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主题演化过程与研究展望

1 中国乡村发展历程及振兴背景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刘彦随,2018)。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多次转型发展,在经济发展、景观格局、承载功能、区域差异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刘彦随,2007),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烙印(张军,2018)。乡村由支持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转向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由辅助作用、后备力量转变为重要组成、主要载体(龙花楼等,2017)。乡村发展研究也逐步从单体乡村视角向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转型(何仁伟,2018)。乡村功能也从生产、生活功能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综合功能转变。乡村经济发展由城乡剪刀差向市场调配、政策调控的“双调”模式转变(刘彦随,2018)。新时代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能,通过研究乡村振兴主题演变历程,探讨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对于刻画城乡关系演变规律,揭示要素、功能、结构在城乡中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不同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对乡村的价值定位和主要发展任务作出了阶段安排,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乡村以解决人民粮食安全为根本;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提升,乡村发展受制于集体平均主义约束不能有效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亟需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迅猛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凸显,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该时期城乡统筹的重点;新时代国家把“三农”问题作为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先后实施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以期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按照国家涉农政策演变历程,将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分为以下4个阶段。

(1)1949—1977年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城乡二元结构阶段。1949年以来,新中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赵海林,2010),乡村发展以农业合作生产而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为主体,这种微观经济组织形态具有高度的计划经济特色。受粮食“统购统销”和城乡“剪刀差”的影响,这一时期乡村主要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资产、资金、资本,乡村要素受宏观政策影响以低价值大量向城市流动,乡村价值在城乡要素流动中主要为城市服务,未能让乡村真正受益,这也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深化。虽然同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乡村注入了科技、教育活力,部分乡村主体受知青传帮带作用被激活,但这些被激活的主体随后在市场经济遴选中又进入了城市。总体而言,受城乡“剪刀差”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乡差距逐步被拉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等,2014)。

(2)1978—2001年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有效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实施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有效的措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戈大专等,2019),确立了以农户为主体的土地承包关系,彻底激发了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加大,农业生产效率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为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独特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但该阶段仍以农户生产积极性提升带来的红利支撑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产业结构比重方面,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使得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三农”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共识(蒋和平,2018)。

(3)2002—2012年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由于中国长期的“重城轻乡”的发展导向,尤其是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对乡村人口、资源、资金、资产的极化作用,导致乡村发展主体老弱化、资产闲置化、环境污损化、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区域贫困化等为特征的“空心化”“乡村病”问题逐渐凸显(刘彦随等,2009;郑小玉等,2018),“三农”问题成为区域发展首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刘彦随等,2016)。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使得中国农业向优质、高效、高质量转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五个统筹”之首,以期从制度上建立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农业税费减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促使统筹城乡发展进入了制度安排落地见效阶段(文琦,2009),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从理念向实践推进(洪银兴,2007),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被激活,加之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伴随着进城务工与农业兼业,乡村景观格局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然而,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乡村衰败凋零在区域上出现了显著分异,沿海地区逐步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而西部地区乡村发展依然缓慢(文琦等,2018)。

(4)2013年以来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阶段。21世纪以来,国家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和投入力度逐年增大,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黄季焜,2018b),但相对城市而言,乡村发展依然滞后,农村空心化问题更加凸显(姜绍静等,2014),乡镇企业三废排放、农业面源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依然严重,乡村景观与生态安全严重受损(王永生等,2018)。乡风文明与治理更是长期缺失。为了有效缓解“三农”问题,国家陆续实施了新型城镇化(董晓峰等,2017)、美丽乡村建设(刘彦随等,2015)、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介勇等,2016)、精准扶贫等系列政策措施(黄季焜,2018a),旨在重构农村“三生”空间(刘继来等,2017),推进城乡“等值化”发展(刘彦随等,2015;何仁伟,2018),保护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治理。然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加工初级粗放,缺乏长效保障机制等等问题依旧突出,城乡均衡发展仍未达到预期目标。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改善,返乡群众人数增加,乡村发展总体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效,但乡村主体日渐老弱化、乡村产业初级化、生态环境脆弱化、治理能力羸弱化等问题仍不容忽视(Liu et al,2017)。为此,党的十九大在总结城乡发展关系基础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从政策层面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刘彦随,2018)。乡村发展重点转向挖掘乡村潜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优化重组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重塑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价值,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文琦等,2019)。

