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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试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日本国

 文化点心铺 2019-11-15

在当今中国,提起日本及日本人,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观念和想法也在不断改变,但有些记忆却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对于日本,多数中国人即不想过于亲近,但也不能完全忽视。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汉光武帝时(即公元57年)就开始了。这也是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交往的最早记录。从那时起,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中就开始出现“日本人”的身影了。只不过那时中国人称日本为“倭”。

后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日两国的交往不断加深。到了唐朝时,日本更是派遣了大量遣唐使来到中国,向中国学习。甚至还有很多日本人留在唐朝为官。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呢?在这些古代典籍中,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对此,我们可以从很多古代典籍中略窥一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中国古代很多典籍中,古人认为“中日同源”,而且“法俗多同”;

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在这些古代典籍中,除了十三经正文以外,其他史部、子部和集部都有不少关于日本国的记载。其中,在民族起源这一问题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日同源”。

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一是日人自谓他们起源于吴泰伯之后。据明代藏书家郎瑛的《七修续稿》云:“日本国,《通鉴》前编以为,吴亡,子孙入海为传,故倭自云吴泰伯后也。”

除此以外,在此前的《晋书》、《梁书》、《北史》中都有类似记载。那么,“吴泰伯”又是谁呢?据《史记 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的伯父。周太王欲立其第三子季历为王。吴太伯于是自动奔避荆蛮,文身断发,以示不争。

太伯跑到荆蛮之地后,自号勾吴。当地人被他的义举感动,纷纷归顺于他,推举其为吴祖。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与越王勾践对垒的吴王阖闾就是他的后人。后来,吴国被灭,一部分王室成员为避祸,流落到了日本岛。凭借先进文明,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吴姓部族。其中的一只演变成了日本皇室。

二是日本人起源于秦代齐人徐福之后。这种说法,目前较为普遍。据《后汉书 东夷列传》记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

而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更是把此事夸大了。他说:“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据他而言,日本国就是徐福所立,日本文化源于千年以前的先秦文化。尽管这种说法不合实际,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中日同源"的肯定。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日本和中国除了“同源”以外,风俗习惯,法令法治也多与中国相同。对此,记载比较详细的便是宋代著名史学家范晔所著的《后汉书》了。在其第78卷的《东夷列传》中,范晔云:

“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并以丹朱坊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

“……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窃盗,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法俗多同

在这部典籍中,古人认为日本和中国“法俗多同”。例如:中国古代吴越等地的人都喜文身,而古代的日本人也喜欢纹身;还有,女子“并以丹朱坋身,如中国之用粉也”;再如,家中有人去世,日本人“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歌舞为乐”等等,都与中国的风俗颇为相似。

其他如:古代日本人也用火灼甲骨来卜吉凶,类似于中国的甲骨卜辞;再如,日本国男人大多有三妻四妾,和古代中国一样实行多妻制;;于男女婚恋,古代中日两国都讲究同姓不通婚,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礼仪上,古代日本人“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而蹲踞礼在中国古代也是常用礼仪。

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关于古代日本政治制度的记载,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便是“一姓相传,至今不替”;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古人认为中日两国不仅风俗习惯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政治制度上也颇为相似,两国在古代都实行帝王制。然而,中日两国的帝王制也有很大不同。对此,在《新唐书》的《日本国》一卷中记载最早。

《新唐书》谓“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号天御中主,至彦潋,凡三十二世,皆以‘尊’为号,居巩紫城。彦潋子神武立,更以‘天皇’为号,徒治大和州”。其意思是说:日本国最早的君主为阿每氏,号“天御中主”,至彦潋子继位,共传了32代。在彦潋子神武年后,日本的君主便改称为‘天皇’。

在中国古代,虽然一直实行的都是帝王制,但封建王朝不断更新换代,不同朝代当政者的姓氏是不同的。而在古代日本,数千年来王室只有一姓相传。王室成员中一旦出现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王室女子也可以成为天皇。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女皇帝,但那是特例。

除了在《新唐书》中对中日两国的帝制不同有所记载以外,在清末学者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对此记载的更为详细。他说:“日本自开国数千年以来,一姓相传,至今不替,为天下各国所无。其间臣狱其君,子狱其父者,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国主之尊削发为沙门者,尤指不胜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

在其中,他详细指出了日本帝制与其他各国的不同,即“一姓相传,至今不替。”其中,还提到了“天皇出家为僧”的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实例,例如南北朝时梁的建立者梁武帝。他在位晚期,怠于政事,沉溺佛教,后舍弃皇位,到同泰寺出家做了和尚。

此外,陈其元还提到,在古代日本也有“禅让”的典故,即应神天皇欲立少子稚郎子为继承人,让长子大鹪鹩辅佐他。应神天皇去世后,稚郎子坚决不继承天皇之位,要将天皇之位让与大鹪鹩,可大鹪鹩坚持不受。后来,稚郎子自杀,大鹪鹩不得已之下登上帝位。

