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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建立在黄河下游的王朝，居于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相交处。下游居民因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物产与文化大都优于上游居民。所以，下游居民更为文弱散漫。上游因地理条件的相对恶劣，其居民更为强悍野蛮，也更容易结合为对外的势力。因此，容易实现上游居民对下游民居的强武征服，遂有夏朝向下游移殖的空间。 向东移殖是我为上古历史上的大事件，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战争是逐鹿之战，也是西方的黄帝与东方的蚩尤之战争。然而，历史上东方居民成为了自黄帝之后历代战事的重点。舜帝、夏禹、夏启都有与东方的大战。商纣王正因与东方的战争消耗了国力而亡。 然而，从历史发展来看，武力征服往往有一时的功效，单凭武力又难见其长久之治。武力与文化相遇后终会被文化消融。野蛮胜于文化的统治在历史上常有，最终屈服于文化也是历史的真实。 文化有其坚韧的一面，也有其消融意志的一面。坚韧的一面是历史传承的力量，即文化精神。消融的一面则是历史更替的力量，即是文化的末流。上古文化的重心在于黄河下游，强武的力量则在于黄河上游。因此，有上游武力对下游文化居民的征服，下游文化对上游武力居民的消融。文化与武力的动态融合，建立起了上古时代向东渐移的政治文化中心。 太康之时后羿代夏为王，后为寒浞所取代，寒浞本是东方国人，据说在今山东境内。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少康中兴的记载。此本是上古历史向东延伸的势力印证。夏朝的势力逐渐向东延伸与下游居民融合，染习了下游居民文化中的奢靡之风。于是强武精神逐渐散漫，转而着力于生活上的享乐。这也是历朝的通病，很容易习得文化的末流，而失去了其文化精神所在以至亡国。 下游居民的商人继文化精神而起，遂有了自“汤”始建的商朝。据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的记载，商朝的文化程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单从甲骨文来看自是如此。商朝是起于教育的氏族，侧重于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式。此与夏朝和后继的周朝不同。夏、周皆起于西方而商起于东方，东方是文化重心之地。 据说，商的祖先“契”是主教化的司徒。而夏禹是治水的司空，周人的祖先“弃”是主农业种植的稷司。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夏人和周人从事的都是社会实际事务，虽从事的具体事务有别，然其精神基本相同。他们都侧重于身体力行，注重于社会的实际。因此，记载中有“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的说法。 若“忠”是一种心理和行为清单的归集，那“文”就是对清单文饰后的次序化，其本质并无二异。“商尚鬼”则流于了一种空泛的想象，虽存有文化的优美之处，却于实际功用中流露出不足。它对于上述的清单赋予了模糊化的以敬为原则的理想。 商人尚鬼，鬼是指内心的敬畏，伊尹用对王权的敬畏改造了太甲，伊陟用对神权的敬畏改变了太戊，俩父子都顺应了文化主流。反之，伊陟运用神权达到治世目的，正说明他对神权持相反态度。也许，伊陟开了商朝的一个先例。虽然不能说他是反神权的代表，但他却是商王朝反用神权的第一人。藉此，神权找到了政治上制衡王权的手段。 先王的美德作为一种原则存在是神权的重要组成。历代先王的美德都是行事的至高原则。后世帝王要效仿先王的行事原则，太甲思过就是要从先王的颂词中领悟出先王的美德。任何王朝的开启必有区别于前朝的价值体系。新价值体系的构建无疑与先王有关。然而，价值体系与先王的美德是两会事。价值体系不能作为万世的至高原则，而美德则有可能流芳千古。 价值体系派生于社会发展进步，作为潮流的价值体系必有其先进性。可是，价值体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却不断演变。出自于先王之时的价值体系，就如先王的美德一样会有一派支持者，我们通常称他们为守旧派。守旧派将价值体系同样视为先王的美德，这本是指鹿为马的错误。可惜的是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能彻底拔出这种流弊。 从这个意义上讲，朝代的更替是价值体系的革新。