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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的存在与一群人的生命成长 ——写在《学校文化》杂志出版100期之际 刘勇 2007年9月，在武汉市武昌区蛇山东麓的一间民居里，《学校文化》杂志完成了创刊号的编辑。几名老同学、老朋友从私人积蓄中掏出几万元钱作为办公费和印刷费。作者都是朋友圈里的人，都不会要稿费。但是对特殊作者是付稿费的，所谓特殊作者就是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办刊是公益行为，向在校大学生支付稿费则是出于文人良心的慈善行为。 《学校文化》杂志开始是季刊，2010年年后调整为双月刊，到2013年改为月刊。孙志、赵家明、邓珊、陆艺、杨进和朱道彬担任过《学校文化》杂志的专职主编，都对杂志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过贡献。特别是赵家明先生，十余年倾情杂志，奉献颇多。在杂志初创时期，湖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朱定昌先生给予我们诸多关爱与指导，几次参与编辑工作讨论会。在最初的三年里，杂志得到过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和武汉枫叶国际学校的支持。2012年5月，中国枫叶教育集团创始人任书良先生从大连到武汉，阅读到这本杂志，主动提出向杂志编辑部捐赠5万元。 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先生为《学校文化》写过多篇文章。闻名全国的素质教育家陶宏开先生多年来一直支持《学校文化》杂志，为杂志写过特稿，热情洋溢地写过卷首语，多次出席杂志编辑部主办的研讨会或者座谈会，参与了杂志编辑部组织的“枫叶教育观察课题组”。一大批工作在中小学的校长和普通教师在《学校文化》杂志发表文章。荆州市沙市区教育局李昌林先生、英山县教育局肖永如先生、阳新县教研室柯亨杰先生、松滋市教研室刘爱华先生、利川市教研室陈宗好先生、荆门市龙泉中学正高级教师邓济舟先生、武汉经济开发区第一初中刘沁桥先生、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文勇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常治平先生、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副会长钱昌炎先生等热心人士，长期为《学校文化》杂志组织稿件。 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邹时炎先生长期关心《学校文化》杂志。邹先生是湖北松滋人，他看重这本杂志，亲近这本杂志，一是从中了解家乡——湖北教育界的动态，一是从杂志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老人家亲笔写过3 封信，对杂志的内容进行点评。2016年秋天，邹时炎先生回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参加重要活动，特意带上一本《学校文化》杂志，向陪同者介绍这本杂志。活动结束后，老人家在湖北省教育厅两位老处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文化》杂志编辑部，称赞杂志贴近基层学校，勇于探索教育改革创新实践中的真问题。老人家就是为了跟大伙加油助威。 十余年来，《学校文化》杂志宣传过许多新兴学校和重点学校。我们重点宣传过武汉枫叶国际学校、武昌理工学院、仙桃仙源学校、湖北省水果湖一中、湖北省水果湖二中、鄂南高中、荆门市龙泉中学、荆门市第一中学、荆门市石化中学、荆门市东宝中学、荆门市名泉小学、武汉市第四中学、武汉市第49中学、武汉市光谷五小、襄阳市长春学校、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天问国际学校和荆州市沙市五中。客观上说，《学校文化》杂志对新兴体制的学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杂志系统地宣传过武汉枫叶国际学校、仙桃市仙源学校、天门市华泰中学、宜昌天问国际学校、武汉为明学校、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10多年来，《学校文化》杂志对武汉枫叶国际学校保持高度的热情，持续不衰。新兴学校的学校文化体系完全是自主创新的，武汉枫叶国际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学校文化特别具有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先锋风范。《学校文化》杂志在对该校进行跟踪宣传的基础上，连续6年撰写《枫叶教育观察年度报告》，成为第三方教育评价的样板。2012年，《学校文化》杂志编辑部会同中国教育报湖北记者站举行了“枫叶育人体系与学校文化研讨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学校文化》杂志从办刊之初就有幸得到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先生的教导和支持。刘道玉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旗帜性人物。30多年来，他的教育思想和高尚人格持久地影响着广大的社会人士。2008年，刘道玉先生特意指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资助《学校文化》杂志。刘先生亲自参加杂志编辑部组织的学术会议并发表十分精彩的演讲。为了传播刘道玉先生的创造教育思想，《学校文化》组织发表过有关创造教育思想研究的系列文章。编辑部还特约了《刘道玉先生的教育生涯光辉灿烂》《论教育家的文化自信——从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先生谈起》等重要文章，并给予隆重发表。一本不起眼的刊物，和一位伟大的教育改革家在精神层面产生如此深厚的关系，让办刊的同仁团队倍感骄傲与自豪。从刘道玉先生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纯粹的教育家精神。我们认识到，这种教育家精神是最值得这个社会珍视的财富，是最珍贵的社会文化资源，尊重并发扬起源于孔子的教育家精神才是真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种价值观，日益成为《学校文化》杂志的灵魂。 于是，对新型教育家的关注与呕歌就成为《学校文化》杂志的使命。“依靠教育家办学”是开放时代的教育主旋律。《学校文化》杂志走近许多办学能人、骨干校长、名牌教师，记录他们的教育理想、人生哲学、育人目标和课程理念。