2 乡村振兴主题的演变与深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趋势和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核心是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70 a来,中国乡村发展经历几轮重点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乡村景观格局等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农村地区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改善,为后期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交通、信息迅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受时空距离约束明显减小,城市资源、人才、技术、资金的扩散传播,城市涓滴效应显著,加之国家政策倾斜支持,乡村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地理学从农业区划理论(吴传钧,1981;邓静中,198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吴传钧,1991)、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刘彦随,2019)、农户地理学(李小建等,2017)、乡村重构(龙花楼,屠爽爽,2018)、村域乡村性(韩冬等,2018)等方面展开了系列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为中国乡村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当前,国家正在实施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的规划管控体系,乡村振兴也应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对于规划演变历程与技术规范体系研究也应同步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将围绕乡村新型经营主体的分化与培育、乡村产业演变与选择、乡村生态环境整治、乡村文化重构与治理、乡村规划发展与标准研判等系列问题展开(图1)。

图1 乡村振兴主题

2.1 乡村主体分化过程与人才振兴研究

乡村振兴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户家庭结构、劳动能力、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等对乡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乡村主体经历了几个阶段的遴选,主体结构逐步演变。20世纪中叶,乡村主体年龄结构相对均衡,而教育是转变城乡身份的唯一途径,但升学进城人数相对较少。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改变了农村传统固有的一些落后认知,为国家推行相关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后,受教育程度较高,成绩较好的一批人相继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农村头脑灵活、善于经商的年轻人逐步拉入城镇,加之农业科技迅猛发展,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陆续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他们逐步进城务工,导致农村老龄化日趋严重(郑殿元等,2019);2001年以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为主导的“小学进镇、初中进城”的“撤点并校”方案将学生推向了城镇,年轻父母也因陪读跟随进城,以往的“386199部队”也因妇女儿童进城剩“99支队”,农村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16个一号涉农文件,为促进乡村发展提供了系列政策保障,但受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的步伐并未降速。2013年,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国家惠农支农政策力度史无前例,加之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同期,20世纪末第一批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因年龄、身体原因陆续返乡养老养病,加速了乡村主体老弱化速度(郑殿元等,2019)。2017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城镇资本陆续下乡,高校毕业生大量回乡,新时代如何组织“务工人员返乡、高校毕业生回乡、乡贤下乡”的“三乡人”(刘彦随,2018)创新创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带领当地群众发展成为乡村发展主体选择与培育的重点。如何完善乡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扶持小农户重塑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利用小农集中化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郭庆海,2018);同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发挥其在农业生产技术、管理、服务等层面的带动作用,促进现代职业农民发展成为当前主要研究内容(王国刚等,2017)。

2.2 乡村产业发展演变历程与产业振兴研究

中国传统乡村产业发展以种养业为主导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为城市化、工业化提供原料(陈秧分等,2018)。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乡村产业发展桎梏在粮食生产,产业组织形态由最初的社队企业逐步发展演变为乡镇企业。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破冰时期,确立农户为经营主体,包干到户重塑农户经济,充分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标志着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由人民公社、生产队主导向乡政府、村委会、联户、单户承办转型。1985年起全面启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农产品连年增收带来的粮食供给压力逐渐缓解,市场经济为乡村产业发展打开了商品化的窗口,粮食、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社会化服务队伍逐渐显现,形成了与市场对接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生产服务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格局,但国家战略层面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偏向、工业偏向依旧存在。2004年起,国家连续出台以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从政策层面引导乡村经济、社会、人居环境的系统转变,相关研究也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空间转型。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有效促进了农村组织化水平,产业发展向着规模化、智慧化、融合化转型。然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与大市场仍然衔接不畅。党的十八大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论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发展不仅强调产业结构、品种结构、质量结构,而且还重视产业组织化程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以及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新时代产业振兴应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基础,探索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扩展产业功能,培育乡村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构建市场化、信息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多元乡村产业形态和多功能乡村产业体系(陈秧分等,2019)。