对于一个既有王朝而言，这往往与先王的美德纠合在一起产生权力上的争夺。 伊陟利用神权改变王权的现状，既可以说是神权为王权服务，也可以说是神权对王权的裹挟。也许，我们会认为太戊很无知。事实上，我们应该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若太戊确实如历史上所说是个崇拜鬼神之人，那伊陟就利用了王权者无知的空隙放大的神权的威力，促使了日后神权势力的扩大。 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应从两个视角看待。不仅需要知道它会给当下带来什么改变，同时也必须思考它会给将来造成什么变化。若以时弊而论，伊陟不愧为是一个聪明绝顶之人。若以发展而论，他开启了神权与王权分裂的道路。走上这样道路的商王朝是不幸的，但就历史发展而言又是不可回避之路。伊陟成为了破除神权的第一人。 “九世之乱”看似是王权间的斗争，但它着实是一场神权派的斗争。王权只是被神权裹挟的受害者。换言之，王权与神权的斗争上场之前，神权派先得完成自身的争斗。太戊的三个儿子不能有效的安抚神权派，惹不起就躲可以让王权安于一时。躲避产生的反推力势必会促使神权派的气焰更高，毕竟神权在商朝根深蒂固。 若王权不能消融神权，神权与王权表面的斗争就不会休止，神权派内部的分裂就不可避免。因神权须依附王权而存在，不同神权派系倾向于不同的王。所以王权间的斗争，因神权永无宁日是可以肯定的。商王的无辜也许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毕竟皇帝作为冤大头不只是商王。 若商王不能将责任推给神权派，那他们安抚神权派的无能为力也显而易见。“九世之乱”是指太戊以下的九代商王，极力保护王权对于他们而言比治理好国家更重要。太戊的三个儿子在不到四十年时间两次迁都，迁都似乎是保护王权的最优路径。因为，迁都可以将异己的神权力量从地缘上撇开。可见迁都确实有着一时的特别功用。 商王的釜底抽薪之法不是迁都，也不是谁当皇帝，而是将神权派放到权力结构的恰当层次，如何将他们融合在一起。机会发生在祖乙登基，祖乙即位后再次迁都。祖乙改变了前三位商王的策略重新启用神权派。他的明智之举使得神权派开始妥协。 神权派登上政治舞台必须依附王权，他们不能独立成为治理天下的集团。因为，他们缺少合理的身分和借口。毋庸置疑神权派是商朝核心力量的代表，商王能将神权派凝合，不仅是神权派的妥协，还有一派新的力量向政治舞台中心转动。他们是新生力量的代表“贤臣”。 神权派的“巫臣”之外还有“贤臣”。贤臣是从巫臣中发展出来的弄潮儿，他是对既有价值体系天生过敏者。祖乙不仅重用巫臣同样重用贤臣。巫臣对商王若是权力的裹挟，那贤臣对商王就是权力的标志。同时，重用贤臣必定是自毁祖宗家法。因为，商汤并不知道未来还有“贤臣”一词。 王权、神权纠合起的力量，到祖乙时得到暂时平复。祖乙之后到阳甲五代商王，神权派系相安无事。古贤是神权派绝对优势的标志，商王朝迁都于奄地是南庚从了古贤建议。奄地的一草一木，一院一殿堂都是古贤的杰作为。王权与神权似乎迈上了和谐的合作之路。 王权与神权的和谐，也许可以视为“九世之乱”的终点。两者合作美好时代即将打破。盘庚迁都就是王权欲从神权争脱的举动。盘庚与古贤之争，本质是贤臣与巫臣（神权）之争。贤臣的出现注定了商朝权力格局的改变，神权派系的斗争虽不可避免，但终将因贤臣而降格，此是历史的发展必然趋势。自此，商朝权力之争从神权内部之争转向贤臣（王权）与巫臣（神权）之争。 曾经因自身权利而相互紧抱的王权和神权，如今不得不松开双手。盘庚与古贤之争是王权和神权松绑的标志，商朝王权与神权斗争就此拉开序幕。好在盘庚与古贤极为理性，他们间的争斗最终并没有造成政治上的动荡，古贤的让步是肯定的。因此，历史上对古贤的记载也多见好评。 盘庚成功迁都，标志着商朝王权的抬头。此为商朝再续两百七是多年历史。 武丁在位期间，继续与神权作斗争。三年不语得祖已为内史尹，是与神权的长期抗争。假托神灵得左相傅说共扶社稷，是利用神权封了神权派的口。双管齐下在他一代将神权的力量压制到极限。 武丁对神权持反对态度，他在傅说和祖已的建议下，举行祭祀极为节俭。他重视现实治理，轻于神的祭祀用度，此是商王对神灵观念的第一次巨大转变。从武丁执政的经历来看，他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无神论者。商朝先王构建起的“尚鬼”之风，到此发生根本变化。 敬畏天帝与先王不一样，先王有效仿的美德流传，而天帝是什么呢？若心存治民的良好愿望天帝自在心中，若没有治民的良好愿望天帝也只是个无益于现实的形式，敬与不敬无异。也许，巫臣的私智早将天帝归还给先王商汤。 权力最根本的价值是满足更大群体的利益，但它往往成为少部人实现欲望的工具。待新生权力出现后它才开始收敛枯萎。新生权力和利益必属于更广泛的群体，其代表就贤臣。巫臣在此或被洗刷、或被边缘化是历史的规律。