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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辨析 刘玉文 董宝瑞先生在《燕国“南有碣石”简析》一文结尾处，有一段“鼓励性的”话，说：『笔者迄今没有看到刘*文先生“辨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中的“碣石”也指无棣马谷山的文章问世，不知他会怎样能把根本不靠近辽西山地，实在无以说“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无棣海边平原上的小小山丘，硬说成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碣石”，以又增加一个所谓“无棣碣石”研究新的“成果”。』 又说：『马谷山与“龙门”也不在一条线上，很难作北方农、牧业的分界线。』（董宝瑞：刘起釪先生及其《碣石考》） 本来懒得动笔叨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考虑到董先生在“叫阵”，像是望眼欲穿的“盼着”看“辨析”样子，不得已，班门弄斧，也匆匆应景写一篇“辨析”。 董先生这段话，大概有藐视华夏“宜桑麻五谷”而畜产匮乏之意。以为他这么一说，不但证明边胡辽西的游牧之“饶”，而且还可专擅戎狄的“旃裘、筋角”之利。同时还可以模仿初中平面几何作图，从明长城起点附近的昌黎城北山区向西南倾斜50º与山西的龙门划一条“农牧分界线”，以证明昌黎城北的“**顶、台”恰好“在那条线儿上”，马谷山偏南，“不在线儿上”。于是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所说的“碣石”，不偏不正恰好就是“平州碣石”。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有一点不明白，“马谷山与‘龙门’也不在一条线上”是啥意思？初中平面几何里说，“两点之间可以引一条直线，而且只能引一条直线”，怎么“平州碣石”可以与“龙门”之间可以画一条线，而马谷山就不可以呢？ 其实，所谓“农牧分界线”是现代人确定的，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实际经济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史记》中，司马迁的“龙门碣石以北”，也不能认为是司马迁在两点之间人为地划了一条“农牧经济分界线”。即便是按照董先生的愿望，在中国大地上划上那条农“牧分界斜线”，展开地图看看，咱老祖宗的发祥的岐山、周原、关中平原大部，谷神所在地汾河下游以及“大陆既作”之大部都划属于游牧经济的范围内，就连司马迁的老家韩城县境都包括在内。显然，这种生硬的划线方法是不对的。这与《货殖列传》所说的“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好稼穑，殖五谷……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也不符。 有人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时，还认为司马迁将当时的中国划分了“四个经济区”，即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但是秦汉时代的山东、山西是以太行山为分界线，如果按某些人的主观想象去生硬地划线分区，那华夏大地重叠、漏划的地域就很多，所以司马迁自己也说“此其大较也”，即“大略”也。 董先生之本意不在经济区划，而在于证明《货殖列传》中的“碣石”在昌黎。昌黎在周秦汉代正处在“农牧分界处”。 “碣石”的纷纭是由于后世学者及腐儒们滥肆附会注释引起的。《货殖列传》中的“碣石”在哪里，必须结合原著去核对，融会贯通理解。不能沿着后世的纷纭注释去“按图索骥”或“摆积木”“下棋子”，把个“碣石”当作“棋子”，这儿放放，那儿搁搁，不合适再换换地方。 本文就“碣石”的位置和“碣石以北多马牛”两个问题分别“辨析”如下： 一、司马迁《史记》之《天文志》《货殖列传》中的“碣石”位于何处 《史记》之《天文志》《货殖列传》中都提到“碣石”，“碣石”在哪里？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两次提到“勃碣”，先云：“凡望云气，……恒山以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汉代的“恒山”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称“常山”，汉“常山郡”以此为名。此“恒山”雄踞于今河北保定市阜平、唐县、涞源三县交界处，今名“大茂山”。北宋时就以雁门山关、大茂山和白沟河下游(今白沟镇、霸县、信安镇一线)与契丹人的辽国分界。