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自述：中国的《夜店》——天桥小店

这一段时间我住在天桥小店里，不住在福寿里了。

父亲死了，我也给不起房租，就住小店。

父亲早就不在宛平县长家做饭了，后来又在南兵马司一个宪兵队长家里当了一段厨师。

以后他一直没有事做，潦倒不堪，最后失踪了。

我知道他失踪的消息后，去找过他，但找不到，我认为他是死了。

有人告诉我，他是活不下去，到东坝我家的坟地那儿自尽了。他希望死后别人把他埋在自家坟地里。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样结束的。　　

小店生活非常丰富。

高尔基的剧本《夜店》，写了警察、铁匠、鞋匠、卖肉包子的女商贩、游方僧、流浪者这些人，那是俄国的小店，刻画得很生动。

但是，中国的小店至今还没有人把它写成小说或戏剧。

一九四六年，柯灵、师陀写了《夜店》剧本，是从高尔基的剧本改编来的，人物都差不多。

从“中国化”了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它是成功的，里边的人物像赛观音和闻太师等，塑造得好，还有个小偷写得也好，小偷确是小店里的人物，小偷和赛观音的关系描写得也好。但也有不真实的地方，譬如里面有个唱昆曲的，一般的带有书卷气纨袴子弟即使破落了，也很少能住小店，还有讨饭的叫花子，也不可能住小店。也许剧本里面的小店比我过去住过的小店还要早一些。

但是真正小店的生活，比起剧本中描写的小店来，实在要丰富得多。　　

留学路不留学，原名叫 牛血路

我那时住的小店在留学路南口路东第一个门口，叫连升店。

里边住些什么人？

一种是跟家里吵架没地方住，生活落魄的人；一种是相面的、算卦的、卖野药的。

我跟一个和尚住在一起，这和尚就是个卖药的。这和尚有戒牒，我看见过，他是个真和尚，但卖假药。

还有一种是卖假人参的、“丢包”的、卖假钞票的，这是高级的骗人行当。

什么叫“丢包”？

“丢包”就是行骗的人故意将一个小包放在街巷僻静处，看见有人走近包了，他也窜出去，两人同时捡起包。

打开一看，里边有叠钞票，于是两人平分这些钱财。行骗的人故意装作很大方，愿意将这些钱财全部归那个捡包的人，但只要此人将身边带的钱给他。捡包的人高兴地掏出身边带的一些钱给了他。等到那人走后，捡包的人要数数那叠钞票，一看，原来是一叠废纸，头底两张票子也是假钞票。

卖假钞票的讲“对成开”，做假票子的人经人介绍找到一个买主，一元钱的票面按五角卖给你。

假票做得后，买主还得存心把它弄旧，让它毛边，好像这票子你掏、我掏、你使、我使，在市场上已经流通了一个时期似的。我见过一个卖假钞票的，看着好像比我们都阔，可是过不了几天，这人不见了，侦缉队找上门来了。怎么回事？原来这人卖假钞票找到一个买主，比方说买主要买一百元钱的假票子，这人先到买主家看看你有没有现钱。你拿出来了，他点好了；还是这些钱，当着你的面一五一十点好、包好，还给你，看着你放在箱子里，说好明天早晨把假票子送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到明天早晨，这人没来，到晚上也没来，三天以后还不来。那人再打开箱子，打开包一看，里面是一叠纸。原来这人在点现钱时，钱早就偷到他手了，手快极了。

这种人也住小店。　　

服装穿得整齐一些的是“丢包”的和卖假人参的。　　

假人参怎么卖？　　

这人手里拿着封信，假装怯口，一看你能上当，看样子还认得字，就走上前对你说：　　“先生，你看我这信，这是什么字？”　　

你一看，这上面写着：　　“恩师大人：前者来信托买的八品人参，现在无货，只买到六品人参，价值二百四十元，今托师兄某某某去北京办事之际，给恩师捎去，您要的八品人参，我再继续给您买，……”　　

下面写，徒（或者学生，或者晚生）某某某，年、月、日。

这人一看，就说：　　“东西呢？”　　

“在这呢！”他一看你上当了，就赶紧掏出人参来，“你看！”　　

“你给人带来的，你给人送去吧！”　　

“不是。这是我刚捡来的，我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见了这东西。什么包袱？我捡起来一看，就这东西。这是干吗的？我不认识。”　　

他装得挺真实，好像不认识人参似的。好人，上当的总是好人。

这人就说：　　“你拿这东西给人家送去，人家不会亏待你的，他准会感谢你。你要拿到药铺去，人家也得给你一百元钱。”　　

“我哪里认得药铺呀！唉，这东西你要吗？我卖给你吧！”　　

这人一想，这是便宜货，动了心了。　　

“哦，我哪有这么多钱？”　　

“唉，你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吧！”　　

这人也贪便宜，就说：　　“我就这十元钱。”　　

“就十元钱？那太少了。你看天这么冷，我这冻的，你把你这皮袄脱给我得了。”　　

这人一想，也合算，十元钱加皮袄这才多少钱？

就把皮袄脱给他了，要是穿大衣的话，连大衣也会脱给他。那人拿过钱和皮袄，一转身就不见了。有时他不蒙骗男人，男人一般的有文化，不易上当，他蒙老太太。不过，这需要旁边有个“敲托”的。

他找到老太太，就说：　　“喂，大娘，你认得字儿吗？你看我这信，写的是什么呀？”　　

老太太哪认得字呀？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拿信瞧了又瞧，说： “哦，你这信是好事呀！”　　

然后他就把信的内容都说出来了。“哎哟！这可值钱啦！这是人参。”又说：“你要它也没用，你把它卖了吧！你卖也能卖一百元钱。我现在没带钱，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取钱去。”这“敲托”的说完就走了。

