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信息时代下略谈“化境论”

今年是2018年，21世纪的第18年。全民英语热潮下，翻译这件事情也越来越大众化。很多人都知道翻译原则有“信达雅”，钱锺书的“化境论”可能听过的人比较少。今天稍微谈谈我理解的“化境论”，以及2018年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文学翻译者的处境和责任。

最开始，钱锺书的“化境论”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信达雅”原则的背叛，似乎脱离了“信”的框架。其实不然。在钱锺书的思想中，“信”被放宽到了“不隔”的概念里，变成了一个更高的追求的一部分。必须要看到，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时候，主要的翻译内容是思想经典、学术著作和古典小说。“信达雅”的标准用在这些领域的作品上是合适的。但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演进，人的思想在演变，文学也在演变。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冲刷下，“信达雅”在当今的文学翻译中已经显出了局限性。很明显的例子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种本身就是反英雄反旧伦理的小说，翻译的时候“信”和“雅”是无法两全的。至于多媒体作品翻译，如电影电视字幕、歌词翻译、博文翻译等，就更是如此。“化境论”可以说是对“信达雅”原则的一种超越。

“化境论”的关键在于“化”和“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比较宽泛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转化，把一种文字的作品转化为另一种文字的作品。进一步说，转化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作品，也是读者。读者阅读译文，就是转化自己的见知，拓宽自己的眼界，了解新的思想的过程，是一个转化自己的过程。而译文的内容，就决定了读者的转化过程。所以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转化，也是人的转化。译者的角色不仅是阐释者，也是引领者。如果译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引领者的角色，就很容易把翻译停留在自我满足的水平上，即“我写出了我自己欣赏的文字”。而真正负责的译者，必须想到“一个不懂得源语言，只懂得译入语的读者，会看到什么，会欣赏到什么”。当然这种负责并不是绝对的“我要让读者看到我理解的这个这个”，那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信息缺失甚至扭曲。特别是水平不够的译者，可能会让译作的整个阅读体验迷失，误人子弟。

站在读者角度设想的前提，是译者自身对作品的理解达到足够的高度和深度。而对作品的理解，就牵涉到“境”的概念。我理解的“境”的概念，既涉及到作品，也涉及到作者。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要读懂自己将要翻译的作品。文学作品，从文本角度来说，包含了文本本身，和文本传达的信息，而能够涵盖文本和文本传达的信息的文化时空，就是“境”。比如说金庸的《神雕侠侣》，所涉及的“境”就是宋末元初的中国。而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境“，即这个文本的源头，作者所在的文化时空。一般来说，作者是位于源语言文化内部的个体。而译者的责任，除了了解作者笔下的”境“，还要了解作者自身的”境“。而这方面的信息很可能和文本本身的”境“并不相同。举例来说，想要翻译二十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作家写的背景为十九世纪英国的小说，就应该了解二十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以及作者的社会关系和背景。仅仅了解十九世纪英国是不够的。只有了解了两个”境“，才能对将要翻译的作品有全面的理解。

说到对原作的理解，在这个概念上，有很多的争议。具体来说，就是：译者是否能完全理解作者的原意。严格来说，译者本身也是一个读者，而且在现代中国的翻译界来看，多半是非母语读者。那么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到底能达到怎样的地步呢？

就我自己的见解，这个问题和物理学讨论宇宙的真理一样，是没有结果的。作为读者，译者只能不断接近作者的原意，但一般来说是无法达到的，而且很多时候，译者是不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去达到的。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译者到底是在创作，还是在为作者代言？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读者和译者未必能达到统一。

作为一个读文学译作的人，我们首先要问问自己，我到底想通过读这本书得到什么？有些人认为：我想要的只是读一本小说，只需要好的阅读体验，我不需要知道原作是什么样子的。也有些人认为：我是冲着某某文化甚至冲着某某作者来的，我希望读到这个文化、这个作者的思想，我要看的是这个作者表达的东西。这两种想法都可以很极端。比如前一类人可以根本不关心作品的忠实程度，甚至能接受改编和重写。而后一类人对所谓的“还原度”要求可能就会很高，极端的甚至会认为应该完全抛离中文文学的范式和基本句法，来表现”异国情调“和”独特性“。我认为这两类想法到了极端，都是背叛。前者是对源语言文化、对作者的背叛，后者是对译入语文化，对译入语文学的背叛。而译者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单一版本作品的输出者，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取舍，掌握平衡。所以读者和译者之间，本身就需要相互的理解。

