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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修订发布了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以下简称《目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数项生物质相关产业列入鼓励类目录，涉及生物天然气、生物质能清洁供热、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非粮生物质燃料，以及相关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该《目录》的发布无疑给生物质能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相较于风电、光伏等，生物质能发展一直是“不温不火”，如何才能增添发展动力，突破困局?近日，在2019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业内人士对顶层设计的引领、规划寄予厚望。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表示，“要给生物质一个明确的名分，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让更多的投资者有信心。” 明确定位 向非电领域拓展，把改善环境、助力农村振兴和碳减排功能作为发力点，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对行业未来的共识。 在国务院原参事，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看来，生物质能是替代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据了解，生物质能源种类繁多，具有总量大、分布广、可循环再生等特征，其化学态能源可转化为固、气、液态产品，是化石能源的最佳替代品。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可供开发的生物质能源量达8.37亿吨标准煤，相当于2018年能源消费总量的20%左右。 伴随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显著提升，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快速增加，截至2018年年底，已经实现全球第一;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装机335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116万千瓦，同比增长15.4%。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生物质发电仅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0.94%，与高速前行的风电、光伏发电相比，显得不温不火，动力不足。 “原材料供应保障、相关财税补贴政策问题，影响了生物质能发电的财务状况。部分地区要求生物质电厂施行超低排放，企业经营成本增幅较大，商业化运营难度进一步加大。”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分析说。 此外，我国当前电力供需形势出现新变化，可再生能源消纳也面临较大压力。任东明认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应调整方向，寻找新模式，形成新动力。“需要新建和现有生物质发电逐渐向热电联产方向调整，适应清洁供热的要求。” 在倪维斗看来，生物质能产业在我国虽历经多年耕耘，仍未能充分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名分”。他建议，应重视生物质能的多元价值，与“三农”建设结合，形成良性循环。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序持相同意见，“定位不准确导致生物质能发展不尽如人意。如果只重视能源功能，潜在价值和重要的战略定位必然被埋没。” 生物质能不只是能源，这是记者在论坛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生物质能利用是关键一环。 “用生物质替代煤，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方向。”倪维斗介绍说，“现在粮食烘干都用煤，还有大量需要蒸汽的工业项目，都可以用生物质能来完成。” “重塑能源体系是全球挑战，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扩大生物质能部署，可以提升能源供给安全，抵销部分石油进口，同时也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和空气污染问题。”国际能源署(IEA)可再生能源部主任Paolo Frankl表示。 迎接机遇 产业崛起也给生物质能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IEA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可生产沼气的原料仅开发了6%，由于与天然气价格之间存在较大成本差异，亚洲将成为生物沼气的重要增长市场。 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会长陈小平认为，生物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将是未来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的方向和途径，既是我国实现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也是解决能源匮乏的关键战略。 “探索生物质天然气产业化发展路径要从高起点规划、高水平推动、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发展做起。要让它与市场紧密结合，要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陈小平进一步介绍说，规模化的生物燃气基地以农作物秸秆、种养殖废弃物、禽畜粪便、城乡厨余等有机垃圾作为原料，可建立日产1万立方米~3万立方米天然气生产转化基地，接纳周边中型分布式沼气集中转化为生物天然气。 对生物天然气情有独钟的欧洲，也开始谋划下一步发展目标——生物甲烷。特别是在天然气大国荷兰，生物甲醇被视为填补天然气缺口的重要支持。“今后20年，我们计划通过节能以及利用绿色气体生物甲烷达到用能目标。目前我们只有10万立方米绿色气体，以后要达到500万立方米。”荷兰企业局生物质能源高级专家Kees Kwant介绍说。 据Landwarme GmbH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政治部主管John Cosmo Dwelle分析，欧洲可持续生物甲烷的潜力约为1000TWh，通过“绿证”机制，生物天然气、生物甲烷将有望在能源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每吨碳价在785元~1180元，就可以让生物甲烷的价格接近天然气的水平。” 清洁供暖 供热被视为可再生能源的下一个前沿，同样为生物质能打开了巨大发展空间。“生物能源仅是可再生发电投资组合的选项之一。”IEA高级专家 Pharoah Le Feuvre十分看好生物质能在供热领域的应用前景，“供热在2018年占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0%。但是，其在可再生能源中的份额仅为10%，需要更广泛的政策支持以加速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近年来，农村无煤化供暖正在兴起，截止到2018年年底，北方地区生物质能供暖面积增长至1.2亿平方米。生物质燃料供热作为生物质供暖的重要方式，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中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2010年300万吨，提高到了2018年的1600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23%。”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谢宏文表示，“‘十四五’期间希望推动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锅炉集中供热、开展户用清洁炉具供暖模式的试点和推广等，把生物质供暖的多元化作为推动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然而，产业聚集和商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模式等因素，妨碍了生物质供暖的推广应用。怎样才能发挥优势，让生物质能成为农村清洁供暖的深度参与者?清华大学教授杨旭东认为，生物质、太阳能和空气源热泵“三驾马车”，将承担农村清洁取暖的重任。“生物质在农村取暖要占一席之地，首先颗粒燃料要降低价格、方便获取，其次生物质炉具要更加高效、清洁化和便捷化，让老百姓喜欢用、愿意用。” （本文转载自“《中国改革报》 作者： 朱黎 ” 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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