这人又跟老太太说：　　“大娘，你看这人‘鬼魔子魇道’的，我哪能卖给他啊？我等不了啦！他说这人参这么好那么好，是这样吗？这东西你要吗？”　

　老太太一贪便宜，掏出腰包，把钱给人家，拿走了人参。

其实，这人参都是香菜根做的，做成人形，拿红纸片托着，再拿红丝绒打个结，装在一个信封口袋里。

他们怎么做，做成什么样，我都亲眼看见过，我们同住在小店里，他们不瞒着我。我那时穷得很，但我有志气，不学这些坑蒙拐骗的事。　　

我那时已经把白全福、王宝童带出来了，他俩跟我一起说相声。

有一个冬天早晨，我睁眼一看，风把天都刮黄了。完了！没地方去了，今天也挣不到钱。好在我住小店住熟了，小店生意不好，欠他钱也能住下去。我就躺着不起来。小店的睡铺有两种：上面是吊铺，一天三大枚；下面是连铺，一天七大枚。连铺睡得舒坦些。我睡的是吊铺。那天刮了一天的风。我身边一个子儿也没有。人家有活儿干的人都出去了，我一直躺到下午四点多钟，翻来复去的还不起床，起来更饿啦！这时，白全福带着王宝童来找我。

一进门就问掌柜的：　　“我们那位师哥在这儿吗？”　　

“那不是吗？睡啦！起早睡到现在，睡了一天一宿了。”　

　“他怎么不起呀？”　　

那掌柜的说得也好：　　“起来不更饿吗？”　　

“唉，师哥，起来，起来。”　

　白全福带着钱褡裢，他往那一抖搂，拿出十个大铜板给我。

我买了两大枚一个的饼子四个，一大枚一碗小米粥，一大枚一碟咸菜。那天我就吃了这一顿饭。

挨饿，我是有经验的，你要让我跟人借钱，赊顿饭吃，我宁肯挨饿，不干；干坑蒙拐骗的事，更不干。

我在西单商场唱戏时，正赶上有一回商场着火，那时我住在西单商场后边的兴隆街。

商场着火了，我跑去看，乱极了，谁都可以往里进，见东西就拿。但我不干。艺人最怕犯法。

为什么？

因为这脸儿熟，谁都认得，干犯法的事儿谁都知道了，今后就没法唱戏了（现在的明星没师傅教，所以啥事都出了）。所以在街头艺人中间流传着这么两句话：“犯恶（wù）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真正卖艺的街头艺人就怕犯法。

明知西单商场着了火，明天就没有场子了，着完了火，还有谁到场子去？

我们得挨饿，但也决不趁火打劫，干犯法的事。

因为脸熟，跑不了。不是你干的，你凑合近了，有人也说你，因为他就认识你啊！

在天桥那阵子，除了常挨饿外，还要经常受警察、宪兵、特务的压迫，艺人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那时候抓哏不定哪儿说错一句话，警察就会把你带走。

“大兵黄”就被外五区带走过，“云里飞”也被带走过。

“云里飞”说错了句什么话呢？

有一次警察跟他要钱。“云里飞”说：　　

“没有。”　　

警察说：“你给不给？”　　

“没有。”　

　“你没有？”　　

“没有。”　

　“云里飞”说：“我是三没主义，没吃，没喝，没钱，唉，我就是这个三没主义。”　　

这句话，警察可抓住理了，就把“云里飞”带走，问他为什么把三民主义说成三没主义？

其实，按“云里飞”那水平，真不知道三民主义是怎么回事儿，也许他认为三民主义就是三没主义吧！叫去，顶多训一顿，吓唬一顿也就罢了。

但艺人这半天做不了生意，挣不了钱，得挨饿。　　

在天桥呆不久，我又离开“云里飞”走了。

因为“云里飞”是唱戏的，我爱说相声，他不喜欢我又唱戏又说相声，尽管他的儿子白全福也跟我说相声。　　

我离开“云里飞”，又来到西单商场。先是又唱戏又说相声，慢慢的就以说相声为主了。　　

我几乎过着流浪生活。

北京所有街头说唱的场子，我没有没干过的。

最初是天桥，后来是鼓楼。

夏天我到什刹海去，什刹海旁边有条路，那里有个商场叫荷花市场，我在那儿干过；西单商场、东安市场，我干过；西安市场（就是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那儿）一进南门路东有个茶馆叫欣蚨来，我干过；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我干过；出宣武门马路西边有个市场叫平民市场，我干过；午门开过一次市场，我也在那儿干过。

几乎北京所有撂地摊儿的场子，我都去说唱过。就是没在朝阳市场说过，因为知道那地方比较穷，听的人不肯出钱。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一进门，先得跟妓院伙计客客气气，说声：“辛苦您，听段相声吧！”

然后唱两句；“那汉高祖……”还得乘人家高兴时插缝儿唱，人家正忙时，你可别唱。

然后，就挨着门去说：“二爷，您听段相声吧！（二爷得说，汉高祖那段我会啊，会可不给钱啊……）这段相声您听了准乐，才一角钱，您给我们哥儿俩凑顿饭钱。要不，我俩给您唱段太平歌词。”

说完，甭管人家答应不答应，张嘴就唱。

那人听完了给一角钱。

有时人家不耐烦，就说：“别唱了，去！去！去！别跟这儿他妈的瞎捣乱！”把你轰走了。

有时就说：“不就一角钱吗？去！去！去！”顺手掏出一角，像打发要饭的似的，把你打发走了。　　

这样的生活，我足足过了好几年。

直到我二十一岁那年，正式拜朱阔泉先生为师，学说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