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的平衡要从当今中国社会里找。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里飞速与国际社会融合的十年。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一种后全球化的迷茫中。中国懂英语的人比起上个世纪已经多了很多，总体对英语和欧美社会的了解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这种环境下，阅读翻译作品的群体，应该是外语程度没有达到舒适地阅读外语文学的程度，但又希望体验异国文化的人。和20世纪的读者不同的是，21世纪的读者可能并不熟悉原作的语言，但对原作的两个”境“，可能是存在一定的了解的。比如这一句：

>...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when I walk out this door, I would no longer see her tears and smile over crossed fingers.

如果译者认为读者不了解”crossed fingers“的文化含义，可能就会选择用“我再不会看到她笑中带泪，为我祈祷的样子”来翻译，或者用加注脚注的方式解释。而现在的读者如果了解到原文用了”crossed fingers“，可能就更希望译者直接翻译出“我再不会看到交叉的手指上方，她笑中带泪的脸庞”。

对此，钱锺书认为关键在”不隔“，也就是译者的义务是尽量缩减读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相对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坐标。也就是说，译者不需要对着一个绝对的坐标去努力，而应该更关心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必然是反叛，必然有损失。而译者的努力，不应该在术，而应该在道。逐字查字典找出对应词语是术，是手段，不是目的。还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借助，来帮助作者获得近似原作的阅读体验。读者对源语言文化不了解的时候，通过文化代偿、模糊化、浅显化，可以减少读者和作品间的隔离；但如果读者对源语言文化已经有了解，那么文化代偿、模糊化、浅显化可能反而在增加读者和作品间的距离。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带来的是文艺作品的个体化，写作者更强调独特风格，强调自我表达。很多文艺作品的表达手法可能在本文化都是新鲜的，在译入语文化中自然也是新鲜的，没有对应物的。这时候的翻译就必然是创造，是译入语文学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否忠实，是否能让读者理解这种忠实，如何才叫读者理解了忠实，都是不确定的。

译者对译入语（这里谈的主要是中文）的创造，是译者责任的关键点。在这个时代更是如此。翻译，说到底，是用译入语写作。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的本质是为译入语文学添砖加瓦，为译入语文化添砖加瓦。一般人认为，现代汉语文是白话文运动的结果，其实不然，现代汉语文也是西方文学翻译运动的结果。现代汉语文里很多的句式，很多的表达方式，是借鉴了西方文学的。而具体借鉴的手段，就是翻译。西方语言翻译成中文，被中国读者读到，然后在写作中借鉴，模仿，西方语言的特征、元素，随着翻译文学，融入现代汉语文。所以翻译者也是现代汉语言的构筑者，是中国文化的构筑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译者需要为自己的译作负责。好的译作能为现代汉语文注入新鲜的血液，不好的译作是注入现代汉语文的毒药。

总的来说，译者是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但译者并不真正接触作者和读者（某些译者会和作者或读者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但我们不讨论这些情况），也就是说，译者其实是孤独的，译者并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读者。翻译，是在作品的基础上虚构作者和读者，用译作来建立虚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从具体的技术上来说，”化境“的步骤应该分为三步：入境、出境和化境。入境，就是对作品，或者说”作者的作品“的探索，融入到作者的”境“、作品的”境“里面，理解作品，明白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出境，就是从”作者的作品“里抽离出来，站在读者的角度，审视作品，设想读者的体验。说起来，翻译和画油画很像，都需要在近处涂抹勾画，再退到远处审视自己的作品。最后的化境，就是尽力用译入语的文字，表达原作，还原入境的体验。其最高的理想状态，就如油画一般：你明知道是一堆油墨，但你看到的就是真正的景色。也就是让读者入境。如果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看到了“油墨”，就说明读者“出境”了，译作”出戏“了，翻译失败了。这其中的度是很难把握的，甚至和读者本身的见识和经验有关。比如印象派的作品，有些人一看就会沉浸到光影里去，有些人就先看到粗旷的线条和色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好的译者，读者也需要去调整，去适应。读者对译者的尊重和理解也是重要的。不应该只把译者当成文字转换机器。当然这里的理解和尊重是相互的。对不负责任的译者，读者也没必要去理解尊重。

以上是一些很模糊很宽泛的看法。我也不想陷入具体翻译技巧和实例里面去。以后可能会写一些更具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