当时辽西属于北国契丹 打开现在的“河北省地图”或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的辽西某图，一看便知，辽西郡的今昌黎县境显然在“恒山以北”的范围之内。望其“气”的颜色“下黑上青”。“勃碣海岱”显然不在“恒山以北”，而其“气”的颜色“皆黑”。气色迥然不同，其地域当然也就不同。所以“恒山以北”昌黎县境，与“勃碣海岱”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地域，根本不能不能混为一谈！这是无可挖争辩的地理事实。此处“勃碣”正与董先生所熟知的、光绪初年主修《永平府志》和《乐亭县志》“京东一人”、史梦兰先生在《乐亭县志》中所认定的“幽之东南，青之东北，濒海之区，渤碣之地也”之“勃碣”相吻合。 古之“幽之东南，青之东北，濒海之区”，即今之“冀之东南，鲁之西北，濒海之区”也，也就是天津以南、滨州以北的濒海之地。此区域之内唯有“无棣碣石”突兀海滨。也是无可争辩的地理事实。 《史记.天官书》又云：“自河山以南者中国①。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②。……中国山川东北流……尾没于勃碣。” ①【正义】：“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 ②【正义】：“《尔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为之四海之内’。中国，从河山东南为阳。“ 毋庸置疑，《天官书》中的二处“勃碣”，显然都是指古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渤海碣石。有人引用“中国山川东北流”一句时，疏忽或故意漏掉“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这一关键前提。离开关键的前提去“论证”，就等于盲目忽悠，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如果连司马迁《天官书》中“中国”的基本内涵都没弄清楚，何以奢谈“中国山川”！ 司马迁在《天官书》中的“碣石”，与在《货殖列传》中所提到的“碣石”是同一个地理实体。《天官书》中的碣石不在辽西；同理，《货殖列传》中的“碣石”也定然不会在辽西。 二、“碣石北多马牛”简析 或问：“无棣碣石根本不靠近辽西山地，产马、牛乎？” 答曰：“然也！” 董先生认为，马牛必须在“山地”放养，而且必须“靠近辽西山地”。岂不知，在山地牧马牛是以农耕为主业的华夏族与游牧的戎狄部族，长期争夺生存空间的结果。游牧部族原来也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草丰盛的大平原上放牧，是华夏族与游牧部族进行了几千年的争夺，才把游牧戎狄人驱赶到诸如辽西山地之类的边远山区的。曹操还征讨过辽西乌桓，斩其首领蹋顿、屠过柳城。董先生记得很清楚吧！尽管“诸夏”置郡县，筑长城，只是求得暂时的稳定，仍然没阻挡住戎狄南下牧马或入主中原。而且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看，大概先民们也是在大平原上采集、放牧、种植。在高寒的塞外山地牧牛马是迫不得已罢了。 再说，所谓农耕、游牧只是就“主业”而言，并没有绝对的“单一经济”，农耕者，也有畜牧业，游牧者也有种植业。划一条线，纯属理想状态，与事实不符。 以农耕为主的“诸夏”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之间的争斗，也有过进退消长过程，根据史籍的大略记载： 鲁孝公25年犬戎杀周幽王，周室东迁，西周灭亡。 鲁桓公6年，北戎伐齐，齐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 桓公10年，北戎病齐，诸侯救之。 庄公20年，齐人伐戎； 庄公24年，冬，戎侵曹。 庄公26年，春，（庄）公伐戎； 庄公30年，齐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 庄公32年，狄伐邢； 闵公元年，狄灭邢，邢迁于夷仪； 闵公2年，狄人伐卫； 僖公8年，夏，狄伐晋； 僖公10年，夏，齐侯（齐桓公）伐北戎； 僖公12年）（齐桓公42年），戎伐周，（周）王告急于齐，齐侯使管仲平戎于王； 僖公13年，狄灭卫，诸侯救卫； 僖公16年，秋，狄伐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 僖公18年，冬，狄人伐卫； 僖公20年，齐人、狄人盟于邢； 僖公21年，春，狄侵卫； 僖公24年，夏，狄伐郑； 僖公30年，夏，狄侵齐； 僖公33年，夏，狄侵齐； 文公7年，夏，狄侵鲁西鄙； 文公9年，夏，狄侵齐； 文公10年，冬，狄侵宋； 文公11年，秋，狄侵齐，后侵鲁； 