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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之死是个令人难解的神秘事件。正统的看法多肯定他是因反对曹操自立为公加九锡，也就是反对曹操篡汉而被迫自杀的，褒誉荀彧是有理想的人，也就是属于杀身成仁的英烈了。
这是极可疑的。荀彧不可能属于反对曹操篡汉的人物，更不可能是汉朝的殉葬者。理由如下：
一，荀彧是曹氏成帝业的主要策划者荀彧一生为曹操制定过无数重要谋略，其中不少明显地为曹操建帝王之业服务，荀彧自己也直接了当的表明此点。下面的例子就很清楚，兴元二年荀彧劝曹操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时，他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建安元年劝曹操迎汉献帝时说：“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在劝曹操建立各种制度时，以舜、汉高祖及光武帝为例说明其重要性。再三以开国帝王为榜样说服曹操，以义帝比喻汉献帝，其含意是很清楚的。荀彧没有以齐桓公的尊王攘夷霸主之业来劝说曹操，更不是用周公的王道，而是明明白白地以辅佐开国之君的架势在为曹操服务。否则他是不会接二连三的以开国帝王来激励曹操的。像荀彧这样具有极高智慧的大谋士，是不会再三用词不当而造成误会的。只能说从一开始荀彧就是以助曹操一统天下成帝业为己任。
二，荀彧从没有真正为汉献帝服务曹操迎来汉献帝后，荀彧就任皇帝的侍中兼尚书令，也就是任献帝的亲近的高级顾问，并管理奏章诏书等，担任着类似于秘书长的职务。这当然是按曹操意思任命的。曹操常年在外征战，留荀彧在京城为他控制皇帝。荀彧也确实不辱使命，献帝只能是听话的傀儡，曹操可以放心在外打仗。在荀彧任此职的十七年中，没有他为献帝的利益出谋划策的任何记录，未见他为献帝作任何好事（除了建议曹操迎献帝来当工具之外），只有他不断为曹操出各种极高明策略的记载。一生如此，而在最后殉难，太不合逻辑了。如荀彧有为汉朝皇帝服务之心，虽然不可能使东汉避免灭亡，但是，改善献帝的处境，以荀彧之高明，使献帝生活的舒畅点，稍有点安全感，在位时间稍长一点，可能性还不能说绝对没有。
三，东汉灭亡没有殉难烈士在董卓之乱后，汉朝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文臣武将都有各自的“主公”，有不少人是绝对忠于自己的“主公”的，早把皇帝忘在脑后了。例如，袁绍的谋士沮授、审配都被看作忠烈之士，为袁氏尽忠。审配更是在临刑刑前大呼，我主在北方，要面朝北方去死。在他心中确实把袁绍的猪狗般的儿子当自己的主子，而完全没有南边的汉朝皇帝。在董卓之乱后，找不到一个真正为汉殉难的烈士，在这样大环境中，突然冒出荀彧这么一个杀身成仁的英雄，实在是不合常理。
根据以上几点，真是无法以有理想、品德高尚等词汇来描述荀彧之死。但是，当董昭向荀彧谈及准备进爵曹操为公及加九锡时，荀彧确有不同意的表示，而且，从时间上看也确实和他的死有某种因果关系，荀彧死后第二年，曹操就为魏公加九锡。和以上所讲似有矛盾。究竟荀彧死因是什么？前面已经讲了，荀彧一生就是为曹操一统天下成帝业而殚精绝虑沤心沥血，怎么在曹操要跨出关键一步时却不赞成呢？很可能不是原则上反对，而是策略上有不同意见。 不同意之处可能有二：一是一统大业尚未完成，南边还有孙权、刘备、刘璋等。在荀彧看来，可能改朝换代的时机尚未到。曹操自己也可能是这样看，他并未在生前当皇帝。二是加九锡是王莽在篡汉前玩过的把戏，王莽的名誉极差。很可能在荀彧的观念中，要成帝王大业是不应该学王莽，而应以一种看似更高明的手法。本来，这样的分歧倒不一定会成为死罪，但是，由于曹操的疑心极大，越老越重，任何和他意见不一致都会引发他高度怀疑。另一方面曹操也可能以为当时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这样，荀彧就很难活下去了。
据《三国志》中裴注引《彧别传》中说，荀彧想借他犒劳军队的机会和曹操面谈，但被曹操“揖而遣之”，拒绝了。荀彧想谈什么？不知道，有可能和加九锡等事有关。曹操拒绝和他谈，说明曹操已经有了置这个头号大功臣于死地的定见了。虽然荀彧曾被他誉为自己的张良，结为儿女亲家，断言“天下之定，（荀）彧之功也”，曹操也不会手软。能力越强，功劳越大，威望越高，像曹操这样的人一旦起疑，处理起来只会更狠。荀彧实际上是死于曹操的多疑和冷血。 八月，操至潼关，与超等夹关而军。操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闰月，操自潼关北渡河。兵众先渡，操独与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马超将步骑万余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犹据胡床不动。许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举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超等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请和，操不许。九月，操进军，悉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贾诩以为可伪许之。操复问计策，诩曰：“离之而已。”操曰：“解！”
韩遂请与操相见，操与遂有旧，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操笑谓之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奔凉州（甘肃省武威市。），杨秋奔安定（甘肃中部定西市。）。（西北人耿直，一根筋，易离间。）
诸将问操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操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通常，江河是军事“死地”，渡河需要非常谨慎智慧，史上有的军队在河边全军覆灭，如石达开大渡河、苻坚淝水之战、曹操赤壁之战，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韩信、毛泽东等，渡河是军事智谋的集中体现，对峙、迂回、调动、反复等固非一道。）
始，关中诸将每一部到，操辄有喜色。诸将问其故，操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有很多以少胜多的战役，其中原因之一是，多的一方其实是乌合之众，无法统一号令和节制，各自未战，毫无纪律和章法，如一群蚊蝇，一哄而散。）
冬，十月，操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
十二月，操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以议郎张既为京兆尹。既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
遂、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县邑多应之，河东民独无异心；操与超等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超等破，余畜尚二十余万斛，操乃增河东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
[3]扶风法正为刘璋军议校尉，璋不能用，又为其州里俱侨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善，自负其才，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松劝璋结刘备，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璋使正往，正辞谢，佯为不得已而行。还，为松说备有雄略，密诺奉戴以为州主。（刘备立国，靠刘表和刘璋的地盘，瞄准自家人。）
会曹操遣钟繇向汉中，璋闻之，内怀恐惧。松因说璋曰：“曹公兵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雠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矣。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今州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备。主簿巴西黄权谏曰：“刘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闭境以待时清。”璋不听，出权为广汉长。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两种战略，都是刘璋失地盘，只不过是归操还是给备。）
