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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商之后遍封天下诸侯，黄河流域的多数封国被赐予“侯”爵或“伯”爵，此时作为周人的盟友，南方的楚国满怀欣喜地寄希望于得到同等的待遇，结果却事与愿违。在极度重视血缘的周人眼中，身处荆蛮之地的楚人几乎与鸟兽无异，故而最终只赐予其低等级的“子”爵。在实力决定一切的年代，如果楚国仅是一个蕞尔小邦的话，这样的安排未尝不可，但从下面的封国示意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楚人所在的江汉平原并非一块缺乏纵深的狭小区域，相反它所蕴藏的地缘潜力比中原任何一国都要大。那么周人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潜在的战略对手如此轻慢，而不是好生安抚或者平等相待呢？  熟悉中国历史基本脉络的读者都会知道，长江流域的开发较之黄河流域要晚得多，早年间我也曾疑惑过古人为什么要厚此薄彼，但如果从农业技术的角度分析，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黄土高原土质松软，江南丘陵土质黏重，在刀耕火种的年代必然是北方更易于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土地即使再辽阔，也很难吸引华夏祖先们的兴趣，那么北方胜于南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改变来自于金属工具的大规模应用，当青铜和铁器能够轻易铲开长江沿岸的黏土后，楚人的崛起也就变得势不可挡了。不过在西周初年，这一切还没有像战国时期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此刻的楚国在周人眼中仍旧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部落。可惜实力的强弱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周人也必将为自己的短视与轻敌付出代价。 不难想象，早期面对先进的中原文明，楚人也曾试图通过依附周人的方式来融入对方的封国体系，但结果换来的却是轻慢与侮辱。随着江汉平原的日益开发，楚人逐渐发现自己根本用不着看人脸色，相反依托于长江和汉水附近的千里沃土完全可以自成一系，甚至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在经历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恭顺之后，实力大增的楚人开始桀骜不驯起来，战争的阴云变得一天比一天凝重并且最终在第四代君主昭王在位期间全面爆发。这场大战历时近十年，周人三次伐楚均以失败告终，甚至连昭王本人也命丧汉水。然而尽管如此，周强楚弱的战略格局却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于是接下来双方很自然地进入到对峙和拉锯阶段，而本文的另一个地缘主角——南阳盆地也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现在让我们把地图放大，显然自西北向东南绵延的桐柏山和大别山是江汉平原与中原地区的天然界限。不过伏牛山以西、大洪山以北还有一块小的地理单元与前两者鼎足而立，这就是南阳盆地。实事求是地说，周初的先贤们并非尽是短视之徒，为了防止楚人将来有可能尾大不掉，周人在轻视楚国的同时还是在其周边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借助于伐商后的余威，周人很快剪除了南阳盆地的土著势力，随后一大批姬姓封国被建立于此，史称“汉阳诸姬”。显而易见，这些王族近支最大的作用就是监视楚国，并在周人向江汉平原渗透的过程中充当桥头堡，而后来周楚之间的博弈也果真是围绕着南阳盆地展开的。 从江汉平原进入南阳盆地有两条路径，分别是大洪山两侧的两个通道，可以想见无论周人还是楚人在向对方渗透的过程中，这两处通道都是反复争夺的对象。在今天的交通路线图上，从襄樊出发有两条铁路沿大洪山两侧铺开，一条经西侧通道至荆门，另一条经东侧通道至孝感。这也说明在山川水势未得到大的改变之前，今人与古人的选择并不会有什么质的不同。  楚人逐渐强势之后，通道内的“汉阳诸姬”纷纷望风而降，其中就包括位于今天随州市的“随国”。就位置而言，随国扼守着东侧通道的要冲；就身份而言，这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姬姓”封国，可惜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随人最终选择了投降。实际上即便时隔两千年，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审视河南与湖北的区划，仍旧不难看出中原与荆楚博弈的痕迹。从地理板块上说，南阳盆地无论归于中原，还是归于江汉都说得过去，但结果却是一分为二。从下面的两省地形图上可以看出，河南获得了南阳盆地的大部（毕竟周人在此经营日久），湖北止步于襄阳至枣阳以南区域（亦即楚人北扩的极限），这不刚好是两千多年前周楚势力的平衡线吗？  公元前913年，楚人正式撇开周朝的封国体系独立称王，周人对此无可奈何。有鉴于此，长久以来西方史学界有种观点认为把这一时期的华夏文明定义为“周”是不准确的，起码也应该贴上“楚”的标签，亦即周楚“双王”时代。在随后的岁月里，面对周王室日渐式微，楚国愈加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把握突破北方，继而“问鼎”中原。可惜信心满满的楚人未能预料到王室或许已经不堪一击，但羽翼丰满的中原诸侯却未必是好惹的，接下来出场的晋国正是楚人北进途中最大的强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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