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 王子猷①居山阴②，夜大雪，眠觉③，开室，命酌酒④，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⑤，咏左思⑥《招隐诗》⑦，忽忆戴安道⑧。时戴在剡⑨，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⑩不前⑪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选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注释 ①王子猷——即王徽之（338－386），字子猷，东晋名士、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第五子。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但生性高傲，放诞不羁，对公务并不热忱，时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住在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 ②山阴——浙江绍兴古县名。秦朝始设，得名于南部的会稽山，为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 ③眠觉——睡醒。唐·薛能 《杨柳枝》词之五：“青楼一树无人见，正是女郎眠觉时。” ④酌酒——倒酒杯中。 ⑤彷徨——徘徊 《诗·王风·黍离序》：“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⑥左思——（约250—305），字泰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另外，其《咏史诗》《娇女诗》也很有名。其诗文语言质朴凝练。后人辑有《左太冲集》。 ⑦《招隐诗》——是左思创作的诗两首。通过描写隐士的生活及居住环境，表达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全诗写景细致、真切，语言简洁，风格古朴。 ⑧戴安道——即戴逵（326－396），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居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嵊州市）。他是顾恺之时代另一有名画家，南渡的北方士族。晚年长期住在会稽一带。戴逵终生不仕，初就学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鼓琴，工人物、山水，坚拒太宰武陵王召其鼓琴之命，王徽之曾雪夜访之，到门未入，孝武帝时累征不就。著《戴逵集》9卷，已散佚。 ⑨剡——古县名（剡县）。西汉置，在今浙江东部，包含嵊州和新昌。有剡溪，为曹娥江上游，自山阴可溯流而上。 ⑩造门——上门；到别人家去。《后汉书·廉范传》：“麟亦素闻范名，以为然，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 ⑪前——入，进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晋书·儒林传·刘兆》：“尝有人着鞾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 翻译： 王子猷住在山阴县，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卧室门，命仆人为他斟上酒。向四下里看看，一片洁白的景象。 于是穿衣起身，在室内徘徊，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怀念起戴安道来。当时戴安道住在剡县，即刻连夜乘小船去拜访他。经过一夜才到戴安道家门前，他没进去，又转身返回。 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子猷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没了自然返回，为什么一定要见戴安道呢？” 点评： 山阴地暖，大雪罕见。在窸窸窣窣的落雪声中，王子猷一觉醒来，顿时产生了赏雪的兴致。塞北苦寒，想必少有王子猷这样的夜赏者。而在南国，不但是人了，甚至连狗子也会兴奋起来，“粤犬吠雪”嘛！ 他立刻开门，命酒。一面小酌，一面向四下里观望——门外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雪景入目，似乎连心灵也被荡涤，变得澄明起来。 眼下，床上是呆不住了，他穿衣起身，一边在室内来回走动，一边咏诵起左思的《招隐诗》来： 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就因为诗中有一个“雪”！ （按：此诗“雪”本或作“云”，不确！“云”繁体作“雲”，与“雪”形近易讹。南北朝乐府诗有《子夜四时歌·白雪停阴冈》：“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乃采乐府成句入诗） 又，此诗歌起句云：“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其中还有个“隐士”！ 王子猷立刻动了招隐的念头，去招谁呢？忽然想到了戴安道。