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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的“诺奖季”，许多人会再次提起一个问题：中国距离诺奖有多远？虽然从SCI论文发表数量、高被引作者的数量等数据看来，中国科学在整体上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依靠标准化的考评体系，是否可以判断中国科学家能做出大量诺奖级的原始创新工作呢？中国科学家大规模获得诺奖的时代是否即将到来呢？今天的这篇科学评论就将探讨这些问题。 撰文| 贾鹤鹏（康奈尔大学博士、科学文化评论人） 随着一年一度的诺贝尓奖颁发完毕，一个问题再次成为了科学界的公共话题：中国人何时能经常获得诺奖，或者至少是能获得与科技产出相匹配的诺奖？诺奖当然关系到原始创新，但实际上也与整个科研体制和社会宏观状况密切相关。笔者日前于《返朴》上发表的《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就是对此问题的初步探讨。 该文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评论和同行点评，其中不乏质疑之声。但很多质疑实际上误解了笔者意见，以为我在推崇唯SCI马首是瞻的论文数数的做法。但如果仔细看这篇文章，我的意思实际上是说，这种做法是中国科学在崛起过程中的合理路径，符合特定历史条件与体制原因。结合对这些问题的回复和对争议点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宏观体制与学术创新的历史纠葛和对此的未来期盼。 SCI 论文是被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 探讨中国科学的起步与腾飞，必须着眼于1980年代的历史条件。浏览“科学的春天” 那年的科学大会，我们会看到，大会对中国科学重新赋予政治意义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对科学生产该怎么做的探讨。大会上，不论是邓小平在十几年来第一次代表中央对科学家的肯定，还是郭沫若充满诗人热情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的感慨，都没有说科学的春天到底是啥样。 是啥样呢？那时的中国科学基本上处于困惑时期。在“文革”之前，基础科学是以解决国防重大需求为标准来分配资源的，而技术研究基本上是各个领域具体技术的攻关。但“文革”结束后，国防等国家战略需求大幅下降，引进技术来替代自主开发实际上从“文革”末期已经开始。其直接后果就是，科学界除了教学和一些不需要科研经费的领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好做。所以当时才有了一正一反两件事情，正的是王大衍等科学家呼吁设立“863计划”；反的是时任中央领导人开始探讨撤销中科院。像“863”这种其实规模一点也不大的科研资助计划，其设立也能成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科学界的窘困。 这些情况，加上当时不正之风的弥漫，让SCI发表作为科学界的主业有了非常合理的选择。当时SCI中还没有中国期刊，而国际期刊所表现出的公平、程序严谨、结果客观对中国科学界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最初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很多都是投入很小的基础科研领域的论文。所以可以说，SCI是中国科学和中国科学家的历史选择。 而这样的历史和历史选择，在中国支配性的行政体系下，迅速迎合了主管部门进行考评、机构之间进行竞争，以及资源进行分配的标准，其后便成为了压倒性的考核标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是唯SCI马首是瞻吗？不是，是唯考核马首是瞻。中国很多的工程科学领域，比如电力研究，很多迄今也没有形成推崇国际发表的习惯，因为在这些领域，课题的主要提供方是电科院、国家电网等机构，他们不在乎SCI。同理，涉密的各种国防相关领域需要以国际发表来衡量吗？也不是。 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唯SCI马首是瞻，而在于考评体系如何确定优秀，在于资源分配需要依靠考评体系来决定。 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中，我引述了自己在美国参与政府科研评估的经历，来说明美国在评估课题时也要看论文数量，看期刊的点数。这个说法遭到了一位在美国担任终身教授的读者的指责，认为我混淆了宏观评估和微观激励。前者是对机构的，其中需要的标准化不应该落到每一位个体科学家层面上。 这种判断在美国可能不错。但问题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主导下，对机构的基于数目字的宏观评价几乎必然会反映到对机构下属的院系的考核上，院系又会把这些转嫁到个体科学家身上。更加重要的，这种指标会内化为大量科学家的自觉行为。 从过去40年历史和行政集权式管理的中国现状出发，中国是否有广泛依赖SCI等标准评估体系之外的其他选择？历史方面的论断上面已经提过。如果当时不采取国际化的标准评估手段，中国科学会是什么样呢？ 从现状角度，中国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择优资源分配。