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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藏书为读书 据统计，现存鲁迅藏书有4062种，约14000册，其中中文书籍2193种，外文书籍1869种，包括中文线装书、中文平装书、俄文书、西文书、日文书等。鲁迅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将他位于北京西三条的工作室戏称为“绿林书屋”。他在购置图书方面，也确实有“绿林好汉”买盒子炮的气魄。据有人统计，从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不到25年，鲁迅的总收入为124511.995元(甘智钢：《鲁迅日常生活研究》，第43页)，而据鲁迅日记的“书账”，鲁迅购书款总数为12165.524元，约占鲁迅总收入的1/10，是他家用、购房之外的第三大开销。 在藏书家中，有为藏书而藏书和为读书而藏书之分。鲁迅无疑应划归后一类。鲁迅购买古籍，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予以承传弘扬。他感兴趣的不是宋儒的学说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偏爱小说野史之类的非正统部分。 鲁迅读书从不迷信 鲁迅读书十分讲究方法。重视书本而不迷信和盲从书本。他在谈到后期政治态度的转变时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 鲁迅强调读书必须如蜜蜂采蜜，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鼓励求学者读一些本专业以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的阅读方式，也就是先行泛览，而后精读。他写道：“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随便翻翻”获得的知识虽然“杂”，但也有好处：比如看家用账，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史料；翻老黄历，可以了解民间习俗和禁忌。看到讲娼妓的书不必皱眉头作憎厌状，因为这是研究妇女史、社会史的史料。 鲁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阅读方法：比较。他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下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比如，1929年7月28日，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专栏刊登了一篇《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作者署名“清癯”，详细叙述了元代成吉思汗“大举征俄”，“陷莫斯科”的历史，称之为“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 鲁迅看到汉族人以成吉思汗为自豪的文章，心生疑惑。他查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征服俄罗斯，侵入匈牙利、奥地利，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出处同上)这就是鲁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比较防止受骗的一个实例。 此外，鲁迅将外国文学名著的多种译本相比较，知道什么是正确译法，什么是乱译；从有定评的大作家的作品中学到应该怎么写，同时，从他们的未定稿中学到“不应该那么写”。通过正史与野史的比较，鲁迅洞察了历史上被正史涂饰的部分；通过明季稗史与明人小品的对照，鲁迅穿透空灵飘逸的氤氲，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面对当局者的欺骗宣传，鲁迅还肯定了从大量苦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正面文章反看法”，以使自己能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不至于把硫化铜当做真金。 不过鲁迅对藏书也偶有误读误用的情况，比如他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两文中，都曾提到“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鲁迅反对诗人和文学家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人，反对诗人和文学家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一切工作都高贵，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德国诗人海涅并没有鲁迅批评的这种观念，相反，海涅认为诗人在天国做天主，吃糕饼和糖果，是一件无聊不堪的事情，作为诗人，还是应该置身于人世。(见海涅1823年创作的《还乡曲》) 鲁迅1925年就购置了德文版《海涅十三卷集》，产生这种误读，估计跟鲁迅受德文水平的局限有关。 是周作人卖了鲁迅藏书吗 在介绍鲁迅藏书时，必然要涉及到1944年秋因出售这批藏书而引发的一场风波。