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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分析房价走势，看区域经济，或者是城镇化建设下的扩大内需与消费升级等，大家都会关心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人口的迁徙。而观2018年，京东数字科技基于京东大数据，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先来看图：北上广深这些超级聚热的城市，在2018年均呈现出了人口的净迁出，其中北京的出入流动性和净迁出人口数都最大。当然核心城市人口过多会增加公共资源压力和管理难度，适当地增加人口双向流动、统筹高线城市和低线城市的协同发展，其实是一种有益的平衡，同时又有越来越多的其它城市在出台引才政策。因此核心城市出现人口净流出绝不是因为它们逆城镇化，与此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悄然形成。对于城市都市圈，京东数科研究报告发现最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城市群效应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原因是京津冀都市圈非核心城市的发展相对滞后，城市集群的形成也相对迟缓。另外有意思的是，北京的人才迁出地并不集中在北京周围，而是对全国具有辐射效应。本文的数据均来自《2019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此报告是在今日举行的2019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发布的。与传统的基于人口普查和各大城市和地区流动人口报告获取数据相比，京东平台大数据充分覆盖流动人口、动态呈现人口变化，更具实时性和多样性的数据系统为现有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补充。前文提到，北京的人才迁出后是对全国辐射的。事实上《报告》还发现，即使是一线城市中，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口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均是北京。 - 迁入上海的人，最多的是来自北京，其次是苏杭；迁出上海后所往，排序亦如此；- 迁入广州的人，最多的是来自北京，其次是深圳和佛山；迁出广州的人，除了北京，去佛山的也很多哦；- 迁入深圳的人，北京、广州、东莞是前三甲；但离开深圳的，去的最多的是东莞，其次是北京和广州- 迁入北京的人，最多来自上海，其次是广州和深圳；从北京离开的，最多去了廊坊、深圳、天津。（所以谁说上海的不肯去北京的？！倒是上海和广州的互迁还真不多，这是为啥嘞？）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北京重点大学云集、“总部经济”发展突出，对人才与一线城市双向流动提供支撑。愉记有时候开玩笑说，二线城市里房价最坚挺的就是杭州和成都了。一看今日《报告》数据，还真有呼应。近年来，二线城市及其形成的都市圈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报告》显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强劲；成都、青岛等部分二线城市表现出很强的都市圈效应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不过也有武汉、长沙、大连、沈阳、哈尔滨等都市圈效应不显著。《报告》认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人口净流入强劲的城市具有收入增速快、产业升级加速、房价收入比低（房价增速低）、人才政策力度大等特征。二线城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完善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政策。其中，西安既具备较强的周边辐射能力，又与一线城市保持联系。除北京外，西安人口迁移前五大城市均为都市圈内部城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郑州与周边的人口联系紧密，城市集群效应较强。其人口迁移前十大城市中，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全部来自都市圈内部。武汉和长沙与都市圈内外的联系则较为均衡，都市圈效应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周边城市发展水平有限，且地理位置与一线都市圈不远，因此与一线城市的联系更多。《报告》建议，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两个重要城市，武汉和长沙应当增加交流互动、实现协同发展。此外，大连、沈阳、哈尔滨等二线城市也未表现出明显的都市圈效应。《报告》认为，在保持与全国其他二线城市联系的同时，应通过加强都市圈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等途径，加强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从而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基于对京东大数据低线城市数据的观察，都市圈是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低线级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往来最为密切。同时，强二线与四五线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也非常活跃。例如，杭州和南京的省内龙头优势明显。与杭州人口迁移往来最多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浙江，而南京的前十大流入流出地均位于江苏。随着低线城市人口迁移频率逐渐升高和迁移人口收入的快速增长，“下沉消费市场”已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报告》显示，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城市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显示出下沉市场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大量高购买力人口从高线往低线城市迁移推升了低线城市消费的繁荣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人口迁移的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沈建光表示，不同线级间城市的收入差距客观上导致高线城市对低线城市的人口有很大吸引力。此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也会驱动人口从高线级城市迁往低线级城市。在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集群、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平衡地域差异，统筹高线城市和低线城市的协同发展，增强低线城市同高线城市人口的双向流动，释放低线城市的消费潜力，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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