学科与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体现。只要有资源的非平均化分配，就要有排名，就要有指标。应该说，双一流评估本身的指标尽量避免了SCI点数而更加偏重ESI高引学科所占的权重，这实在是煞费苦心。但既然是行政评估，标准化指标体系就不可避免。  ESI 对研究人员、机构、国家、期刊、高被引论文等的删选门槛。ESI 是指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即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是目前普遍使用于衡量学科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分析评价工具。通过 ESI 可以确定22个学科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机构、论文和出版物，以及研究前沿。 所以说，不是科学家唯SCI马首是瞻，而是科研考评和资源分配催生了SCI指挥棒。但这就完全是坏事吗？或者这就只是坏事吗？刚才我已经说过，SCI指挥棒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而且可以说是相对合理的选择。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一文中，我分析了SCI选择对于中国科学集聚当时有限的资源、与当时的不良社会氛围做切割起到了重大作用。实际上，基于SCI、ESI、Scopus等量化标准的考评给常规科研带来的并不是灾难性结果。 首先，考评与内容是分开的。所以科学家自身完全可以在内容选择上去努力追求创新点。固然做跟踪性科研是最容易开张的，追逐热点较容易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但制度本身并不禁止任何人做完全原创性的科研。从理论上讲，基于小同行评议的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评估是可以支持这种原创性研究的。当然，如果一个完全原创性科研选题的本子在面上基金申报上没有过，其实是因为同行觉得这个不可行。不论同行们正确与否，这不是行政考评体系的错。 其次，抨击SCI标准化考评的板子主要是打在它扼杀原始创新上。为了确保出成果，科学家们主要是追踪热点。但不论中外，大多数科研是追踪既有研究开创出的领域。完全不看别人的研究的从零开始的原始性创新是不存在的。同样，任何追踪式科研的底线是不能简单复制条件相同的被追踪者的结果（除非是要验证其方法是否可行），否则如果说成是自己的工作而拿来发表，那叫剽窃。 这也就意味着，追踪热点本身并不是不能创新。完全没有创新点的工作，其实也发表不了。大量的第二落点、第三落点的跟踪性工作，通过深化对特定科学规律的条件和变化的认识，同样在丰富着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在这些工作中，也有可能涌现出原始创新点来。笔者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曾举了蛋白质结构解析这一重要的平台性工作来说明。解析了蛋白质立体结构相当于为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向科学未知世界的大门，从中可以孕育很多高度原创性的工作。 第三，即便依赖SCI，学术界自身也是在进步的。这一点我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已经提及。把期刊根据学科及影响因子来做分区评估，这比起早年的只看是否发表在SCI或者只比较影响因子，已经是很大的进步。20年多前，在评估者和科研领导人不太懂这些的情况下，即便是分区考评也做不到。对于同一个学科而言，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发表的论文，在总体上比影响因子低的质量更好。 第四，在标准化评估在大多数学校仍然处于压倒地位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鼓励原创性的努力。近年来新兴的一些大学，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等，对青年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给予大量支持。我在最近1年陆续为Nature撰写的一些报道表明，这些大学的很多青年科学家可以不用担心在短期内出成果，也不用过分依赖于SCI指标。这确实是可喜的结果。在传统的985大学，也有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体这样的体制内探索。它们取得的成绩也会有助于逐渐改善单纯的量化指标依赖。 那些认为扔掉了SCI等各种数“工分”的做法后，中国科学立刻就可以开始原创创新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我们实际要做的，不是扔掉SCI立刻另立炉灶（实际上也做不到），而是在承认行政化管理必然会导致现有标准化考评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探索性措施来尝试新的鼓励创新的做法，同时逐渐限制数“工分”绝对化的负面影响。 标准化的考评体系并非像很多人想像的一样让中国创新陷入灾难。