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随着年龄增长，我有幸不时应邀在各种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致辞。渐渐地，摸索出规律来——毕业典礼致辞不妨放松，没必要太叫真，因人家已经完成学业，明天就要走上社会大展宏图了，你还千叮咛万嘱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说不定还讨人嫌。因此，注重现场效果，大家都很嗨，没纰漏，这就行了。开学典礼不一样，都有新鲜感，学生们踌躇满志，师长若讲得好，多少还能发挥作用。正因此，这回应邀在北大中文系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演讲，我决定认真准备。
     这一认真，可把我害苦了——翻阅自己历年在各种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发现好多精彩的话都讲过了，不好意思重复。若改为应景文章，则或太俗，或刺耳，弄不好还翻车。思前想后，还不如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三十五年间，如何从一个咄咄逼人的博士生，变成了循循善诱的老教授。时光流逝，不只时代变了，入学典礼的致辞方式也在悄然转移，诸位不妨以知识考古的眼光，看待我不甚精彩的演说。      记得很清楚，35年前，也就是1984年9月的一个下午，暑气未消，北大文史楼三楼的教室里热气腾腾，坐满新入学的研究生及指导教师。我经历过上山下乡，年龄偏大，作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不太容易被豪言壮语打动。可猛然间一声断喝：“你说全世界研究汉语言文学哪里最好？”不容听众反应，教授自己作答：“当然是我们北大！”不用说，“我们北大”四字一出，研究生们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杆，会场里静穆了好一阵。连我这么挑剔的听众，也都被深深感染，更不要说学弟学妹们。这个细节，我在《“最好”的感觉》（200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校刊》）一文中提及，不过没说那“一声断喝”的教授名字，这回透底——那是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教授，当时是北大中文系副系主任。

     我的学生中有不少纯北大，甚至有从北大幼儿园念起的；我则是带艺投师，博士阶段才进的北大。正因不是纯北大，我特能体会北大的好，也了解北大的缺憾。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写了好些谈论北大的文章，普通读者认定我为母校评功摆好，北大领导则埋怨我表扬得不够，尤其不该在关键时刻挑刺。在《从中大到北大》（【香港】《纯文学》复刊三期，1998年7月）中，我比较北大与其他中国大学的差异：“记得张爱玲说过，香港是个夸张的地方，在那里摔一跤，比在别的地方摔的都疼。北大也是如此。在这里，出名容易，失名也不难，而且速度都很快。……正因为太容易得名，北大人必须时刻警惕名至而实不归的危险；也正因为可能领导潮流，过度热心于此，难免为潮流所裹挟。”多年后，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把话说得更明白：“在我看来，这是一所戴着耀眼光环、某种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学。身处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实没那么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国好大学一样，这里有杰出的教授与学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辈。面对父母谈论子女时骄傲的神情、亲朋好友以及同龄人欣羡的目光、社会上‘爱之深恨之切’的议论，作为北大人，你我都必须挺直腰杆。享受北大的‘光荣与梦想’，也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你我都会碰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记得身后有无数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尽力而为。”（参见《训练、才情与舞台》，2011年8月3日《中华读书报》）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过一段很提气的“大话”，后来常被引述。我说：北大目前不是、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却又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难以比拟的。这是因为，北大伴随着一个东方古国的崛起而崛起，深深地介入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以培养人才为主要职责的大学来说，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领域里如此大显身手，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而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传统，以及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的远大志向，在我看来，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而完全失落（参见《北大人的精气神儿》，2001年5月16日《中华读书报》）。我当然明白，白云苍狗，世事变幻，一代代北大人的表现，并不都尽如人意。但有时候是大环境的问题，不是你想“铁肩”“妙手”就能“铁肩”“妙手”的。      初为北大人，你最先感觉到的，必定是校园里四处弥漫着的“豪气”。迎新会上，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学生代表，全都一副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模样。可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读书做学问，或者服务社会，光有志气与豪气还不够。十五年前，轮到我在开学典礼上致辞了，我说：“自从我读大学起，一直到今天，出席过无数次‘开学典礼’。这种场合，总会有著名学者谆谆教诲，除了提要求，再就是给鼓励：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开始听了很激动，渐渐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也属于进化论之类的神话？到目前为止，备受鼓励的我，并没觉得自己已超越师长；推己及人，我也就不想乱抛高帽，说你们将来一定比我强。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局限；祸福相依，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同一个舞台》，2004年9月8日《中华读书报》）自以为推心置腹，可学生们听了不太开心，说是缺少激情，没能让他们热血沸腾。

     于是，我也开始讲究说话艺术，立场还在，但口气委婉多了，比如提醒北大学生：“任何一所正规的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稳定的教学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像北大一样，容许甚至欣赏才华横溢因而可能桀骜不逊的学生。谁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必定对个人志趣与才情造成某种压抑。如何在规矩与个性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让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既感觉如鱼得水，又不至于误入歧途，对于教育家来说，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北大人的精气神儿》）。表扬北大“兼容并包”，学校管理灵活，学生活动空间较大，可我还有下半句话，常被有意无意忽视——天才毕竟极少见，空间大而规则少，导致北大毕业生水平参差不齐。单个人你看不出来，能被广为传播的，都是杰出人才；必须有全局眼光或俯瞰视角，才知晓事情的另一面——依北大之地位及国人之期望，成材率不够高，是个隐藏多年的大问题。      能考入北大的，都是有才情的；在中国，北大的舞台可以说是最好的；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北大毕业生日后表现欠佳？这就说到北大人普遍存在着的对于天才的期盼，以及对于训练的藐视。我多次引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隽语：当初我来北大呈送论文，钱理群转达王先生的两句评语：第一句“才华横溢”，很好；第二句则让我惊出一身汗：“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诸位请记得我的提醒——好大学及好教师能做的，不是平地起高楼，让笨蛋成为天才；而是让你们的才华别随意挥洒，尽可能聚拢起来、提升上去，以及在某个关键时刻精彩绽放。      十一年前，也是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典礼，我的发言题目是《请加入这道“风景”》（《启迪》2008年8月上），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北大学生的自视甚高，我虽略有怨言，但表示理解和同情。记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开学典礼上，老师都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但在北大，经常听到的却是鼓励：要立大志向，做大学问。……在一个讲究实惠，普遍缺乏理想性的时代，北大学生的“迂阔”和“狂傲”，还是挺可爱的。只是为了让其日后走上社会，别摔太大的跟斗，必要的时候，会敲打敲打。但有言在先，将北大学生训练得全都谦恭有礼、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那绝不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不为时尚及潮流所裹挟，在相对宽松、自由且优雅的燕园里独立思考，努力耕耘，每年都会从这里走出若干杰出人才。今天在座新生305位，不可能每个人日后都取得伟大的业绩，学校及院系的任务是尽可能提高成才率，落实到具体学生，则希望将来站在第一梯队的，有你们坚定且靓丽的身影。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