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情感的载体,词作为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一种音乐与文字交融的形式,尤具语言之美,是一种典型的精美语言艺术。同时,它也是最具言情意味的新型诗体,在表达情感性情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而诗词中的意象,就是作者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意中之象”。“意”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概念,在六朝文论中开始流行。古汉语中“意”的义域范畴很广它主要指人心灵活动的内容或精神,在人类审美活动中,“意”则主要指主体的情意,是经过审美化的“可以兴”的诗意情感。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心之所之谓意。”朱熹《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则更进一步指出:“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便是情,所以去爱那物便是意。”不同的情感决定着“意”的内涵和深度。在作家创构的意象中,情意是意象的核心与灵魂。有了情意,物象才有生气和魅力。 诗歌意境 白居易《金针诗格》曰:“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直理,颂美箴规之类是也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这里的“外意”即客观物象之意,内意也即作者的主观情志。意象的本质是寄托隐含,委婉不露,不直接言意而将意隐含于象中,因而意象具有双重意义,也即白居易所说的内意与外意,也称字面意义和隐意。可以说,建立在“象”的基础之上,因此,“象”是“意”的外在依托。作为主体的情意对象,“象”不仅包括外在的物象,还包括了主体的拟象,“物”是“象”的根本,“象”是“物”的反映。在审美活动中,自然之象各有形态,而进入文学作品中的“象”则经历了主体的审美选择,体现着主体“意”的主导作用,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强烈的感染力,溢出内在的生命精神与意蕴。 诗歌意境 钱钟书指出:
说明主体与物象虽不是同类,但其情意却与物象的内在生机相契相合相通。意、象之间紧密交融,互相感发,浑然为一,从而大大拓宽了语符的信息内涵,生发出虚幻的审美诗性空间。这种诗性空间包含在想象中展开的、由景物人事整合而成的表象空间,在感悟中兴发的、由情志意整合而成的人的生命律动空间,一个积淀在语符中的客观写照、艺术形式的潜在历史文化空间,一个在词人表达与读者接受交融中展现的具象化空间。因此,意象作为诗词诗性特质的集中体现,无疑负载着主体极为细腻丰富的审美情感。美国诗人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是显现于作品中并寄托了创作主体情感和思想的具体物象。 诗词意象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也说:
这里的“自己的意义”,即抒情主体的审美的体验。诗词中的意象,凝聚了审美体验的特质,是典型的审美信息。作家的创作语言,无不深深渗透着自身的意识、意绪和意向,因此,其作品塑造的形象已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天然本色,而带有浓浓的意向性,是心与物、情与景的融合体;所描写的各种景物,因与作者心意契合,便带上了只有人类才具备的相思相恋怀旧感伤之情,意与象的结合拓展了语符的信息空间,使诗词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借助语言符号的暗示性,使读者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因此,由“言”所呈现的表层之“象”与深层之“意”的渗透,是意象的构成机制。 诗词意象 我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言”与“意”之间的关系。《周易系辞》就记载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和“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观点,提出了“言”、“象”、“意”的问题。《庄子天道》曰:
诗歌意象 庄子在这里指出,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只是表象,而不是本质。语言的可贵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所呈现的意义。意义总是有所指向的,这种意义指向或事理的精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而世人正因为珍贵语言才把书籍流传下来。世人虽以语言为贵,而庄子却认为不足珍贵,因为世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值得珍贵的东西。因此,庄子认为,看得见的是形状和颜色,可以听到的是名称和声音,世人可悲之处就在于以为根据形状、颜色、名称、声音就足以得到大道的实质。这里,庄子指出了语言的局限性,提出了“言”不可以传达“意”的问题。在《庄子外物》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
诗歌意象 语言只是像荃、蹄一样的工具而已,而并非“意”本身,使用语言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意”。因此,人们应超越具体的语言去把握更多内在的意蕴,从而划分出了“言”与“意”两个层面。三国思想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则进一步阐释了得意忘言的论点,提出了言、象、意的三层面说:
