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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波打卡第21天:高适《燕歌行》(上):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昵称35890273 2019-12-01

高适《燕歌行》(上)1.mp3 来自每日百选课堂A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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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盛唐诗歌、讲盛唐“边塞诗派”,我以为最关键的三个人,一是王昌龄,另一个就是文学史上常提的“高岑”,也就是高适和岑参。而且这三个人刚好相差大概都在12岁左右,王昌龄比高适大一轮,高适又比岑参大一轮左右。这是一个最完美的年龄梯进,所以成就盛唐“边塞诗派”的声势,也是最为浩大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高适边塞诗的代表作,也是一首千古名作《燕歌行》,诗云: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是一首著名的七言歌行。当然,它的题目就值得推敲。首先,《燕歌行》它用的是乐府旧题,属于汉乐府《相和歌辞》中的“平调曲”。如果初已听过前面课程的朋友们应该记得,我们在讲曹丕的《燕(yàn)歌行》的时候,也重点分析过这个题目。但是同样的一首《燕歌行》,为什么我们在曹丕的《燕(yàn)歌行》和高适的《燕(yān)歌行》里读起来就会有读音的不同呢?

我记得我在曹丕的《燕(yàn)歌行》里头也详细分析过,虽然《燕歌行》是乐府旧题,但是第一个把它进行七言长篇创作的就是曹丕的《燕(yàn)歌行》,而曹丕的《燕(yàn)歌行》他的这个题目“燕(yàn)歌”取自“燕飨之乐”的意思,所以“燕(yàn)歌行”本意和边戍征战并没有关系,应该是从“燕飨之乐”来,而“燕飨之乐”是来自于《周礼》的记载,所以根据这个本源毫无疑问应该开始是读“燕(yàn)歌行”。但是后来由“燕(yàn)歌”延伸到“燕子”,包括后来再延伸到“大雁”,你知道燕子和大雁其实都是一种候鸟,那么因为这种候鸟的特征、时令的变化,所以延伸出“思妇”的题材,所以你看曹丕的《燕(yàn)歌行》写的就是思妇的题材。当然因为“思妇”,因为大雁,这又很容易联系到所谓北地、边戍之地,所以就很容易延伸成戍边之卒与家人的互相思念。所以曹丕之后到萧绎、庾信作《燕(yàn)歌行》的时候,大多就是思妇怀念征夫之意。

那么到了高适的这首《燕(yān)歌行》,就把这首乐府旧题推到了一个极致,也是《燕(yān)歌行》这一七言歌行题材创作的最有名的代表作。但是为什么到高适的《燕(yān)歌行》我们就彻底应该读成平声的(yān),“燕(yān)歌行”,而不是读“燕(yàn)歌行”呢?是因为曹丕的《燕(yàn)歌行》取的就是“燕飨”之意,而到了高适的《燕(yān)歌行》,这里的“燕(yān)”很明确的就指的是“幽燕之地”、“燕赵之地”。

因为高适的这首《燕(yān)歌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序,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这个小序非常短,但却非常重要。他所提及的创作背景,也就是这首名作背后的史实、史事牵扯到唐代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重要的事件,甚至不止是唐代,而且是唐宋数百年间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开元二十六年前后,也就是公元738年,这一年前后,唐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契丹叛唐。而序中所提到的这个“御史大夫张公”,就是开元年间一代名将张守珪。

首先先来说契丹叛唐。契丹和唐朝的关系,始于七世纪的初期,唐武德年间,最早的契丹部落还有奚部落,接受了唐朝的封赏,被安置在辽州。到了贞观二年,又有部落降唐,被安置在营州。以后陆续有契丹部落、还有奚部落他们的贵族或成员降唐,都得到了唐朝的封赏和安置,直到唐太宗设立松漠都督府为止,已经有大批的契丹部落人口成为唐朝的属部。大唐在契丹部落和奚部落实行“羁縻制度”,“羁縻制度”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自治区,它就源于唐初对契丹等少数民族的管理。宋朝也继续发展,到了元朝就完善成了土司制度,明朝的时候达到鼎盛。但是明朝中后期,“羁縻制度”就开始崩溃,到了清朝就是“改土归流”。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而“縻”呢,就是用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安抚。但“羁縻制度”也有很多问题,所以在契丹和奚族归附的过程中,也不停地产生矛盾、产生反抗。