当时戴隐于剡溪，剡溪为曹娥江上游，自山阴溯流可至。于是“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夜心里头，睡得着乎乎的，被主人从热被窝里拖出来出工，舟子也是无奈。但子猷的心情肯定大好。一边听着“欸乃”的桨声，一边欣赏着曹娥江两岸清丽的雪景，真应得上一句老话了：“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一宿方至，子猷却“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真是个任“兴”而为的人啊！因其难能可贵，于是被奉为“行为艺术家”！被视作“魏晋风度”的典型之例。 不过，单凭王子猷的一面之辞，不足以洞察真相；要洞察真相，就不能不搞清楚他多变的“兴”。 从本文看，“雪夜访戴”之“兴”，是由咏诵左思的《招隐诗》而起。 最早以“招隐”为题的作品是西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主要内容为：陈说山中的艰苦险恶，劝告所招的隐士（王孙）归来。 此赋采用铺叙手法，生动地描绘出荒山溪谷的凄凉幽险，渲染出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氛围，显现隐士幽居的寂寥艰危，急切地表达“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的意向。 此后，“招隐”便成了一类诗歌的题材。西晋时“招隐”诗作蔚然成风，但多数诗作的旨义已经不在“征隐”，而是以寻隐为契机，领略自然山水的美景后，产生遗世高蹈的隐逸情怀，实际效果是诗人由“慕隐”进而“投隐”了。 左思的这首《招隐诗》，也通过描写隐士的生活及居住环境，表达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根本就没有招隐士下山到朝廷做官的意思。 那么，王子猷要招的这个戴安道，是个什么人呢？ 戴逵是与顾恺之齐名的一位画家，是南渡的北方士族。但他一生未仕。晋孝武帝时，征其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拒而不从，从隐居地会稽郡剡县出逃于吴。孝武帝被迫收回诏旨后，戴逵这才返回会稽。 作为一名隐士，戴逵不喜与权贵交游。武陵王司马唏慕其名，欲重礼邀其入府弹琴，戴逵愤而摔琴明志：“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 连皇帝和王爷都招不来的人，他王子猷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能耐？更何况此时王子猷已非官身，南朝宋·刘孝标注此引《中兴书》：“徽之（子猷名）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居山阴也。”他自己都从官场退出了，还有兴致招隐士入朝为官吗？ 那么，他会不会像左思那样由“招隐”而“慕隐”并进而“投隐”呢？其实王子猷对归隐是不以为然的。 按《晋书》本传说他“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之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玩世不恭，不拘礼法）也。’” 在他心目中，性情高古、自甘隐逸、不关人事的东汉高士井大春，反不如风流倜傥、夫妇当垆、轻慢世风、终于富贵的司马相如活得更飘逸潇洒。这样的价值观暴露了他不可能真心仰慕戴逵这样的真隐士的，不过是自己弃官赋闲的处境与其相仿罢了。 这样看来，王子猷“雪夜访戴”，既不是为了“招隐”，也不是为了“投隐”，那他是为了什么？ 唐·马总《意林》引晋·葛洪《抱朴子》文为我们理解王子猷提供了线索：“昔西施以心痛卧于道侧，兰麝芬芳，人皆美之；邻女慕焉，人皆憎之。犹世人效戴叔鸾（戴良）、阮嗣宗（阮籍）也，逢（逢迎）世所贵，则蹇驴蒙龙骏（骏马）之价。” 可见，王子猷故作放达之举，当是借助戴逵高名为自己猎取风雅之誉，是另一种性别的东施效颦，今语所谓“蹭热度，增身价”。 而戴安道本人对此也深恶痛绝！他曾作《放达为非道论》一文，说：“若元康（晋惠帝的年号）之人，可谓好遁迹（避世，隐居，使不知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弃）本徇（从）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郭泰，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而折其巾角（古代巾帽。相传为东汉名士郭林宗所创，故又名“林宗巾”），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 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子猷雪夜访戴，如果不是“造门不前而返”，定然是一场尴尬。一方面王子猷并非真的欣慕隐士，他去访戴不过是装模作样附庸风雅而已；另一方面以戴逵的品格风范、睿智孤傲，怎屑于接见他这样一个狂放之徒？ 所以，子猷若不借口兴尽而返，“雪夜访戴”的结局极有可能是吃闭门羹，徒留下千古笑柄。 后人见其率性而为的洒脱，从而对他赞赏有加。若揭开“雪夜访戴”的美丽面纱，便会发现，其中除了虚伪做作、故作旷达，并无多少美妙可言，是距离与时间为后人创造了审美错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