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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1958年—），出生于上海，美籍华人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 1970年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担任歌唱和舞蹈演员。1979年，当过战地记者。1983年，在中国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工作。1986年与李克威结婚。1989年赴美学习，学习期间与李克威离婚。199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文学硕士。1992年，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 严歌苓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1.《少女小渔》 《少女小渔》是严歌苓所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该书讲述一个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现代版“典妻”故事，意在探讨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以及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小说以形象化的描写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奋斗进取，而在于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 《少女小渔》创作于1992年，也就是严歌苓到美国后的第三年，是严歌苓在美国创作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集《海那边》中的一篇小说。初到美国，异乡生存的急迫感严歌苓曾有过，她一直关注来自于中国的移民，这是她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少女小渔》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伦理价值倾向，最感人的一点无疑还是那种超越于东西方文化及道德差异之上的、向善向美的朴素情感，作者渴望以此来表明的，大约也就是这种情感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难得与可贵，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 2.《第九个寡妇》 《第九个寡妇》是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她的转型作，作品讲述了中原地区一个叫王葡萄的寡妇在土改时期藏匿其地主公爹的传奇故事，写出了人性的灿烂，时间跨越20世纪40至80年代。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取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河南的真实事件。严歌苓听到她前夫的大哥讲过的一个发生在河南西华县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是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地主藏在地窖的事情被发现了，这个地主出来以后就吓死了，自己连病带吓死在监狱里了，这种结局严歌苓不太喜欢，就改成了现在小说的结局。严歌苓为了《第九个寡妇》这个故事还到前夫的父亲李准的老家农村生活。 在《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一生均处于社会最底层。即使面临如此困境，严歌苓仍然乐观地视生活为上天对人类的恩赐；面对苦难，她没有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描写为苦难所磨砺出来的韧性。自然界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人要生存就不能违背它，而是要顺应它，与其和谐共处，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是天道。 3.《白蛇》 《白蛇》是旅美作家严歌苓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9年。《白蛇》以三个不同的版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在文革期间，两个边缘人之间的同性之爱。《白蛇》中的女性舞蹈家孙丽坤因编演舞剧《白蛇传》倾倒众生，也因其出色的才貌与风流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获罪，由“天上人间”自由来去的“白娘子”沦落为连上厕所都被严格看守的阶下囚，成为众人唾弃的“反革命美女蛇”，落难后的孙丽坤与一个从小就迷恋她的“假小子”舞迷徐群珊在窗内与窗外的偶遇，引发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爱恨纠葛的传奇故事。 《白蛇》以“革命群众”来信、“革命文件指示”、报纸的官方特稿构成的“官方版本”；以纯粹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构成的“民间版本”；以叙述人物内心隐秘和事件真相的“不为人知的版本”。三个“版本”交错组合，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孙丽坤在“文革”期间和平反后的经历。 严歌苓在《白蛇》中展现出了女性主义者作为弱者和边缘人的生存景观，说明她们是男性世界的受害者与反抗者。孙丽坤的美与自尊在社会中逐渐被毁灭，是徐群珊给予的爱拯救了她。但是这种拯救只能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生效，当社会逐渐恢复正常，这种拯救在社会规范与伦理制约面前顿时丧失了它的力量。他们满怀希望，他们顽强生存，他们梦醒破碎，他们无助哀叹。 4.《陆犯焉识》 《陆犯焉识》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严歌苓一直萦怀于对自身家族史特别是对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依此多年的功课，该书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中国近当代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 陆焉识悲剧的人生，演绎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以及知识分子在政治和苦难的困囚驯化中的精神抗争、蜕变、坚持。 5.《金陵十三钗》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的中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南京大屠杀时的故事，小说名中“金陵”指南京，“十三钗”指的是故事中13位侠肝义胆的妓女。