诗歌意象 王弼在这里将内心世界的蕴含称之为“鱼”,语言技巧称之为“荃”,指出“象”可以表达“意”,“言”亦可以解释“象”,“言”和“象”二者不仅可以达意还可以尽意。这里,“言”的任务只是表达“象”,也即作品中具体鲜明的形象;“象”为“出意而立”,“言”为“明象”而用,没有“象”不能尽意,没有“言”不能“立象”,“象”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意”,“意”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在深层涵义,也是“言”、“象”表达的终极目的。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接受者只要得到“象”便可忘“言”只要“得意”便可“忘象”。不论是庄子的“言”、“意”两个层面还是王弼“言”、“意”、“象”三个层面,都说明语符是明象出意的工具,离开“言”便无“象”,意象便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因此,作为承载意象情感的语符,在呈现出来的表面意义下往往包含着审美主体丰富的情感,承载着审美的信息,寄托、蕴含着深层的意蕴,也即人们常说的“意在言外”。 诗歌意象 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全书序论》中指出:
可见,这种“意在言外”的含蓄美,不只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艺术规律的性质。“象”是作品描述的物或事,准确地说是事物的形象。它寄予表达着作者的“情”、“理”、“美”,又能引发读者“情”、“理”、“美”的形象。可以说,“意”是主体,“象”是载体。在诗词中,作者心中之“意”通过外在的“象”表现出来之后,便不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的概念,而是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层意义。词人寄意于象,以象尽意,使物象与自我意识交织,情语与景语交融,渗透着作者的深情,语言充满浓郁的意象性,有着巨大的感情张力。在审美的天地中,“意”总是与“象”相伴相随,“意”作为主体的人所体验的或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包括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情感体验、思想领悟和审美感受,也即作者以及读者的“情”、“理”、“美”。 诗歌意象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诗词艺术中,这种“感性显现”便是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言语代码表层意义的阅读,而应透过表面的言语代码解读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在深意。 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日:
诗歌意象 这里的“兴趣”也即“兴象”,而“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指的就是诗中意象所传递出来的言外之意。作者将用语言难以诉说的审美体验含蕴于意象之中,使情意更富含蓄的美感,扩大了语符的含容量。这里的审美体验虽未直接诉诸语言文字,却能渗透于语符之间,传达出丰富的言外之意。刘熙载也曾在《艺概》中提出“意内言外”的比兴寄托之论,并用“言有尽而意无穷”概言词的特点,认为“词之妙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指的就是词的妙处就是比兴寄托,要将心中之“意”用比兴之法寄予言内,通过“象”来呈现言外之意。刘熙载并以苏词为例,认为苏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虽慷慨,却不如《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空灵蕴藉,原因就是前者是明言直说,缺乏意象性,而后者以意象寄托情感,浑然无迹,所以高明。 苏东坡 朱光潜先生在《无言之美》一文中也说:
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一文中,用唐朝著名诗人戴叔伦的话,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文学命题:
诗歌意象 诗词中呈现的第一个“象”和“景”是由语符直接描述的鲜明可感的外在形象与景象,而耐人寻味的作品,往往在第一层具体可感的“象”与“景”之外,还有其他更加空灵飘忽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它们并不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而是借助象征、暗示等方式含蓄地创造出无形的艺术境界,并通过读者的联想而艺术地呈现。如李清照《声声慢》中“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的词句,所描写的是词人抬头仰望南雁北飞的即时实景,在情思中生发的象外之象则为:秋天景象故乡景象一一往昔美好的景象晚年孤苦无依的景象等等。 诗歌意象 再以秦观《风流子》上片为例:
起首两句就含无限的感伤。东风、碧草、行客、沧州,是感性的客观物象,又是主体对世路坎坷、年华消逝的感伤情感的外化,并置的意象里蕴含着深层的意蕴,从而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北随云黯黯”六句既是写景,又是写情。词人被贬在遥远的异土它乡,有家不得归,怀才华却又不遇,遥望前程,一片迷茫;而年华似水,一去不归,“黯黯”就透露了“行客老沧州”时的低沉愁苦心情。 诗词意象 “东逐水悠悠”,词人心中的愁思就像不尽的流水,无法断开。半山的斜阳,两岸的迷烟,是词人心中迷离惝恍的反映,远处断断续续的笛声,更添几分凄凉。那远远地漂泊在迷离的江天上的一叶扁舟,不正是词人身世的写照吗?全词虽以景结,但情和景却融成一片,饱含深意的意象,蕴含于独具表现力的言语代码之中,使无限情怀均寄景中,正如王夫之《姜斋诗话》所云:“情生景,景生情,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意境隽永含蓄,极富情感与想象的张力。 诗歌意象 因此,象外之象是作家在文本中直接描述的事物之外的潜在之象,也是诗词生发潜能和生命特征的集中表现。诗词中的意象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个情思过程,情思总是伴随着情思的对象,因此,情思过程中必然生发出一系列象外之象,优秀抒情作品的意蕴主要是从象外之象生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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