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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说到底就是选拔人才，传统观念中，就是天下举子集中到一起考试，然后根据成绩择优录用，充其量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舞弊案，又跟片区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科举的起源讲起了。 一：从“亲亲”到“贤贤” 科举是怎么来的？ 夏商周时期，是不需要科举的，因为那时候施行“世卿世禄制”，以血缘为纽带管理天下，老子是官，儿子是官，孙子是官，上千年下来，从无例外，对此，古人有个比较委婉的说法，称之为“亲亲”，用人就用自己家里人，家里人还用他自己的家里人，总在一个小圈子里循环，还需要什么考试呢，长大以后，顺理成章的继承就是，哪怕他是个傻子。  亲亲 然而，用家里人虽然放心，但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强枝弱干的局面，出现强枝弱干会怎么样？对全天下而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对地方而言，“诸侯执权柄”就变成“大夫执权柄”，乃至于“家臣出令”，“扶犁黑手翻持笏”，下层，原先呼来喝去的下层想要翻身做主，导致政局动荡，天下混乱。 “亲亲”的根基产生动摇，家里人靠不住了，靠不住怎么办？ 前669年，以昏聩闻名的晋献公尽逐诸公子，废“公族大夫”，改成“士族大夫”，创造性的将用人范围从公族扩大到士族；前659年，以后永霸西戎的秦穆公上位，为了更广泛的招揽人才，在晋献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秦国开创“客卿制”。 以上种种，成了“亲亲”之后，“贤贤”的起源，用人开始不考虑血缘，而是考虑是否有才，事已至此，科举制便出现胚胎，当然，等他长成参天大树还早着呢，因为“贤贤”不也得经历一下历史的考验不是。 二：从“推举制”到“九品中正制” “贤贤”意味着，公族以下，跟国君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士人，可以根据才华进入朝廷，从而有了当官的机会，那么，士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其中有“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国宝，也有“口不能言，身能行之”的国器，有“口能言之，身不能行”的废柴，也有“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  贤贤 君王自然要“敬其宝，爱其器”，从这些人当中挑出国宝、国器予以重用，然而非常尴尬的是，理论上虽然很是完美，但国宝、国器奔愣上又没刻上记号，该怎么将他们从芸芸士人当中挑选出来呢？考试？说得很好，但该怎么考，也就是该怎么选拔人才呢？ 秦朝，国运太短，还不存在人才问题，因此，他们暂时不必为如何选拔人才操心，刘邦建立西汉之初，能干的文臣武将一大堆，也不必为如何选拔人才担心，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事情就变得有些糟糕了，怎么个糟糕法？ 汉武帝当上皇帝以后，西汉已成立五六十年了，五六十年意味着什么？ 非但开国的功臣老去，就连功臣的子女也渐渐老去，如周勃、周亚夫，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人才便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青黄不接怎么办？自然要公开选拔人才，可怎么公开选拔人才呢？ 为此，汉武帝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推出“推举制”，什么意思？命令各地郡县，按照才学和品行，向朝廷推荐人才，然后由朝廷统一考察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举秀才，举孝廉”。  朝廷 由地方向朝廷推荐，朝廷通过一定的考察之后，特别优异的，直接到地方或朝廷当官，稍次一些人的，留在身边，当个郎中，相当于后备人才储备库，跟在皇帝身边，一边帮皇帝办事，一边学习如何处理政务，学成毕业以后，再选派合适的官职。 为了确保这项制度能顺利实施，汉武帝还给各地方下指标，大致是“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同时，还将推举指标纳入官员日常考核，完不成任务者，一律不达标，年终评比上就会划分为劣等。 如此一来，制度上是相对完备了，但问题是，朝廷每年下达几个当官的指标，当官又都是人人都喜欢的好事，既然人人都喜欢，指标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供不应求怎么办？ 各种歪门邪道随之而来，甚至还有地方豪强把持地方推举，将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久而久之，“举秀才，不读书；举孝廉，父别居”等名不副实的情况出现，推举制有了施行不下去的可能？ 施行不下去怎么办？  