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又一部书写边缘的作品，无论是“我姨妈”似的叙述视角，还是秦淮妓女式的书写对象，都弥漫着一种边缘气息。边缘意味着孤独，孤独则催生着反抗。秦淮妓女本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她们遭尽世俗玩弄，却不为世俗认可；她们风情万种，却注定无法逃脱尘世的宣判与道德的仲裁；她们茫茫然游走于传统的正义与道德之外，凄凄然混身于流金泻玉而又穷山恶水的红尘之中，担一付人人唾弃的娟妓之名，受一世情欲煎熬的孤独之苦。于是她们反倒以放荡颓败的行为举止，以粗鄙与狂欢化的生活方式，来嘲弄道貌岸然的世俗权威，并曲折传达着内心对于尊严的向往。 书中十三钗们处处表现出青楼女子的积习，举止轻佻，言语粗俗，但豆蔻惨遭凌辱，陈乔治惨遭血刃，中国伤兵惨遭杀害，惨烈的现实终于激发了她们同仇敌汽的民族情感，在日本人二次闯人教堂时，女性间鸡零狗碎的争执瞬间被同胞姐妹间的关爱和同情所替代，她们以献祭般的高贵牺牲换来女学生的安全，她们人性中圣洁的光华发散出来，彰显出原有的人格尊严。战争自然是能表现隐藏人性的极端环境，十三钗的精神之光由此得以放射。
6.《芳华》 《芳华》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于2017年4月首度出版。该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为背景，围绕男兵刘峰因“触摸事件”被处理这一情节，讲述了以刘峰、何小曼等人为代表的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
严歌苓坦言，她用了四五年时间一直在解构、打磨《芳华》，她甚至将自己想象成“穗子”。而穗子写过的情诗、做过战地记者都是严歌苓的亲身经历，实际上《芳华》是对他们那代人的青春做了批判式的怀念，她在书里做了许多忏悔。
《芳华》是人到中年的严歌苓再次向青春岁月的回眸凝望，也是对蕴含在家国历史之中的个体记忆的再审视——对它的“山山水水”展开一次深度开掘和打捞。作为“有我”写作的又一次倾情试验，《芳华》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回到了成长的“原点”，从“身体”出发，追溯悲剧的根源，既呈现了权力和公共意识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塑造和规约，也喻示了这种“塑造”和“规约”如何造成个体人格的扭曲和残缺。“触痛”既是刘峰、何小曼等人成长的代价，也是迫使他们走上自我确证和救赎之路的出发点和转折点。
7.《天浴》 《天浴》讲述在七十年代的西藏，成都少女文秀与全国七百五十万人民一样，要离开亲友被下放农村。文秀被派往荒凉的西藏，寄居藏族牧人老金的破旧帐篷。贫瘠的生活使她更想家，而她唯一的生存工具就是自己贞洁的肉体，一而再、再而三的奉献予干部、生产队长等，只是要换取一纸批文，少女的青春与活力却已支离破碎，老金决定为她洗去污秽、重拾纯真。
严歌苓以女性的视野、历史的记忆，结合个人体验写出了小人物们夹缠在乱世革命、动荡之中，虽努力挣扎、拼命呼喊，但最终还是不可逆转地走向毁灭的结局。小说展现了在历史浩劫中，人性的残酷漠然、命运的坎坷无助，人们拼命挣扎却只能随波逐流的无奈心境，揭示了人生的沉重和苦痛。
8.《小姨多鹤》 小说讲述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日本女人（多鹤）在战争的硝烟中走进同一个屋檐，同一个男人，在特殊年代衍生出的畸形爱恋。
小说集中写了两个女人：多鹤和小环。也可说是“两个女人的史诗”。多鹤这个日本小女人，在日本战败后，从“满洲垦荒开拓团”死里逃生跑出来，又被卖给人家做生育“工具”。她无尽地劳动、干活，默默地受羞辱、折磨，可她无怨无悔地整日只知弯腰、鞠躬，低头、擦地，靠的是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一种求生的本能，以及与生俱来的宽厚、宽容、宽恕、善良、至爱的本性支撑着。这是一种真实的人性，一种超越了一切国家、民族、宗教界限的人性。多鹤凭借着这真挚的人性，终于赢得了张家每一个人的信任和关爱。她也无私地将自己全部的力量，献给了这个家庭，尽管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有对不起她的地方。这就是人性的博大无私。朱小环，这个张家的大管家，三个孩子名义上的生母，可以说是底层社会最可怜的一名家庭妇女，但是她个性开朗、乐观，无忧无虑，为人泼辣，抽烟、嗑瓜子、骂人，。她对多鹤，作为日本人，作为情敌，是仇视的，可当知道多鹤的悲惨身世，又见其刻苦勤奋的劳动，真诚善良的心地，大气的她，毅然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与多鹤成为了相濡以沫的亲姐妹。她勇于承担了抚养、呵护三个孩子的责任，还处处关照多鹤，甚至为她担待罪责，避祸消灾。在她身上，有着中国“农村妇女那种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平常心”，有着“几乎接近原始的美德，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侵蚀的美德。”
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通过这六口之家里的亲情、爱情、友情，把人世间的伟大人性，开掘得淋漓尽致、深刻透彻。小说显示了严歌苓对中国革命、人性、文化融合等经典话题思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9.《雌性的草地》 《雌性的草地》描写了在20世纪那个“红色的年代”女性知青像男人一样放牧军马的艰苦生活，展现了她们遭受人性摧残的悲凉人生和不幸命运。虽然女知青们都相继成了“崇高”理想的祭品，但是在被“雄化”、“物化”过程中，她们仍旧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渴望，悲情地呼唤着“雌性”。 《雌性的草地》故事并不以揭示环境荒凉、残酷、非人道的苦难生活和生命状态，表达对那个时代的愤怒和控诉为旨归，而是旨在异化状态下，揭示人性的饱满与匮乏，庄严与荒诞。
10.《寄居者》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1939年，女主人公May爱上了一名刚刚逃到中国的犹太男子彼得。约瑟夫·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了让爱人去美国，May临时抓了个救星——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情人。最后，May用彼得的钱赎救了情人，用情人的护照让彼得脱险。同时，她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实现了爱情。 该书还原了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的上海。《寄居者》无疑是一部即具备反思历史、探讨人性价值，又拥有现代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表现手法的作品。 严歌苓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着一个“异族三角恋”的故事，展示了身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与人性错综复杂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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