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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开打前，其实西方国家看好的都是中国。 战前，大清国在账面上有百万以上的陆军，其中十几万是新式装备的淮军，他们装备了大量进口的新式毛瑟、雷明顿、哈奇开斯等先进步枪，还有加特林机枪、克虏伯大炮等重武器，而日军主要装备的是自产的春田二十二年式步枪，火炮也主要是自产的青铜炮。虽然清军的武器型号众多，五花八门，但就火力来看并不逊色于日军，甚至还要超过。 开战前，大清上下也充斥着这样的论调：
海军方面，1888年成军的北洋水师到了1894年的时候，已经被日本联合舰队超过，在亚洲屈居第二，但也并不是不堪一击，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还是让联合舰队头疼的存在。 退一步说，就算海战失利，当时其他国家也普遍相信，大清将凭借数量庞大的陆军最终战胜日本。 然而战争结果让他们大跌眼镜，北洋水师虽然失败，还是打得颇为英勇。大清的陆军却在日军进攻下节节败退，几乎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从朝鲜一溃千里，鸭绿江防线、旅顺、威海先后丢失，日军的进展出奇顺利，对清军形成碾压之势，根本不像一个级别对手的较量。 说实话，日本在战前并没有打赢大清的把握，这是他们赌上国运的一战，失败就很可能万劫不复。甲午战争也是大清最不该打输的一仗，面对刚刚崛起的日本，大清的体量确实庞大，无论怎么看，都不应该输给小国日本。 但事实上，没开战之前，清朝就已经输了。 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有政治上的，有军事上的，有派系的利益倾轧，有战术的呆板陈腐，细细道来，未免太过长篇大论，小院本文从事关战争胜败的后勤保障上来入手谈一谈。 清军的“粮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以军事起家的清朝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清朝在战争中也有相应的保障机构，那就是传统的粮台。 传统的粮台靠的是中央政府的拨款，供应的是八旗兵和绿营兵等政府军，也就是俗称的“吃皇粮”。 在与太平天国战斗中，八旗和绿营表现不堪入目。随着地方勇营的兴起，清政府对传统粮台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成为近代粮台系统。 为了抵抗太平军，清廷不得不授予地方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实权，他们也就拥有了地方上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客观来看，这的确提高了勇营的战斗力。
有了财政保障，湘军可以自设粮台，中央政府不再另行拨款，实际上也几乎无款可拨，粮台成为湘军、淮军等自己控制的机构，它直接听命于统帅。 左宗棠西征的时候，原来奏请委任督办粮台的官员是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世凯的叔叔袁保恒。 但是两个人合作下来搞得很不愉快，于是左宗棠就奏请把袁宝恒撤职，把西征的后勤事宜又交给了陕西藩司。 可见，对于督办粮台的官员，统帅有任免的权力。 湘军的粮台，不光负责粮饷，也负责军需物资，湘军的军装局——也就是负责军火的部门也归属于粮台。 军队的服装、医疗等方面同样属于粮台管辖，但内容并不具体，只是泛泛而谈。在运输和通讯等方面也都并没有明文规定，总体来看，这是一种粗陋的后勤制度。 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等战争里，湘军和淮军等勇营的粮台基本还能保证军队的后勤保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但事关军队保障的粮台并没有沾到洋务的光，基本没什么变化，依旧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军队的自筹。 脆弱的粮台体系甲午战争爆发后，淮军后勤保障不力的弱点一一暴露。 淮军的武器，有许多是从国外进口，包括当时先进的连发毛瑟、雷明顿、施耐德等西方兵工厂的先进步枪，但由于平时储备不够，自产能力又不足，弹药在战斗中很快便捉襟见肘。想要向国外采购，但战时的军火并没那么容易买到。