文公13年，冬，狄侵卫； 宣公3 年，春，陆浑之戎侵周，楚子（庄王）伐陆浑之戎；秋，赤狄侵齐； 宣公4 年，夏，赤狄侵齐； 宣公6 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 宣公13年，秋，赤狄伐晋； 成公9年，冬，白狄伐晋； 成公12年，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襄公6年，十有二月，齐侯灭莱； 昭公12年，冬，晋伐鲜虞（狄人，后建中山国）； 昭公15年，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昭公16年，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 定公5年，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哀公6年，春，晋赵鞅帅师伐鲜虞； 侵伐“诸夏”的戎狄游牧部族，并不都来自“山地”，明矣！即便是“北戎”“山戎”也不局限于“辽西山地”游牧。北戎数次侵齐伐周，狄灭邢、卫，伐郑、宋等事件，说明诸夏之间，及诸夏内部尚存在着控制不到的非农业的游动空间。诸夏“灭戎”，也不是从肉体上全部消灭，斩尽杀绝。愿意逐步“归化”者，仍然可以在原地保持游牧传统，直至战国秦汉仍如此。不愿“归化”者，逃回或逃奔辽西山区也是有的，如白狄的肥国被灭后，一部分人逃奔辽西继续游牧，这就是“肥如”之称的来源。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论述的各地物产情况，不独谈汉初，而多述及夏商周三代。古今文献中，对无棣碣石周边地域产“马、牛，筋、角”之类多有记述。例如： 据《尚书·尧典》、《皋陶谟》等记载，活动于山东河济下游的“伯益”（皋陶的儿子）当过舜的“虞”。所谓“虞”就是管理山泽的官，其主要职掌是“调驯鸟兽”。《史记·秦本记》载周孝王之言：“昔伯翳（即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是秦赵的先人。秦族直到非子时代还“好养马及畜，善养息之”。齐地仍保着的“好养马及畜”传统。不少学者认为，周初正式形成的齐文化，恰恰是“伯益”滨海文化的嫡传，它的经济基础以农、牧、渔、盐并重。齐国临淄的殉马坑以及田忌与齐王赛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故事，可能就是齐赵人这种传统的缩影。作为“齐之北鄙”的无棣正是“农、牧、渔、盐并重”，至今如此，并培育出中外驰名的“渤海黑牛”、“渤海马”等优良品种，济南部队的“军马场”仍设在与无棣临近的黄河河口附近。可以想见古人也在“九河”流域牧马牛的盛况。 《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易经·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丧牛于易，凶”。 “丧牛于易”，谓王亥失其牛于易国。说明商人的祖先，早就在无棣碣石以北的易水流域放牧养牛了。 《禹贡》记载：“青州…莱夷作牧”，这大概是史籍中记载“畜牧业”的鼻祖。说明山东的畜牧业有悠久的历史，而东北一带的民族大部属“通古斯”族群，据考证“通古斯”一词出于与“养猪”为主业有关。 《周官.职方》：“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其川河、泲，浸曰卢、潍，…其畜宜六扰， 谷宜四种”。师古曰：“马、牛、羊、豕、犬、鸡，黍、稷、稻、麦也。” 这说明在周代，兖州“六畜兴旺”而“马、牛”为先。由马、牛，焉能无“旃裘、筋角”之产。“岛夷皮服”大概就是指“织皮、旃裘”之类东西。 《周官.职方》“河内曰冀州：….川曰漳，浸曰汾、潞，….畜宜牛、羊”。 董宝瑞把属于“四荒”之一孤竹国的辽西，说是属冀州之域，而《职方》冀州仅仅“畜宜牛、羊”，而偏偏无“马”。 董先生可能说昌黎不属于《职方.冀州》，而属于《职方.幽州.》，但是，《周官.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川曰河、泲，浸曰葘、时，…畜宜四扰”。师古曰：“马、牛、羊、豕。”幽州虽有“马、牛”之属，但其中的“河、泲、葘、时”显然均在今山东境内，看来也不是指“辽西”而言。 从上述古籍记载中，可以断定，古代山东北部有兴盛的“马、牛”之业。但也不排除当时的“辽西山地”也有游牧牧马的部族。 《周礼》记载，周代有“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的“牧”，又有分别掌管养马、养牛、养羊、养狗以至养鸡的校人、牛人、羊人、犬人、鸡人等。 到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些戎狄游牧部族，杂居在中原诸侯国的外围，有的甚至夹在诸侯国之间，如狄族在燕、齐、晋之间建立的中山、鼓、肥等国。