1963年6月7日，许广平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火炬·黎明·旭日东升》一文中提到这件往事：“鲁迅逝世以后，汉奸周作人在华北充当敌伪督办，他借口鲁迅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示别人整理出鲁迅所藏的中文、日文及其他外文书籍，编成书目三期，到南方去出卖。我因开明书店一位朋友的帮助，得知此事，托其借来书目一看，大惊失色，知为有意毁灭藏书，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影响，因即设法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 文中所说的“开明书店一位朋友”，指的是顾均正先生，他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理化教材，是许广平住在上海霞飞坊时的邻居。据周海婴先生回忆，变卖鲁迅藏书的消息是顾夫人周国华转告的，许广平“一听几乎昏了过去”。文中所指的“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所托之人系指郑振铎、唐弢等鲁迅生前友好。 许广平的这篇文章刊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周作人的反弹。次日，周作人给《北京晚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视为周作人的一篇佚文—— 记者同志： 七日贵报登有许广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间说及出售鲁迅藏书的往事，辞连鄙人，仿佛说是我的主意，事实有她当年的一封信为凭，完全不是这样的。今照抄一份送上，请赐一阅。据信中所说，自民国卅一年春即不能汇款，以后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给，此为分所当然，说不上什么‘鼎力维持’，但是‘俾将来继续清偿’，结果却是一番胡来的诬蔑，实真是最可感荷的了。不敢希望沾污一点贵纸的篇幅，只是请你花费些许贵重的工夫，请把那书信通看一过罢了。 此致敬礼 六月八日 周作人。 周作人在致《北京晚报》记者的信中极力表白的是：一，出售鲁迅藏书跟他完全无关，二，以许广平1944年8月31日致他的信为凭，证明1942年春至1944年秋，鲁迅母亲和原配朱安的生活费系由他支付(或垫付)。 同年6月20日，《北京晚报》记者侯琪将周作人6月8日来信及抄件转寄许广平，许广平阅后，于6月21日致函《北京晚报》记者，澄清史实，以防读者不知底细，受到蒙骗。 许广平在这封信中，说明周作人幕后主使出售鲁迅藏书一事是宋紫佩揭露的。宋先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又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他提供的情况“不会不确”。此外，也澄清了她当年尽力维持鲁迅母亲和朱安生活的事实。此信当年并未公开发表，现收入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广平文集》第3卷。 作为这场售书风波的当事人之一，唐弢介绍了朱安女士当时的真实态度，以及周作人接济母亲和朱安的真实情况。 据唐弢回忆，1944年秋，有一份出售鲁迅藏书的书目通过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店向南方兜售，首先得到这份书目的是开明书店。消息传开，最感震惊的是嗜书如命的藏书家、鲁迅生前友好郑振铎。他激动地说：“糟糕!要把鲁迅的书卖掉了，这哪能行，这哪能行呵!”他当时在上海一家私人小银行当秘书，听到此事也很着急，便乘跟友人刘哲民到北平的机会，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极力阻止鲁迅藏书流散。一方面，他携带了郑振铎的多封亲笔信，分致来薰阁、修绠堂等书店和赵万里等版本专家，请他们共同保护鲁迅藏书；另一方面他又带着许广平的亲笔信跟宋紫佩先生取得联系。 1944年10月14日傍晚，宋先生带唐先生到北平阜成门西三条二十一号拜会了鲁迅遗孀朱安女士，说明了保护鲁迅藏书的来意。朱安开始颇为激动。她指着自己的鼻子冲着宋先生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唐先生耐心介绍了上海沦陷之后的情况：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毒刑拷打，甚至遭电刑炙烧，以及南北交通阻梗，汇款不易等情况，朱安的情绪才有所缓和。据唐先生了解，朱安跟家里那位老女工每月生活费约需九千元(指沦陷区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准”票)，而以扶养“老母寡嫂”为由拒绝南下的周作人每月仅补贴朱安一百五十元——据唐先生回忆，当时乘三轮车去一趟北平西山的车费就要一百元，对于维持朱安生活而言，这的确是杯水车薪。而且，这一百五十元原是周作人每月孝敬老母的零花钱，鲁母临终前让朱安代收，作为对终身服侍她的儿媳的一点补偿。朱安每当收下周作人这一百五十元，眼泪直往肚里咽。唐先生转达了上海方面的态度：朱安所需生活费仍由许广平负担；倘若许广平有困难，上海的朋友也愿意凑钱代付，总之千万不能出售鲁迅藏书。听到唐先生这番恳切的话语，朱安“当即同意，卖书之议，已完全打消”。 今天，我们面对保存完好的鲁迅藏书，对许广平先生和唐弢等鲁迅生前友好的保存和抢救之功自然会产生缅怀感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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