近代战争的通讯已经升级到了电报。淮军也有通讯设备，但却无法在战争中使用。 原因一是缺少通讯方面的人才，只能抽调地方电报局人员，这些人并不是军人，对战事赶到恐惧，稍有风吹草动就纷纷逃走。 二是电报要靠电线传输，架设电线的材料又极其短缺。这些导致了淮军虽有设备，却沦为摆设，无法在战争中发挥作用。 除了军火和通讯，还有战时的医疗。淮军制度里军中并不是没有医生，但同样没有具体的规定。一个营里有没有医生，有几个医生，完全看营官根据军费的多少自己决定而不是由粮台统一调配，这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中饱私囊的口子，在这样的军队里，医疗条件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运输。按照近代的军事制度，运输应当由后勤部门统一调度，有专门的运输体系。但淮军的运输体系，则是由各军自理，每支军队有一套自己的运输方式，总粮台会在各地设立转运局，但并不负责具体运输事宜。 以入朝作战的左宝贵部奉军来举例，本来勇营里有一定比例的长夫，专门负责运输，但入朝仓促，并没有来得及征调。这种情况，本来也可以靠入朝后就近雇佣当地的民夫来缓解，不过入朝的清军共有四支，云集在边境的义州，大家都面临类似的处境。 当地人口本来就不多，面临战事，又跑掉了不少，义州贫穷，能用来充当拉力的牛马更少。所以“各军骡车或有或无”,“民车难雇”，运输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左宝贵率领入朝的奉军共有八营三千五百人，不得已之下，只好另外再分出五百多人充当运输队，这样一来，奉军15%的作战力量相当于被无谓地消耗在了后勤上。 淮军后勤系统的糟糕表现导致的结果很快体现到了战争中。 平壤之战，防守的清军在9月15日白天激战一天，卫汝贵统领的盛军每名士兵配发的子弹基数是150发，一天下来，已经基本打完，负责管理盛军军械的邱凤池手中，只剩下了50万发弹药，按照这个消耗量，还不够接下去半天作战所使用。 盛军如此，其他各军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除了弹药，还有更重要的粮食。 由于义州到平壤的道路崎岖难行，运输十分低效，各军靠雇佣民夫和自己运输很难获得补给。虽然盛宣怀在义州设立了转运局，但随着日军的逼近，这条运输线已经受到日军的威胁，驻扎在平壤的清军基本无法得到补给，大量粮食积压在义州无法运出。 盛军从天津运到义州的3000石粮食，李鸿章给叶志超直隶练军补充的2000石粮食，马玉昆四营毅军的1000石军粮，到平壤战役结束后仍然堆积在义州，只有左宝贵的奉军冒险通过水路把2000石军粮从义州运到了平壤。 后方军粮无法运上来，前方军队只好就地自筹，当时的平壤城不过两万多百姓，驻守的清军就有一万五千多，能筹到多少，可想而知。 这里不讨论平壤之战叶志超的战略问题，只是从后勤角度看，清军确实也已经难以为继。 日军的“兵站”清军如此，反观日军呢？ 在甲午开战前，日军已完成近代化改革，反映到后勤保障体系上，就是“兵站”的设立。 日本的兵站制度来自德国军制，它是为陆军在战时设立的后勤制度，包括了存储、运输、医护等各种后勤业务在内。 相比清军的粮台，日军兵站有两个不同。 一、它是战时专设的后勤系统，适用于战时的攻势作战，随军队动向时刻作出调整。非战时日军军队的后勤，则依赖于地区的后勤机构。 这样，兵站的目的就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确保某场战争、某场战役的后勤保障而设，专门为其服务。 二、日军的兵站是一个独立的后勤机构，与作战部队分开，有专门的兵站部管理，它直接对日军各师团的后勤进行统筹。 比如下表，数据来自日本陆军省《明治廿七八年战役统计》： 可以看到，兵站部负责征调的军夫达到了24689名，驮马1122匹，徒步车辆6507辆。 这还并不是日军运输能力的全部，除了兵站为各师团调配的运输体系，每个师团还有自己的辎重运输兵和挽马，也就是师团内部的后勤系统。 在甲午战争时期，各师团辎重运输兵的人数从1000多人到2400多人不等，驮马数目从300多匹到1500多匹不等。 甲午战争日本陆军的七师团编制，承担运输功能的人力有55000多人，马匹20000多匹。 即使这样，初期入朝的大岛义昌混成第九旅团和野津道贯第五师团还是感觉运输能力欠缺，在当地招募军夫以及强行征用朝鲜劳工和马匹来进行弥补。 日军的兵站 光说兵站或许还不够全面，除了陆军，日本海军也同样有完善的后勤保障。 黄海海战后，受伤的日本军舰第一时间得到了修理，5天以后，除了四艘重伤的军舰被拖回本土修理，轻伤的军舰已修复完毕，日本联合舰队又开始在海面游弋。而同样在海战中受伤的北洋军舰，则还挤在旅顺港等待修复，因为北洋水师只有这一个港口有可供修理的船坞，各舰只能排队，而且从技工、材料到备件，样样短缺。很快，连旅顺也被日军攻占，北洋水师只好躲到威海蛰伏，因为还未修复的军舰实在是无力出海，这也就是所谓的“避战保船”。 背后的差距所在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甲午战争时期，中日的后勤保障系统存在着代差。清军的后勤还是对古时旧有粮台系统进行的些许改革，日军的后勤则学习法、德等西方国家，完成了近代化改革，出现了现代化的兵站概念。 这实际上也就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区别所在。洋务运动只是学到了西方的表面功夫，清军的武器得到了更新换代，思想却还停留在鸦片战争前，列强们只看到拥有毛瑟、施耐德等新式枪炮，人数众多的清军，却没想到这只是一支拿着近代武器的中世纪军队。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补给，没有了后勤保障，再强的军队也会不战自溃。从后勤角度看，在由内到外都已经完成近代化改革，有完善的统筹兵站和军内后勤体系支撑的日军面前，大清陆军的一败涂地，其实还没开打就已经注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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