《国语全译》（黄永堂译注 1992年2 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对“山戎”注曰：“山戎，我国北方民族名，也叫北戎、无终，居于河北省北部，春秋时代与齐、郑、燕等国境界相接，汉魏时名鲜卑”。《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范文澜）云：『春秋时期，在今河北中南部的游牧部族有“甲氏（鸡泽县，赤狄别种”，鲜虞（正定县西北，别名中山），肥（藁城县），鼓（晋县。鲜虞、鼓、肥三国都是白狄别种）”属于北狄。』这些游牧部族燕、赵、齐的存在，并相对稳定，也会促使“不田作”的这一带畜牧业的发展。《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范文澜）也说：“北方戎狄间是华族小国燕，春秋时期不被‘诸夏’重视。”说明燕国处于游牧部族包围之中。游牧部族的存在，必然有牲畜相伴。 《史记·货殖传》称：“中山地薄人众。”中山常与赵国交战，最终灭于赵。学者从河北灵寿遗址所出中山国的铜铁器和陶范进行研究，揭示中山国前期主持政务的鲜虞族是以牲畜为其立国的经济基础，并兼营农业。中山与齐国关系密切。公元前530年(周景王15 年)，晋荀吴灭肥（古肥子国,白狄别种也），肥子国的一部分逃奔至今河北卢龙城北重建肥子国，继续游牧；另一部逃到今山东肥城一带，据考辽西“肥如”和山东“肥城”皆与游牧狄族的“肥子国”有关。 《史记.货殖传》称：“燕代田畜而事蚕”。说明燕地畜牧滋盛。《河北省林业志.第二章.蚕桑》云：『《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代田畜而事蚕”，大意是燕地男子在田野放牧，妇女在家养蚕。』燕国的南境在春秋齐桓公时到达无棣碣石北边不远的“燕留城”。 《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称“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燕留城位于长芦县东北十七里,说明燕庄公时期燕、齐两国的分界线在沧州市东北一带。 《货殖列传》又称：“种、代，石北也，……不事农商。”“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大与赵、代俗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即燕人亦多“不事农商”。《汉书.地理志》云：“赵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结合《汉书.循吏传》宣帝时龚遂为渤海太守，提到“好末技，不田作”，可能有燕赵之风。 《史记·平准书》载，西汉景帝末武帝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盐铁论·末通》云：“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由此可知，养马遍及郡国。 苜蓿是西汉时代从西域传入中原，被广泛用于养马。汉武帝时，倡导郡国养马，《史记.平准书》“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除西北边郡设牧苑外，在京畿和内陆郡国，官牧也相当普遍。发达的国营牧业有力地支持了汉武帝的武功，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盐铁论·救匮》说汉时：“列田畜者连郡国”，看来也并非单指边郡而言。因为辽西、右北平一带与东胡、匈奴战乱频仍，倒没有见到养马的记载。 《汉书.循吏传》记载宣帝年间，龚遂为渤海太守，鼓励民户“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的故事，说明汉代渤海郡有养牛传统。 《淮南子·主术训》说：“是故人君者．．．．．．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 毋庸置疑“教民养育六畜”，是指全国有条件郡国均如此，不仅仅是对诸如辽西的边郡而言。 汉灵帝时，蔡邕疏称，“幽冀旧壤，铠马所出” （《后汉书. 蔡邕传》注引）。汉之渤海郡先属幽州，后隶冀州，无棣县境当时属于“幽冀旧壤，铠马所出”之地。 晋代，束皙说：“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斨羊，取之清渤”（《晋书》本传）。束皙的这段话，大概是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北土”不宜畜马牛而言。“大贾斨羊，取之清渤”，“清勃”是指清河郡和渤海郡，说明当时无棣所在的渤海郡盛产牛。所谓“冀北”就是指魏晋“冀州之北”的无棣碣石以北地域。 