法正至荆州，陰献策于刘备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反掌也。”备疑未决。庞统言于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车骑，北有曹操，难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诚得以为资，大业可成也！”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柰何？”统曰：“乱离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以为然。乃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备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这个决策刘备假仁假义，最终还是夺取益州，庞统战略专家，诸葛未见表现。）
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备子禅还吴，张飞、赵云勒兵截江，乃得禅还。
刘璋敕在所供奉备，备入境如归，前后赠遗以巨亿计。备至巴郡，巴郡太守严颜拊心叹曰：“此听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备自江州（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耀日，往会之。张松令法正白备，便于会袭璋。备曰：“此事不可仓卒！”庞统曰：“今因会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备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备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所将吏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璋增备兵，厚加资给，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璋还成都，备北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十七年（壬辰、212）[1]春，正月，曹操还邺。诏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2]操之西征也，河间民田银、苏伯反，扇动幽、冀。五官将丕欲自讨之，功曹常林曰：“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银、伯犬羊相聚，不能为害。方今大军在远，外有强敌，将军为天下之镇，轻动远举，虽克不武。”乃遗将军贾信讨之，应时克灭。余贼千余人请降，议者皆曰：“公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扰攘之际，权时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诛之，纵诛之，宜先启闻。”议者皆曰：“军事有专无请。”昱曰：“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耳。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诛。既而闻昱之谋，甚悦，曰：“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老臣稳重。）
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操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操大悦。
[3]夏，五月，癸未，诛卫尉马腾，夷三族。（马腾(?-212年)，字寿成。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末年割据凉州一带的军阀，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超、马休、马铁之父。马腾身长八尺馀，身体洪大，面鼻雄异，性格贤良忠厚，受到众人的尊敬。灵帝末年，为军从事，因讨贼功，拜军司马，后迁偏将军。刺史耿鄙为叛军所杀，马腾与边章、韩遂等在凉州共同起事。初平三年(192年)，以马腾为征西将军，拜征东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拜安狄将军。韩遂杀马腾妻子。后被徵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后听从张既建议入朝为卫尉。建安十七年(212年)，马腾与其二子皆为曹操所杀，夷灭三族。）
[4]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5]秋，七月，螟。
[6]马超等余众屯蓝田，夏侯渊击平之。
贼梁兴寇略冯翊（今陕西韩城、黄龙以南，白水、蒲城以东和渭河以北地区），诸县恐惧，皆寄治郡下，议者以为当移就险阻。左冯翊郑浑曰：“兴等破散，藏窜山谷，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谕威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为守备，募民逐贼，得其财物妇女，十以七赏。民大悦，皆愿捕贼；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之。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谕之，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余众聚城，操使夏侯渊助浑讨之，遂斩兴，余党悉平。浑，泰之弟也。（攻击土匪常用办法之一：劝降，因为当土匪多是官府所逼，或匪首胁迫。）
[7]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陰王，懿为山陽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现安徽省无为县城北边
[8]初，张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及刘备东过秣陵，亦劝权居之。权于是作石头城，徒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
[9]吕蒙闻曹操欲东兵，说孙权夹濡须（现安徽省无为县城北边）水口立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濡须坞。
[10]冬，十月，曹操东击孙权。董昭言于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乐保名节；然外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已，诚不可不重虑也。”乃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以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击孙权，表请劳军于谯，因辄留，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操军向濡须，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荀彧（yù）（163－212）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曹操帐下首席谋臣，杰出的战略家。官至侍中，守尚书令，谥曰敬侯。荀彧在建计，密谋，匡弼，举人多有建树，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荀彧的祖父是荀淑，为朗陵令，是东汉末年名士。荀淑有八子，号称八龙。荀彧的父亲荀绲曾任济南相，叔父荀爽曾任司空。荀绲忌惮宦官，于是让荀彧娶中常侍唐衡的女儿为妻。因为荀彧“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后汉书·荀彧传》)。南阳名士何颙见到荀彧后，大为惊异，称其为：“王佐才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后辅佐曹操，官至汉侍中，守尚书令。在寿春病亡，时年五十岁，死后被追谥为敬侯，后又被追赠太尉。）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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