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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伦理的末日:工薪关系的消亡与阶级界限的超越

 好了明理 2019-10-21

劳动伦理的末日:工薪关系的消亡与阶级界限的超越

我们正经历惊人的悖论:我们的政府一方面希望80%的年轻人通过高学业水平考试,另一方面又在“为就业而就业”的指导思想下希望出现并发展一个庞大的次阶层——仆佣阶层,从而为富裕阶层的生活和休闲锦上添花。现实中,除了以“为富裕阶层免税能创造就业、面向穷困阶层进行税收转移什么也创造不了”为借此口而为高收入者减税外,政府还做了什么?

安德列.高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中这样写道:事实是,如果提高穷人的收入,结果不过是提高他们对出资工业化生产的日用品和日常服务的消费,这对劳动和就业没有什么意义。反之,若提高富人的可支配收入,则能随之提高他们对奢侈品特别是人员服务的消费,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劳动”和就业内容,不过其中的经济理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却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干脆没有。

换言之,“今后创造就业的主要途径不是经济活动,而是反经济活动;不是工薪劳动对私人自给自足劳动的生产性替代,而是反生产性替代。”就业创造的作用不再是节省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时间,而是为使那些有钱可花的人们追求极致享受而挥霍劳动时间。

在高兹看来,今后的发展目标不再是生产率的最大化,从而减少单位产品或单位服务的劳动量,而是发展不创造财富的第三产业——经济学家们羞答答地称之为“能带来更多就业增长”,从而降低生产率、将劳动量最大化。

劳动伦理的末日:工薪关系的消亡与阶级界限的超越

或许,人们会说的确有很多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而这就是“红利”,比如育儿支持、家庭保姆、老年看护,以及民间大学等等。但高兹担忧的是,当所有的一切都以有偿服务为条件,随着货币化、职业化以及为数不多的我们自己尚能承担的自给自足活动和自我服务向就业的转变,人们的自理能力是否将不断下降并最终消失?进而导致自由生存的基础甚至真实的社会性和人际关系结构受到影响?如果说领导阶级把创造就业列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将所有活动转变为有偿活动——以报酬为唯一动因,以最大产出为唯一目的——的底线在哪里?防止父母身份职业化和胚胎繁殖商业化、杜绝儿童买卖和器官交易等的脆弱防线还能抵挡多久?我们是否正在将我们自己转化为商品并将我们的生活视为一种和其他手段别无二致的手段,而非经由手段所达致的最高目标?

为何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社会显然已经不再是“生产者”社会——不再是所谓的“劳动文明”——然而,我们又无力创建“空闲时间文明”,结果对劳动、时间和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到了荒谬的地步。我们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微电子革命所开创的新职业及其导致的工业化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上,特别是劳动条件的改变。我们被告知:重复性和纯粹执行性的工作将从工业领域消失,今后工业劳动将逐步变成吸引人、尽责任、自我组织、形式多样的劳动,要求个人具有独立、创新、沟通以及学习掌握跨学科、多样化的脑体力知识的能力。于是,以往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班,将被新的阶层所接过。再进一步的趋势则是:当机器人全部应用到工作场景中去的时候,社会中的人们的全职工作就注定不是必需的,而且失去了经济用途。如此的话,这个社会将何去何从?如何确保人们既有工作而且工作又少又好并且还能得到一份社会财富?…按此趋势进行研判的话,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未来唯一有可能创造大量就业的活动就是仆佣服务——经济“三产化”和以“服务社会”取代“工业社会”。

大家都知道,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实现了“生产替代”——工业的生产和产业化服务取代了家庭的自给自足和个人的自我服务,但如今整个社会正走进“等价替代”的时代,但这个显然是“非生产性的”“仆佣就业”,本质上是没有创造生产和财富增长,只是进行了有限财富的重新转移分配。

长此以往,一个趋势结果就是:劳动伦理的末日。因为,劳动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衡量标准。企业借助电脑程序、大数据、算法等取代人力劳动,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时无限降低雇佣人数——大量的雇员注定消失,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趋于瓦解,之前的所谓“阶级对抗”无法再按传统的范式予以定义。于是,超越阶级界限的运动、变革和横向联盟出现了,更多的人不再被标签和符号成哪个阶级,他或她都成为独特的个体,他们或她们之间,或合作或对抗。

(相关阅读链接:商业世界新进化论:第四种行为模型)

届时,核心冲突的新旧主角随之发生了变化——核心冲突不再是活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是下列两者的对立:一方面是庞大的科技-官僚机器;另一方面是反对将环境技术化、将日常生活决策与行为专业化和工业化及专家认证——他们剥夺了民众决定自身需求、欲望及保持健康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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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为数不少的人既不能从自身的工作,也不能从自己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中获得身份认同。而没有长期稳定和全天候就业的人们,数量也越发的增加。旧的身份结构正在解体,并且愈发的波及到年轻人群体——失业和缺乏身份认同不再单独属于中老年人,年轻人同时也开始面临这样的困境——几乎不同年龄的人都在不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经济的安全感,原有的传统工薪关系开始崩溃——一个可以称之为“脆弱就业者”的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都是新的边缘力量,但社会变革恰恰孕育自这种力量。它们不仅将改变当下与未来的商业世界,而且还将大大地改变和推进这个世界与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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