但标准化的考评体系也不会让中国科学家能像当前在数目字上来体现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诺奖井喷。 我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曾提到，我不太同意科学界“大V”袁岚峰博士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在ESI高被引作者的数量井喷，类似于开始大规模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的前夜：将来这些中国科学家也会像今天的日本科学家一样来问鼎诺奖。 这种仅仅靠数目字进行的判断，在衡量科学的整体进步上很有说服力，这也是我在上一节说的，标准化考评并不必然扼杀创新。但问题在于，仅仅靠数字是不能区分具有方向引领性的原始创新和其他同样重要、只是在原始创新性上差一点的工作的。 多年来对诺奖的跟踪，让我总结出，诺奖级成果主要是那种成功引领了主要科学发展方向的极为重要的原始创新。当然是否原始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在类似的原始创新中哪一个最重要，总是有争议的。所以很多年份的诺奖颁布后，都会有一些在这个工作方向上谁的工作更重要、更值得获得诺奖的争议。但无论如何，诺奖的获奖成果一定要有引领性，所以才需要20年或更长时间来判断。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用数目字来看，并非当初作出最重要的引领性工作的作者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唯一的最高引用作者。通过非常系统的工作把这个方向上的诸多条件进行检测，甚至推热了这个方向的研究，同样也可能成为高被引者。 再用上面说过的蛋白质结构解析的工作来举例。我们知道，冷冻电镜的发明得了诺奖。冷冻电镜是做蛋白结构解析的重要手段。一种蛋白的结构被解析出来后，会有大量针对这种蛋白的各种功能的研究。这些科研工作可能不需要引用发明冷冻电镜的论文，但肯定绕不过最早公布这种蛋白结构解析结果的文章。这也是 CNS（Cell、Nature、Science）愿意发表这类文章的原因。这些首先解析出特定蛋白结构的工作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按照一般的理解，它们距离诺奖所推崇的原创性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在看待高引作者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庞大的科研人口和对权威表示格外尊重的文化传统。这就导致了大家会广泛引用国内一些科研大家的工作，即便有时候略有牵强。此外，中国科学家数量庞大，工作同质性高也创造了很多热点领域。仅仅靠中国科学同行的跟踪和引用，这些领域就孕育出了以引用数来衡量变成了热门的很多科研课题。但应该说，绝大多数这样的课题是不具备问鼎诺奖的水平的。必须承认，在最高科学水平上，我们相比于美英、日本还是有差距的。 虽然中国科学在总体上距离诺奖井喷（或者井喷前夜）还有很大距离，但也没有必要因此沮丧。必须看到，中国基础科研的大规模启动其实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短短20多年时间取得的成果，还是超过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科学进步的速度，这其中，标准化的考评绝对说得上功不可没。 虽然我们还看不到诺奖井喷，虽然我们用美国水平来衡量中国的原始创新还比较缺乏，但就科学本身来说，中国科学家为丰富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同样贡献了巨量的知识，这不也是科研的本意么？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虽然中国科学还缺乏那种高度原创性的贡献，但这与中国整体的经济、技术发展的模式是一致的。如我在《中国创新做对了什么？》一文中所说，中国的技术发展同样是不去发展创新的第一落点，而是迅速跟进甚至垄断第二落点。甚至说得更远一点，这也与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养成的背诵标准答案的学习模式是一致的。不论在哪个方面，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到国家的迅速进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沮丧，也没有理由因为得不了诺奖而棒打SCI。 但必须承认，中国科学发展到现在这个体量和学术成绩的地步，再靠以追踪为主的创新就难以持续了。但追求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并不是要一切推倒重来。我们要摸索的，是通过各种实验性手段，让鼓励原创科研的措施与（行政化管理和资源分配必然导致的）标准化的考评措施彼此能相互接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抛弃情绪，来认真看看中国科学的对错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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