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经济学者、摄影家西德尼·戴维·甘博在上个世纪初拍摄的阜成门城楼 今年，北京城供暖又提前了。外面寒风瑟瑟，屋子里温暖如春。每当这时，笔者都会想起儿时一值此刻，家中大人们清理炉膛，孩子们帮着往院子里摞蜂窝煤，准备生火过冬的场景……一晃几十年过去，就从取暖这么一件事情上，足以见得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于驼铃声声，从西山由阜成门运煤进城的场景，更是只能存在于书籍和影视作品中了。 老北京聊起北京城，总会说“里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有四座城门，其中城西两座门是西直门和阜成门。笔者小学时代搬家至阜外的甘家口，对阜成门一代最是熟悉。虽然那时阜成门城楼早已不复存在，但对这里的各种传说可是耳熟能详，其中，关于阜成门城楼洞里面刻有一朵梅花的说法，更是很早就知道，不过也产生了好奇：那朵梅花真的存在吗？它到底“长得”什么样呢？ 驼铃声声过煤门 “凿断山根煤块多，抛砖黑子手摩挲。柳条筐压高峰处，阔步摇铃摆骆驼。”从这首老北京竹枝词所描述的景象，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旧京盛产煤矿，二是运煤入城的主要方式是靠骆驼。 据史料记载，旧京的骆驼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区域内，这个区域东至阜成门，西到永定河，北达玉泉山，南抵卢沟桥，村村几乎都有养骆驼的专业户，尤其是衙门口、北辛安、模式口和三家店等地，最多的村庄有骆驼上千头，这些骆驼的主要作用就是运煤。为了便于骆驼进出院落，在这些地区的民居中，专有一种所谓的“骆驼门”——其实就是在墙上开一个上宽下窄的豁口，形似酒杯。这样开口主要是因为骆驼四肢较细而身躯宽大，如果驮上煤口袋或驮子筐，上部就显得更宽了。“骆驼门”的“门板”是用荆条或柳枝编成，重量很轻，便于驾驭骆驼的人开关。 旧京的煤矿主要集中在门头沟，据统计，其时有大小不规范的各式煤窑达300多个。养骆驼的人们每天早晨从煤窑买了煤，用骆驼运进城，每头骆驼的驮运量在400斤左右，这样一趟跑下来，可以赚几个脚力钱。在一些老北京人的回忆录中，经常可以见到描述骆驼队排在阜成门前，伫立着等待开城门的情景：“（骆驼队）常常会排出十几里远，犹如一道长城，十分壮观，当城门一开，驼铃齐鸣，步入内城，在大街小巷中，行人和车辆也不得不为它们让路。” 也许是自恃运煤有功的缘故，骆驼在京城真的有特殊的地位，可以在繁华的大马路上悠然自得、旁若无人地缓缓行进，少则七八头，多则二三十头，排成“一字长驼阵”，谁也没法跟它们喘气。就连电车通行的最初，赶上骆驼队，也只能礼让。后来实在耽误事，警察厅才专门出了规定：“骆驼以三头为一组，不得队队相连……路遇电车、汽车应主动避让，不准抢行。” 一场秋雨一场寒，眼看着落叶满地，树枝渐秃，早晨的窗户上挂了霜，住在城里的人们格外盼着听到驼铃声声，因为这声音兆示着煤火的临近。但是据说驻守阜成门的官兵们往往看见驮着煤筐的骆驼队就别扭，因为见天瞅见“倒煤”（倒霉）从眼皮底下穿梭，搁谁心里也不舒坦，于是经常给运煤的人们找各种各样的麻烦。长此以往，煤商们也觉得不对劲，便集体捐资，在门洞里刻上了梅花的图案。一来押上了“煤”字之韵，二来梅花自古在我国就象征着传春报喜之意，正如王冕诗歌中所云：“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守城门的官兵们见了神清气爽，自然也就顺利放行了。 只是，这个说法到底是确有其事还只是美好的传说，笔者曾经有过质疑。 春来新绿撒瓮城 产生质疑的原因，是笔者在几份重要的史料中，并没有见到这个记录。 阜成门在元代叫平则门，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和少保工部尚书吴中奉旨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城九门的城楼，到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正式竣工，修建了京城九门的城门楼和瓮城，也正是在这次对北京城的大规模修建工程中，平则门取“物阜民安”之意，改称阜成门。 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是作者经过实地走访、观察和测绘写出的建筑学名著，素以记载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详细准确和探幽发微而著称。其中关于阜成门的记载不少：“城楼显得饱经沧桑，木柱用铁箍加固，二层的栏杆已不存，其下的雕饰栏板已经破洞，下层屋檐摇摇欲坠，而屋檐的西北角已经彻底坍塌。城楼的油漆和装饰几乎都已剥落，并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如果不立即对损毁的结构进行修复，这座城楼极有可能倒塌。” 在详细记录了城台的尺寸、墙体的结构和城楼的颜色之后，喜仁龙提到了瓮城：“瓮城的宽度只有74米，深度65米，场地里充斥着煤栈和缸瓦舖。”瓮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小的关帝庙，里面堆满了陶器和各种垃圾。