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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格丽德·努涅斯  回忆苏珊·桑塔格的这本小书2008年开始动笔；这一年，我应邀为文集《导师、缪斯和恶魔：30位作家谈改变他们生活的人》（自由出版公司，2009年）撰稿。我想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位受人敬重的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她几个月前刚去世；我20世纪70年代初在巴纳德学院读本科时候，她是我的老师。可结果我发现哈德威克已然被两人选走。接下来，我想到，尽管我没有正式师从苏珊·桑塔格，倒是可以写写她的，因为她也曾经是我的导师，比起哈德威克教授或我的任何其他老师来，甚至是个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人生的导师。的确，说桑塔格对我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并非夸大其辞。 我和苏珊·桑塔格第一次见面时，她43岁，已经是美国重量级作家和思想家。那是1976年，我25岁，刚刚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读完小说写作方向的美术硕士。那年春天，桑塔格处在癌症手术康复期间，她生病期间积压了成堆的信件需要回复，她雇我用打字机打回信。整个工作只持续了几天时间，但期间有一天，她把我介绍给了她儿子——戴维·里夫。和我一样，戴维也是个有抱负的作家，后来写过几本书。他当时还是个大学生，仍然住在他母亲家里。我和他开始约会，过了几个月，我搬去和他们一起住。 我很快就知道桑塔格是个天生的导师，她把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教育视为既是一种道德义务，又是无穷快乐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她以自己众多的文化激情和思想激情来影响她周围的人，这是出了名的。和她生活在一起而不受到她的指导简直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梦想着成为作家的女青年，我把遇上桑塔格视为能够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这个观点在接下来的35年当中，以及在后来与麻烦不断的日子里，始终都没有改变。 除了2005年为桑塔格逝世一周年而写了篇简短的纪念文章以外，我从未写过她，而且我曾认为以后也不会写她。但现在，出乎意料地，写一篇文章的机会来了，我又是激动又是忐忑，毕竟，桑塔格是个闻名世界、超群不凡的传奇人物（偶像这个词多么频繁地被用来形容她啊！）。她大半辈子一直都是公众极为着迷和仔细观察的对象。关于她已经说了很多。据有些人说：太多了。毫无疑问，我来写她肯定是极具挑战性的。 可事实上，《桑塔格的规则》这篇我给那本文集的文章，写得非常快，也非常自然。我很惊讶地发现，写这篇文章比写小说容易多了，尽管我此前写的几乎全是小说。 这篇文章出版后，阿特拉斯出版公司——一家文学类非小说独立出版公司——的詹姆斯·阿特拉斯碰巧读了，便和我联系。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写本关于桑塔格的书。我好好想想，然后才能接受这个稿约。我肯定不想写一本桑塔格传，对撰写研究她作品的著作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在我那篇20页的文章当中，就桑塔格这个话题而言，我当然没有讲完我要讲的全部。 又一次，我为有机会再写点桑塔格而激动不已；又一次，因诸多原因，我感到忐忑。首先，迄今为止我出版的6本书全是小说。《永远的苏珊》将会是我的第一本非小说作品。在我的文章里，我写的主要是作为导师的桑塔格。然而，一本回忆录，如果不包括一幅更完整的桑塔格肖像，不更加深入地探究我和她的友谊，那么，它就不值得写，或者也不值得看了。但是，我们的友谊非同寻常，也非常复杂——人人都会描述为“敏感话题”；再者，我不知道如何能够避而不谈在戴维母亲可怕、占有欲强、情感上粘人的阴影里试图与戴维维系关系而出现的种种麻烦。 我一直记着哈德威克以前经常跟我们写作专业的学生讲的话：“你们得找对调子。找对了，什么都能写了。”我相信，写《桑塔格的规则》时，我的确很幸运地找对了调子。对我来说，似乎是如果我能够继续抓住这个调子，那么，尽管可能有困难，但我就能讲述剩下来的故事，而且能坦诚讲述。因为，很自然，除非你实话实说，否则，写回忆录便毫无意义了。 正如我前面写《桑塔格的规则》那样，坐下来写《永远的苏珊》的时候，我发现要说的话会自然地流淌出来。我无需纠结地去回忆我那段生活；一切恍若昨天。后来，人们会问我，这一切你怎么都记得啊？我会笑笑说，那是我的青春，我怎能忘记？ 这本回忆录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按我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我没有虚构或美化任何部分，我也没有编造合成任何情节或者对话。 我非常感激，也非常开心，通过译者的努力，这本回忆和表达敬意的作品现在译成了中文。《永远的苏珊》由一位已经把这本回忆录著名的传主本人的作品译入中文的译者来翻译，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一点。不可避免地，我想，读者都想知道我认为苏珊·桑塔格会怎么想《永远的苏珊》。死无对证，说她会怎么怎么说或许无论怎么都是错的。但如果我说我并不觉得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会惹恼她，那我就是不诚实。其他部分，我相信，会让她高兴。当然，她会发现通篇都有她的影响在。我最大的希望是，她把这本书视为是严肃的——借用她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喜欢用的词之一。对我来说，写作这本回忆录是最严肃的了。 西格丽德·努涅斯 2011年11月18日于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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