王子今先生在《秦汉长城的生态史考察》（载《中国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10月出版）中说：『汉代畜牧业户生产有几个特点：首先，地区分布不断扩大，由西北逐渐向中原延伸。受周代以来的长期影响，使中原的一些地方亦开始发展畜牧业。如史称：冀州“畜宜牛羊”，豫州、兖州“畜宜六扰。”即适合于马、牛、羊、猪、犬、鸡等畜的牧养。二是畜牧生产的品种、类别有发展。除马匹之外，还有牛、羊、驴、骡等。驴、骡是秦代之前中原所没有的品种，被视为“奇畜”。西汉中期后，乃“骡、驴、馲驼，衔尾而入，騨騱騵马，尽为我畜”（注：《盐铁论.力耕篇》。）』 另外，渤海郡一带的地名有不少与“马”有渊源。山名：有马谷山、马骝山；河名：有马颊河、拒马河；州县治所：厌次县治马岭城（在今阳信县境），瀛州治马城（今河间境）。这无疑与该地域的牧马业有关。 据考，无棣碣石以北章武县、章武郡之“章武”与“玄武”都是传说中的神兽，并说以“章武”来命名神马，这说明无棣碣石以北，不但多马，而且出“骅骝”、“章武”之类的名马。 再看北齐文宣帝高洋，高洋渤海修人也，定都邺城，于渤海郡近邻。史载，其父兄的作风颇有游牧之风度，大概也是受到当地环境影响所形成的。高洋也会知道家乡有座碣石山，日趋千里的高洋，胜利归来大宴群臣，改名乐游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另有别论。 张京华先生在《燕赵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出版）一书中说：“（从仰韶时期到西汉）燕赵区域虽然在旱地农耕方式和宗法血缘等方面都属于华夏系统，但和中心区相比，它又是落后的，尤其是农业经济方面比较落后，远未达到成熟饱满的阶段。”“燕赵区域的文化内涵迟至战国时期才确立，而政治上的成熟又迟至六百年之后，其农业经济更要迟至一千年 之后才充分开展。”“战国秦汉农业基本经济区的范围包括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汾水下游，黄河以北的河内及河南和山东的大部地区。也就是说关中、中原、齐鲁三大区已经连成一片。……这一时期，燕赵区域的农业经济也由春秋时期燕都蓟城一个比较发达的点，发展成为近乎连成一片的若干个点。”“对战国秦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经济，并不能估计过高……在《周礼.职方》、《史记.货殖列传》中，始终没有提到这一区域的粮食作物，在其他地区却有许多，诸如‘关中好稼穑，殖五谷’，齐国‘膏壤千里，宜桑麻’， 鲁国‘颇有桑麻之业’，梁宋‘好稼穑’的记载。《史记.货殖列传》只提到燕地的物产是‘鱼盐枣栗’，‘中山地薄人众’的话，由此可知，当时河北平原中部和东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上古以来沼泽遍布、丛棘茂盛、野兽出没的自然生态。……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汉魏之际曹操经营河北，开凿的白渠、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为转折点。”“秦汉至隋唐一千年间，农业基本经济区中心先是关中、中原、齐鲁一线。” 从文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农业区在逐步向北推进，游牧区相应地逐渐向北退缩。到秦汉时期，西部农业区已经推进到龙门以北的汾河流域中游一带，东部农业区已经推进到无棣碣石以北的海河流域。 综上所述可知，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的农牧分界线的东部应确定在燕赵齐交界的区域，即无棣碣石以北；西部应界定在龙门以北的汾河中游。所谓农牧分界线也是随大气候的变迁而游动的，并呈犬牙交错状态，是一个宽阔的游动地带，绝非简单的两点相连的一条直线。 结论： 一、《史记.天官书》 中的“碣石”，指的是“四海内则在东南的中国”的碣石，，即“幽之东南，青之东北，濒海之区，渤碣之地”的无棣碣石。并非在戎狄之域、“中国”之外。《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碣石”，与《天官书》中的碣石，是同一地理实体。 二、无棣碣石周边地域，在战国秦汉时期为农牧经济混合区域。无棣碣石稍南，在周代就是“畜宜六扰，谷宜四种”“农、牧并重”的传统经济区，再往南，是农业的中心地带。无棣碣石以北，多戎狄部族或诸夏与戎狄杂居，民多“不田作”“不事农商”，以游牧“田畜”为主业，所以“多有马、牛、羊，旃裘、筋角”。与龙门以北的情况类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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