在瓮城的其他地方，“挤满了又脏又黑的煤棚，出售用煤面和黄土混合后晒干制成的煤球和煤坯，但当春天来临时，临近内壁的老桑树葱郁了起来，在黑色的地面上播撒着新绿……”这段描述无疑让这座古老的“煤门”显得生动和立体起来。 只可惜，在喜仁龙对阜成门由内而外，“360度无死角”的介绍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城楼门洞里刻有梅花。 另外一份史料，则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拆掉了阜成门城楼的建筑学家孔庆普先生的回忆录《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其中记载，拆除阜成门城楼是1956年的事情，因为1951年恰恰是由孔庆普主持修缮了阜成门城楼，竣工四年多又让他主持拆除，他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无奈。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办法，便让他的三位助手仔细测量城楼的各部尺寸，对城楼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细节进行了记载，以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并且在施工期间，“每座城楼和箭楼的斗拱、梁柱节点及特殊节点，我都让三位老木匠班长留下一些样品，以备进一步研究”。1958年9月，城墙和城门拆除工程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孔庆普还组织助手和班长召开了施工总结会，对阜成门城楼的斗拱形式和穿插、搭接的方式方法等工程问题也进行了研讨。他特别提到了阜成门的门匾：“石匾宽1.25米，厚28厘米，长3.1米，匾面刻‘阜成门’三个凹形大字。石匾的背面四周有凸边，边宽4.5厘米，镌刻‘平则门’三个凸形大字”——而翻遍了孔庆普的整本回忆录，都丝毫没有写到城楼门洞里刻有梅花。 此外，笔者还翻阅了其他一些涉及阜成门的建筑类书籍，也没有找到“阜成梅花”的记录。至于《燕都说故》等老北京人写的回忆录，偶有提及“阜成梅花”的，一望即知只是转述他人的传闻或者纯粹的材料汇编，缺乏足够的可信度。 九门一绝是梅花 说来有趣，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老北京的纪实文章里，笔者只找到了一则关于“阜成梅花”的“疑似”蛛丝马迹——之所以用“疑似”二字，实在是因为原文语焉不详、话说半句的缘故。文见美国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的《古都旧景》一书。那时由于1915年12月20日北京环城铁路的竣工，由西直门经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与京奉铁路衔接，自此各城垣门外，均有煤栈，故阜成门作为“煤门”的属性已经大大下降，城门两边布满了食品店和饭店，早已不见了满地煤渣的景象。阿灵顿看到“在内门通道的南侧，约6英尺高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些刻有花朵的砖。”话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砖头上刻的到底是不是梅花，则没有再详细的说明。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的查找，笔者终于找到了两处由当代学者撰写的、对“阜成梅花”比较详细和准确的记录。 一处是北京文史学家白鹤群先生的回忆文章，他说：“在阜成门瓮城门洞的左壁上，嵌有汉白玉塑梅花一朵。昔日阜成门是进京运煤的唯一城门，所以京西门头沟、斋堂、坨里等矿上之煤均由阜成门输入，‘煤’与‘梅’二字谐音，往来客商，皆捐款刻石，以此而托吉兆，故刻梅花以记之。此石塑梅花雕塑工艺细腻，石质精良，堪称京都诸门之一绝，至今老人们回味此物仍赞不绝口。” 另一处出自北京民俗学者张国庆先生的《老北京忆往》一书，张先生自述：“生于阜成门外，长于月坛地区。在京师九门中，自降生以来第一个看到的城门就是阜成门，第一次进出的城门也是阜成门，上过城墙和城楼的地方还是阜成门。因而，对阜成门情有独钟。时至今日，脑海中还时常浮现出那巍峨的城楼、高耸宽厚的城墙和城外护城河两岸的可人风光。”他在文章里谈到煤商们集资在门洞里刻上了梅花的图案，于是便有了“阜成梅花”之景和“阜成梅花报暖春”之赞语。 通过这两位权威学者的笔触，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阜成梅花”确实存在，不过有两点依然存疑：第一是梅花到底是只有汉白玉一朵，还是阿灵顿所记的“一些”（前提是阿灵顿所言确系梅花）；第二是梅花到底镌刻在正城楼的楼洞里，还是瓮城的门洞里。囿于笔者掌握和查阅的史料有限，这一点只能请广大读者在阅读其他史料中有所发现并提供答案了。 阜成门的城楼虽然已经不在了，但“阜成梅花”依然活在老北京人的回忆中：在苦寒的岁月里，在泥泞的雪地上，在驮着煤筐的骆驼队穿过门洞的驼铃声中，头顶上那朵梅花所绽放出的高洁与乐观，恰是这座古老城市永难磨灭的精神象征。 （文/呼延云）本帖内容来自《北京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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