘家去了，饼也没擀。叔，改到明天晚上行啊吧？”他叔趁机给社员们递了一个眼色。大伙都说：“行啊，明天下午散了坡就都到你家来喝酒。”“好，好，好！啊呀，实在是对不住大伙，太不像话了。”他就在炕上，给大伙深深鞠了一躬。 秦庚恩的故事很多，限于篇幅和时间，就此止笔吧。他的打架、走丈母娘家掉到圈里、抓小偷、酒后与黄鼠狼对话更是让人笑得掉了牙。 ——本文刊载于2016年《北海道》秋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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