规律只是事后得出的，现实中巫臣不会拱手相让。 任何一朝都不是亡于先王的美德，而是亡于先王构建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盘庚迁都算是个温和的开端，武丁却走在较为强势的路上。事实上，商朝价值体系改革至此充其量只开了个头，其变化如何还待后来者敲定。 王权战胜神权的路还很长，后继的武乙较前二位商王，其强势得可谓是武断。若商朝末期天神观念受到极大冲击，武乙就是其代表。武乙是商王朝后期一位重要的国王，他是商朝名副其实的无神论者。换言之，武乙是铁了心要干掉天神的商王。戏弄天神“革囊盛血”以射天是武乙对神权公开的挑战。可惜的是他并未能将天神从王国赶出。武乙死于出征的途中，记载上“雷辟武乙、不宜厚葬”，是巫臣对他仇恨在谎言。 巫臣历经几代商王的打压，不断没有退出权力格局还有着强大的力量。可见神权在商朝政治结构中地位牢靠。文丁接受了巫臣的谎言草草埋葬了父王，与后来为母后的葬礼相对比文丁算不上好儿子。文丁的母后是武乙的王后“戊”，因其倾向于神权派而被武乙幽禁。现知的 “司母戊”大方鼎的主人就是她。“司母戊”大方鼎是文丁为其母后所铸，父王的葬礼与母后相比确实寒碜至极。 王权与神权的斗争不会有唯一的赢家，因为没有王权神权就失其依附，没有神权王权就失其宪制体系。所以，王权与神权之争虽逾二百多年但没有赢家。商朝王位自武乙开始了父子相传，兄终弟及的传统依然对王权构成压力。外族的崛起于商朝而言，西边有周人、东边有夷族。东夷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东方诸多民族的总称。 纣王面对的商朝，外有强敌，内有权力派系之争和王位之争。战争可以化解方国的压力，内部派系和王位之争的矛盾化解，纣王确实也下了十足的功夫，事实效果并不理想。纣王，商朝末代国王。“纣王”是周人对他的贬称，“帝辛”才是他正式的名号。因战败于牧野自焚于鹿台殉国，时年约60岁。 纣王是历史上被黑的最狠的帝王，没有之一。三千多年来，他被历代史家和政客刻画为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的暴君。我历史自周朝开始，舆论取代宗教思想成为政治工具。纣王之黑是周人的舆论利器所致。事实上，纣王智商极高，能言善辩，绝非勇武之夫。对内他面对着神权派、保位派两股政治势力的盘根错节。他力图肃清异己，先对神权派下手，无奈之下又对保位派下手。 他杀死了扶他继位的容商、炮烙了梅伯，寄望于神权派自此收敛。杀鸡敬猴给王族成员提个醒，然而事与愿违。于是有了对内削弱贵族势力，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对神权派、保位派的肃清，没能改变王公大臣的政治站位。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背后本是帝王的武断，武断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纣王武断的放弃贵族而用寒人，任费仲治理内政，用飞廉、恶来父子为将，征伐东夷。为了消除方国的压力，他醢九侯、脯鄂侯，囚禁西伯昌。在周人臣服，西方稍有缓解之时，纣王移兵向东，长年攻伐东夷。 东夷崛起于帝乙之时，武丁之后五任商王的武功皆在西戎。帝乙起商朝陷入了东西受敌的困境，“帝乙归妹”若无虚构，便是帝乙对周人实行怀柔政策。以此腾出手来全力攻打东夷。纣王继承父业时，帝乙的和亲政策失效。于是，纣王囚禁西伯昌于羑里七年，换来了周人短暂臣服，迎得了向东用兵的时机。 飞廉、恶来父子为商朝征伐东夷数年，征服了江淮地区。长年战争使“周”的国力不断增强。姬发会盟诸侯于孟津，终因诸侯各有异心只作“观兵”而归。但周灭商的序幕由此拉开。若纣王酒池肉林的糜烂生活让人深恶痛绝。那庆贺东夷战场上的胜利就决不是私通周人。 比干死后微子启的仰天长叹，与巫臣一样都是私智的十足表现。他找了个机会逃出了朝歌，想必还有更多王公大臣逃走，他们去了哪里呢？姬发灭商后恢复了微子启的官职，安顿了箕子。他们都出现在周王朝，这是为什么呢？看来，姬发集师伐殷，决战于牧野的信心，不是源于军事力量，而是商朝这邦血亲大臣的背叛。 若箕子真是个有识之士，他见到了姬发有恨吗？箕子向姬发谈《洪范九畴》里的治国方略决不是在炫耀才学，而是对姬发发自内心的敬意。周国在这次以小博大战争中胜出，商的亲族和臣子功不可没！神权与王权的斗争终结，王位的鹬蚌相争被一个 “周姓”渔夫得了利。 纣王携王后妲己自焚于鹿台，以身殉于社稷，不失壮烈可谓是英武天子。纣王之死终结了我历史上多元神的时代，一元神的时代开始，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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