这种情形与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禅让颇有相似之处,说明在古代,中国和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其中的原由应当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密切交流有莫大的关联。毕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邻邦,千百年来,要是没有一点儿联系,那也是不可能的。

从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上的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与古代日本之间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应该一直都有往来。至少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从来没有断过。否则,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也不可能一直都有关于日本的一些记载。

三、在唐时,中日间的交流达到鼎盛,但多集中在政府间和士人阶层,以文化交流为主;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和日本交往的顶峰时期。据《旧唐书》中的《倭国传》记载:“贞观五年,倭遣使贡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使高表仁持节往抚之。”其后,在武则天长安三年,“又有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

由此可见,在唐朝时,日本主要是以“朝贡”的方式来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流沟通的。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留学生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建筑、绘画、音乐等各个方面向大唐学习。他们学成以后又带了很多史书典籍回去。甚至还有人因为倾慕大唐而留在中国。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阿倍仲麻吕,后改名为晁衡。他在唐朝历任左补阙、左散骑常待、镇南都护等;除了他以外,贞元二年,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也留在大唐多年。然而,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士人阶层,属于两国政府间的交往。

日本派遣来唐的遣唐使,不少为世俗僧侣和学者。他们通过在大唐的学习之后,愈发倾慕大唐文化,一些人甚至精通诗歌创作,与中国的著名文人与王维,李白,刘禹锡等都有诗文唱和,留下了很多佳话。像前文提到的晁衡就留下了很多诗文。

不过,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在与大唐交往的过程中,古代日本除了对中国的诗文颇感兴趣以外,在历史典籍,绘画,围棋,音乐等方面,也向大唐全面学习。例如,对于日本国的诗文,明成祖非常赞赏,曾赐诗云:“

日本有国巨海东,舟航密途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缭绣考鼓钟。

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羁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雁。……

它以铭诗贞石袭,万世照耀扶桑红。

对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古代日本非常珍视。据明人谢肇制编撰的著名笔记体著作《五杂俎》记载:日本保留中国典籍很多,他们“重儒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辊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在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日本人的绘画技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明人余永麟在他的《北窗琐语》中就曾高度赏日本人的绘画技艺,说:“日本画艺精绝,不类中国。其画无皴法,但以笔细画,萦回环绕,细如毫发。”

此外,在围棋和音乐歌舞上,古代日本也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关于这些,在《旧唐书》中曾有记载: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的一个王子入唐。其自觉棋艺精湛,便向大唐提出挑战。不久,大败。于是,这个王子便留在了大唐学习围棋,后成为日本第一国手。

四、唐宋以后,中日之间的政府交流基本断绝,主要以民间的物资交流为主;

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便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唐时,中日士人阶层相互诗文酬唱的盛况,在宋代再也见不到了。中日之间的政府交流也几乎断绝了。此时,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多集中在民间的物资交流上。

当时,从日本流传到中国的很多物资中,精巧雅致的器皿比较受宋人喜欢。比如日本的泥金扇、刀具,龙蕊簪、倭漆等。宋代词人苏辙就曾有诗云:“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值日本扇,风来自无穷。”此外,在《宋史》的《日本国传》中,也有大量关于日本精美器物的记载。

到了明清时期,中日政府之间的交往,更多的都是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即使在民间,人们对日本人的看法也都非常的反感。而在当时的古代典籍中,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也由“倭、扶桑、日本”改为“寇”了,鄙夷与憎恨之情不言而喻。

五、结语:从古代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好坏是与中国的强弱成正比的;

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以及古人对日本的看法,明人郎瑛在其所著的《七修类稿》中曾用一句话概括道:“日本,光武时始通中国,历汉、唐、宋、元,贡献不一,入寇亦不一。”意思是说:中日两国的交往从汉光武帝时就开始了,一直从汉代持续到元代。在不同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在唐以前,中日间多友好往来。到了唐朝时,中日间的交流更是达到鼎盛。因为就当时的整个世界来说,大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圣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然也会到大唐王朝的影响。

然而到了宋代,中国不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除了宋王朝,还有西夏、蒙古、辽、吐蕃、高昌等国。对于日本人而言,当时的中国国力早已大不如前。因此,自宋代起,中日政府间的往来基本上就停止,只有民间的往来还未间断。

到了元明清三代,日本国力逐渐强胜,中日间战事颇发。在明代,日本还只是像海盗一样地进行不断的骚扰。而到了清中叶以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尤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占领了几乎大半个中国,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

从中国古代的各种历史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好坏是与中国的强弱成正比的。中国强大,日本对中国就友好;中国衰弱,日本就会对中国凶相毕露。因为日本人的观念是尊强鄙弱。因此,避免中日之间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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