2.3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生态振兴研究

1949年以来,中国围绕工业化、城镇化的经济导向发展模式,使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复合型、压缩性、累积性、突变性的特点(王成等,2019)。发达国家上百年经历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40 a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集中出现(王永生等,2018)。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在政府管理层面的认识也从忽视、正视、重视到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转变。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3年8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决定》,旨在改善重点城市、重点行业、重点水系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保护与治理上升到国家层面。生态环境的污染由点源污染向面源污染转变,由城市向乡村延伸,乡村人居环境的整治重点由城镇周边地区、工业驻地所在区域向农业生产、河流断面等区域拓展(龙花楼,2013)。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率先提出《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和《中国21世纪议程》。国家“十一五”规划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作为约束性指标,旨在解决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与发展理念,全力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推行生命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重要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提出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以及将绿色GDP考核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有效促进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

2.4 乡村文化重构过程与文化振兴研究

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主体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朴素文化价值理念,也是乡村内部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约定俗成,起着维系宗族关系、凝聚乡村力量和规范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赵旭东,2017)。1949年以来,传统封建文化思想被科学、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替代,受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乡村生产生活被限制在集体经济范畴内,乡村文化主要表现出对集体组织的依附特性,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主体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改变,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开始萌芽成长。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乡村的生产方式与价值取向,乡村主体的市场意识、契约意识、理性经济思维不断强化,工业化将农民的现代市场意识和价值观念推向了质变点,孕育出农民企业家,带动更多农民从事非农产业。21世纪以来,大量的民工潮汲取了城市的价值体系,学习了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乡村主体的民主意识与参与积极性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开放度越来越高(龙花楼,屠爽爽,2018)。然而,一些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诚信缺失、伦理失序、道德滑坡等负面取向也在乡村发展中逐渐侵入。传统文化日渐消失,而主流文化又缺乏影响力,导致乡村传统的勤劳、朴素、踏实的人文价值逐步滑落,将残存的乡土情结和亲情关怀为纽带的朴素道德规范和乡村文化瓦解。现代信息技术将乡村文化带入了多元的文化价值理念,赋予文化的消费、休闲、审美功能被进一步强化,但这种多元文化具有多变性、不确定性,传统农耕文化日益受到智慧经济的挑战。

2.5 乡村治理演变与组织振兴研究

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实施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三级管理制度”。人民公社模式解决了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但平均主义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1980年,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探索出了“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雏形,为中国后期开展村民自治制度探索了道路、总结了经验、奠定了基础(马池春等,201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激活了农民的内生动力。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乡村治理进入了制度化建设时期。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推动地方建立乡政府,农村逐步开展了政社分开改革,“乡政村治”为村民自治构建了制度框架,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巨大进步。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推入了快车道,农村民主自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事务、公益性事业、资金资源量骤增,加之同期大量外出务工村民将城市管理经验带回农村,极大地提高了村民民主、议政意识,涌现出了村民理事会、村务监事会、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等,乡村治理进入自发性、丰富化组织阶段。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完善,对村务公开、监督、民主决策等内容进行修正与补充,乡村治理由制度化向组织化迈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预示着中国乡村治理从过去的“管理民主”过渡到现在的“治理有效”阶段,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综合治理体系逐步形成,而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于提升区域发展和治理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6 乡村规划发展历程与技术规范研究

长期以来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建设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支撑,其空间布局多呈现“散、乱、差”的无序状态(龙花楼等,2017)。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了乡村景观面貌,但乡村规划专业人才和技术标准缺失,未能为乡村规划工作提供技术规范标准,导致乡村建设出现“千村一面”的景象,地方乡土气息和民俗风情逐渐消失。近年来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注重乡村内生需求,凸显了乡村的功能和价值,乡村规划也将乡村地域特色、社会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保障、乡土文化复兴、村庄农户意愿等纳入规划内容之中,促使乡村规划逐渐从单纯关注物质空间向多元化的综合发展方向转变(申明锐,2015;谢霏雰等,2016;杨忍等,2018)。同时,乡村规划开始重新审视城乡关系,由最初城乡割裂的城市需求视角向城乡融合转变,开始充分利用城市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思想等方面的优势,保护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将乡村建设纳入城市和区域发展之中,促进城乡规划协同互补(张尚武,2013)。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乡村地域系统复杂,促使乡村规划形式多样,标准不一,且目前仍处于城市规划的从属地位,导致乡村规划缺乏明确范畴和重点,详细类型划分和具体要求及其技术标准涉及规划类型也相对局限,明显存在技术支撑滞后等问题,未能形成一套与城镇规划相对等的乡村规划体系(姜长云,2018)。因此,乡村规划培育专业人才,完善理论基础,健全编制体系,以及确立城乡规划衔接关系成为了乡村振兴规划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孙莹等,2017;胡守庚等,2019)。