曹魏 三国曹魏时期，出现了“推举制”的变种“九品中正制”，选朝廷德高望重的老臣担任原籍中正官，负责每年一次的人物考评，将参加考评得分人物化成九等，报上朝廷，供朝廷选用，如此一来，“推举制”当中的地方推荐，变成“九品中正制”当中的朝廷官员推荐，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进步，但实际上呢，换汤不换药而已。 推举制的弊端依旧存在，人们开始寻找更新的，更有效的选拔人才的方法。 三：科举制的出现 公元587年，隋一统天下之后， 鉴于“推举制”、“九品中正制”出现的种种弊端，隋文帝杨坚废除察举，建立科举，命各州每年选三人到京城参加考试，这一举措，视之为科举制的萌芽；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设进士科取士，科举制至此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逐步完善，一直延续下去，延续了1300余年，成为封建王朝选用人才的主要手段。  杨坚 科举制与“推举制”、“九品中正制”不同的是，它注重“以文取士”，确立了一个用人的硬杠杆，理论上讲，杜绝了选拔人才方面，地方上徇私舞弊的可能。 然而，杜绝徇私舞弊，科举制就没有毛病了吗，当然不是？ 主要矛盾就集中在，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均衡，发展不均衡就意味着人员水平有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实施一刀切，一个标准衡量整个儿天下，貌似公平的背后往往会隐藏着巨大的不公，甚至还会造成部分地区的离心离德，为什么这么说？ 公元1397年，即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开科取士，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王府属官）白信蹈等为考试官，录取宋琮等52名进士，经三月廷试后，以陈郊为第一名、尹昌隆为第二名，刘谔为第三名，称之为春榜。 春榜发布后，人们忽然发现，上面录取的居然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无一人上榜，北方士子无一人上榜怎么办，当然十分不满，认为是主考官有意识歧视北方人，于是联名上疏，状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在录取中偏袒南方人。朱元璋知道以后非常生气，立即命侍读张信等在落第试卷中各阅10卷，增录北方士子，但张信等复阅后发现，北方士子的试卷大部分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复阅结果报上去后，又有人说张信等故意以陋卷进呈。  朱元璋 朱元璋大怒，五月，追定考官刘三吾为蓝玉党，以老戍边；张信等被凌迟处死，春榜录取陈郊、刘谔、宋琮等南方士子，也一律削去功名，发配边疆。 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阅卷，定韩克忠、王恕、焦胜等分别为一、二、三名，是为夏榜，下榜当中，录取的全是北方人，所以又称北榜。 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南北榜之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的是刘三吾偏袒南方人吗？当然不是，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魏晋以后，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相对稳定意味着经济文化比较发达，长此以往，南方士子的水平自然稍高一些，刘三吾等不考虑实际情况，根据一个标准取士，结果，造成南北方的不平衡，从而引发一场天大的官司，后来还因此获罪，从这个层面讲，刘三吾等是很冤枉的，因为他们吃了制度缺陷的亏，吃了亏怎么办？ 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皇帝终于觉醒了，明仁宗朱高炽决定，科举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第一次，根据地域，将天下分为南区，北区，考试时在试卷上注明，采用不同的标准，录取比例分别是南六十，北四十。之后呢，又觉得这样划分太过笼统，有些交界地带不好划分，索性第二次再加个中区，南北中的录取比例分别调整为55%、35%、10%，依旧是南方人录取的较多。  清朝 此后遂成定制，一直延续到清，到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虽然录取比例稍有变化，但大体上，将参加科举的士子按地域分成南北中三区，三区标准不同，区别对待的方法一直没变。一则用人上不敢马虎，二来呢，敢马虎吗，稍有不慎，都会带来不满，从而引发一场天大的官司，明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之争，不可不慎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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