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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要想长久保持统一，其国内行政区域的划分必然充分考虑区域制衡原则，即： 任何一个行政区域企图分离叛乱时，中央政府都能从毗邻地区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实施镇压； 任何一个行政区域割据后，都会在经济上、军事上处于孤立状态，难以长存。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也是拥有独一无二数千年统一传统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之外，关键就在于这方面的制度探索与建设，并与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从秦汉时期的郡县分封制，到元朝的行省制，经过历代的实践探索，中国各区域的划分，充分地体现了山河相制策略，典型的如把汉中划归陕西而非四川，把处于同一盆地的南阳、襄阳分别划归河南、湖北。 “山河相制”就是把不同民族，不同方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习俗的群体放一起，把同文同种的割裂开来，以便于统治和制裁不同群体；在划分行政区域时，出于军事目的，结合山河地形，将相关的战略要地、屏障划给不同的行政区内，以便相互制衡。 “山河相制”策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汉中划给陕西，而非四川（此处的四川并非行政上的四川省，而是文化上的大四川地区）。把南阳盆地的南阳和襄阳分别划归河南、湖北。 从地形上讲，汉中被绵延的秦岭隔绝在渭河谷底南边，而更加接近四川盆地。 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语言、饮食、人文风俗，汉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与关中平原差异较大，似乎更应该划入四川。 然而，蜀道艰险，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统军平定汉中张鲁，亲身领略了褒斜道的艰险之后，几次评价道：“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李白更长叹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如果将汉中和四川盆地划入同一区域，一旦四川当权者与北方的中央政权分离而割据对抗，就可以轻易堵塞蜀道，阻击来自北方的军队。 自从秦国将巴蜀纳为郡县以来，除蜀汉政权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发生企图裂土分疆的叛乱，先后建立过成汉、前蜀、后蜀等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据政权，动辄延续数十年。
正是鉴于蜀地的历史和现实，李白才在《蜀道难》中 发出了深远的感慨忧虑，翻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剑阁那地方崇峻巍峨高入云端，只要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攻占。驻守蜀地的官员若不是自己的近亲，难免要变为豺狼踞此为非造反。清晨你要提心吊胆地躲避猛虎，傍晚你要警觉防范大蛇的灾难。豺狼虎豹磨牙吮血真叫人不安，毒蛇猛兽杀人如麻即令你胆寒。 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公在《蜀警录》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元朝实施行省制，将汉中划入陕西，割裂了巴蜀的完整局面，使得大四川地区失去了门户，难以形成对抗中央的势力。 一旦四川再度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平叛军队由于已经掌握了汉中，进军成都平原平叛就会轻易许多。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用杨洪评价：“汉中，益州咽喉，若无汉中，是无蜀也”。 （蜀道 同时，这样的格局又会有效地威慑、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权者潜在的叛乱割据意图。 正因为如此，自从汉中划入陕西省后，再未发生过四川地方政府主动割据叛乱的事情，更不用说形成割据四川几十年的割据政权了。 而明末清初盘踞四川的杀人魔王张献忠，也很快被清政府剿灭。 南阳和襄阳，两者明明同在南阳盆地，方言、民俗、饮食没有什么两样，却分属河南、湖北两省。 河南若想独立，盆地南边的襄阳不归河南管，襄阳附近的随州、荆州、汉中一带的部队可随时进发河南。 湖北若想独立，郑州、洛阳一带的部队可随时从湖北的北大门襄阳南下。 不将南阳盆地单独划分为一省，更是断绝了南阳盆地关起门来闹独立的可能。 同样，徐州划归江苏，而非方言风俗更相似的山东；明朝时的南直隶在清朝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且安徽省界距离江苏省会南京不远； 把古徽州六县之一的“婺源”划归给江西。
广东潮汕民风更接近福建，河南三门峡在古代叫“陕原”，陕西的名称来源就在于此，三门峡的风俗人情更接近陕西，阿坝属四川不属西藏，甘肃地理狭长分割开内蒙宁夏和西藏。 这些，都属于“山河相制”，是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术。 西郭书生 西郭书生，笔名董守一。 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区西边的保康县后坪镇。平素喜好摄影，爱文艺。 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智谋不足，混文化圈才艺不佳。 闲暇时写几首歪诗，不成篇章，只求有趣。 毁誉褒贬，一任世情。 目前３００+人已关注“西郭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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