十年来，《学校文化》杂志倾心宣传过中国枫叶集团创始人任书良、武昌理工学院创始人赵作斌、仙桃仙源学校创始人武家仿、宜昌天问国际学校创始人高正华、武汉为明学校校长周恩芝、武汉市光谷五小校长孔德勇、武汉市第49中学校长吕向东、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创始人王元山、武汉市洪山外国语学校校长万来斌、武汉枫叶国际学校校长朱奇等新型教育家。我们前瞻性地认识到，一大批新型教育家正在以扎扎实实的建设性行为改进着教育生态，他们追求的育人目标、知识体系、道德目标对于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大有益处。新型教育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的学校文化体系，将是一个更加文明的时代之社会文化的萌芽。 《学校文化》杂志支撑了“两大论坛”的诞生与成长。“湖北学校文化论坛”和“中国班级文化论坛”得以成立的基础条件是文章，《学校文化》杂志围绕两大论坛组织并发表了大量文章。如果没有杂志，就不可能组织足够量的文章；如果没有大量的好文章，就不可能将论坛一年又一年地操办下去。“湖北学校文化论坛”被湖北省社科联评为全省十大学术交流活动品牌之一。这是一份难能可贵的殊荣！此等荣耀首先应该归功于《学校文化》杂志。“中国班级文化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正在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品牌。《学校文化》杂志正在为这个活动品牌持续发力，立志为建成班级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全国学术高地而奋发努力。 《学校文化》杂志为推进学校文化、班级文化与学校后勤文化领域里的学术研究做出了特殊贡献。以这本杂志为枢纽，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正在形成之中。多年来，有一批专业人士严肃深入地研究学校文化、班级文化及学校后勤文化，撰写了多篇文章，有的还出版了专著。2015年，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副会长钱昌炎先生加入团队，在《学校文化》杂志开辟“学校后勤文化”专栏，吸引了全国各地同行的关注，针对此专栏的投稿十分踊跃。钱昌炎先生是全国中小学后勤管理领域的一面旗帜，他正在悄悄努力，构建“学校后勤管理学”。 2017年，《学校文化》编辑部的两名主要负责人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著作《学校文化知行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范军教授认定这是可喜的学术成果。范军教授还热情地帮助《学校文化》杂志确立办刊方针：“研究学校文化理论，探讨学校文化实践，交流学校文化信息，促进学校文化建设。” 2018年春季，编辑部推出培训教材《班级文化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教授为之作序，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色彩。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华中师范大学高瞻远瞩，包容开放，于2014年专门成立校级研究平台――华师学校文化研究中心，吸纳湖北新民教育研究院及《学校文化》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参与共建新型学术研究平台，从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发现问题，生成课题，求解难题，而且立意推进相关的学科建设。将《学校文化》杂志导向前沿的学术研究和新兴学科建设，同仁们从中获得一种崇高而又坚实的价值感。 创办并坚持编辑《学校文化》杂志，让我们提升了社会理性和历史使命意识。个体的理性成长对全社会的普遍理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一个小团队，长期坚持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最终得到他人的关注，获得社会认可。于是，个体的文化建设行为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积极的社会文化元素。小团队的工作成果就成为大时代主流画面中不可缺少的形象元素。无数的个体都能坚定不移地独立探索与真诚奉献，社会文化必然繁荣，普遍的社会理性必然发达。 我们为杂志付出心血，杂志也帮助我们凝聚理性，提升精神，培养耐心与耐力，保守理念与理想。在当下资讯发达、传播方式电子化的时代背景下，一本传统的杂志很难为我们带来什么实际利益，但是，她为我们在属于灵魂的层面创造了深厚长远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成长。 20年前，一位朋友对我这样描述崇高信仰的妙处：“福虽未至，祸已远行。”在我办《学校文化》杂志这十多年，我身边的朋友中，有的做学问却迷上麻将，有的做官却进了牢房，有的经商赚钱后炒股却亏了老家当。我却依然故我，在故纸堆中勤俭而安详。现在，这本杂志就像是我上村办小学时看见的那尊铜铃，她总能按时响起，催促我们做该做的正事。她发出的声音，有实际的信息；她的节奏和韵律，更有超越性的美感――在我们从青年到中年再慢慢步入老年，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大都市，童年时在村庄里听熟了的铜铃声音一直在耳际袅袅回响，叮嘱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来路，不忘记当初天真的愿望。 《学校文化》第100期问世了。十年磨一剑，同仁共喜乐。在喜庆的时刻，我们感恩于开放创新的时代。纯正的资讯产品总能在开放社会中生存。按照100年前教育哲学家杜威先生的观点，一个良好的社会必然是开放的社会，必然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思想交流和社会事务的社会。《学校文化》杂志能够幸运地为时代的开放性及进步性提供一份草根层级的证明。 有一次，在编辑及印刷事务遭遇困难的时候，为激发同仁，我写了一首题为《大路朝天》的小诗： 我们低头探路， 相信前方， 总有一片青草地， 适宜建造我们的家园。 我们小心地避开恶犬， 和陌生的路人， 默默祷告， 在心中储存先辈的信念。 这首小诗，真实记载着《学校文化》杂志运行历程的艰难，更闪耀着同仁团队的精神光芒。我们真正体验到一种“困苦中的诗意生活”。在一种超越性的诗意中，我们的精神生活原则深沉地安放着，我们的编辑工作方针牢固地挺立着。过去，大伙是如此地自觉自信；未来，同仁更应该顽强坚守。 （作者系湖北新民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校文化》杂志编委会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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