3 乡村振兴研究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就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等方面展开论述。新时代要深入贯彻“五大”振兴,必须了解1949年以来乡村振兴主题的演化过程。乡村振兴属于系统工程,相关振兴规划需以空间规划为指引,建立一套技术标准规范体系推动“五大”振兴全面深化,从不同学科理论与实践研究探索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系统研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社会经济交融推进,城乡边界愈加模糊,“三生”空间、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乡村与乡村之间的协作更加密切,这些内容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

3.1 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乡村振兴涉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等,亟需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农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深度融合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讨产业在村落空间布局、乡村主体培育与振兴、乡村治理与组织振兴、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提质增效等系列系统问题,面向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城乡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需求。从五大振兴主题方面开展系列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从理论层面阐释村落分类振兴、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产业链延伸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主体与贫困群众利益联结机制建立、乡风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美丽乡村与生态文明建设、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农产品安全生产供给、农业生产服务专业化体系建设、信息化与数字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面临的重点问题。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吴传钧,2008)、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刘彦随,2018)出发,探讨乡村振兴的结构、功能、要素在时空上的演变及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

3.2 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推进了城乡间的人力、资金、资本等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实现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等方面的振兴(龙花楼,张英男等,2018)。一方面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达到规模化要求;另一方面,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到农村发展,将城镇内的优势资源带到农村,推进农村快速发展,实现要素、功能、结构的重构,城乡人口、经济、要素取得新的平衡(Long et al,2016)。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实现城乡一体化,高级阶段就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城乡空间结构优化互补及全面融合、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有效衔接、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制度障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等将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

3.3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提质增效研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利用城乡资源推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将成为乡村振兴研究的核心内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将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如何发挥资源、要素、人力等乡村优势,通过技术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拉动、政策推动等实现乡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产业价值,推动农业与精深加工业、现代流通业融合,支持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挖掘乡村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服务产业融合,发展休闲农业;培育智慧农业、创意农业、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农业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提升三次产业发展的结构弹性效应、成长效应、开放效应,从而推进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内容。

3.4 乡村“三生”空间融合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规模比例,统筹“三生”空间结构功能演变将成为重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对乡村“三生”空间的空间布局、功能结构、类型划分等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明确细化,为国土空间优化开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思路与实施途径。对“三生”空间的概念及内容阐释丰富,应深入进行“三生”空间相互关联、交叉融合、动态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应探究乡村规模变化、土地整治、功能整合等对“三生”空间属性的影响。如农村居民点撤并和土地整治开发造成生活与生产空间的相互转化,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措施造成生产、生活空间向生态空间转化。另外,随着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三生”空间的时空变化,如农家乐、特色民宿、民俗活动等系列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生活空间向生产空间转换,同时,兼顾游客容量可以实现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融合发展。

3.5 乡村跨区域协作与联动研究

乡村振兴并非单个村落的发展,而是兼顾城镇体系、村落体系的综合发展。因此,乡村跨区域协作与联动发展成为必然。探究区域村落间的分工与协作,按照资源要素优势互补、村落联动的原则整合新的生产力,取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效益。研究领域涉及人力、资本、科技、交通、文化、信息等诸多方面。建立新时代乡村振兴长效机制,探索城乡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空间重构组合,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从区域统筹协作发展,改变村落间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过大的现状,成为了迫切需要进行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应研究乡村资源、资金、产业、技术及人力等在空间上的合理优化配置组合,充分发挥村落协作联动效应,从而实现区域协作、城乡互动、村村联动的新局面。

作者：文琦 郑殿元 施琳娜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