我们前此讲过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它的时代背景就是陈子昂跟随武攸宜伐契丹。这就是因为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孙万荣攻陷营州,反叛大唐。而武攸宜不过是因裙带关系身登要职,毫无特长,更无军事能力,初战即败。陈子昂献计纳策,请求“请万人作前驱以击敌”,却被武攸宜嫉贤妒能,贬为军曹,陈子昂因而愤慨,作《登幽州台歌》。

到了玄宗年间,契丹与奚族的反叛规模越来越大,至“安史之乱”前后已成痼疾,到中晚唐则大势已成。后来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整合成幽州契丹部,终于建立大辽,成为五代和大宋王朝的心腹之患。所以说起来所谓《天龙八部》中有“南乔峰,北慕容”,乔峰的悲剧命运,其实追根溯源倒和开元二十六年前后的契丹叛唐息息相关。

当然说到契丹叛唐,就要说到曾经的幽州节度使安禄山的干爹,一代名将张守珪,也就是高适序中所提的“御史大夫张公”。此前,其实根据诗意,根据小序所言,此前很多人认为高适此诗是讽刺张守珪带兵不力。但其实张守珪作为盛唐一代名将,在平契丹一事上可谓丰功至伟。所以后世又有人辩称高适此意并不是讽刺张守珪带兵不力,那么高适的《燕歌行》这个小序,到底和张守珪有没有关系?后来莫衷一是,争讼不已。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张守珪其人。张守珪,他的字很有意思,他的字“元宝”,也是大唐一代传奇人物。他是从一名下级军官逐渐努力拼搏,成长为威震一方的边帅的传奇人物。他早年随父辈流落边塞,但自幼天资聪颖,且生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更关键的是,他的性格豪爽大气,充满了正义感,善于骑射、精于武艺。早年从军,在与突厥作战中显露锋芒,历史上最有名的诸葛亮的“空城计”,其实原型就托源于张守珪。

早年从军在与突厥作战中显露锋芒,他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历史上著名的诸葛亮的“空城计”,其实诸葛亮并没有做过“空城计”,真正做“空城计”的,原型就是张守珪。开元15年张守珪任瓜州刺史,当时只带了少数几个亲兵到瓜州上任。结果才到瓜州,吐蕃大军突然兵临城下,城中军民相顾失色,全无斗志,但张守珪却非常冷静,他先命城中军民隐藏行迹,又令在城头摆上酒席,歌舞作乐,命将士饮宴。这时吐蕃大军已把瓜州城团团围住,只见城头唐军饮酒作乐,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吐蕃主将摸不着头脑,迟疑观望半晌也不敢贸然攻城,犹疑良久转身而退。张守珪见吐蕃退兵,却令四门大开,令军士呐喊追击,此时吐蕃兵全无斗志,大败奔逃,这便是历史上真实的“空城计”。

后来数年之中张守珪整军备战,连败吐蕃,直到开元18年吐蕃遣使求和。开元21年,唐玄宗下令张守珪移镇幽州,迁任幽州节度使。当时幽州东北的契丹与奚部落势力强大,尤其是契丹牙官可突干有勇有谋,反叛之势已成。张守珪后来用“瞒天过海”之计,斩杀可突干,平定契丹叛乱,可谓丰功至伟!开元23年,张守珪将可突干首级送往东都,即所谓“东都献捷”。玄宗对张守珪赞爱不已,亲自赋诗以推崇之,并封其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甚至为张守珪在幽州立碑记功。

可是张守珪一生丰功至伟却晚节不保。一是老眼昏花,收了个狼子野心的义子,即所谓安禄山。安禄山当年犯事被抓,张守珪本来要将其按律正法。安禄山不甘命运,临刑大呼小叫,张守珪反倒被他吸引,看他出言豪壮就放了他。后来反倒注意到他的才能,甚至把他提拔为偏将,到后来甚至收安禄山为义子。正是重用了安禄山,张守珪的平契丹大业才最后晚节不保。

开元24年,张守珪命安禄山讨奚与契丹,安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到开元26年,张守珪手下幽州将赵堪等人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击奚与契丹,先胜后败。而张守珪偏袒手下,隐瞒败绩、谎报军情,事情泄露之后朝廷派使稽查,张守珪又用重金贿赂使者,错上加错。后来贿赂与战败之事一并被清查,张守珪只能以旧功减罪,最后被贬为括州刺史。此后没两年,张守珪就在抑郁中一病而逝。而张守圭一死,安禄山便无人能以节制,至安禄山、史思明“安史之乱”一叛,契丹叛唐成为北方心腹大患,则已成定势。后来正因为幽州契丹势大,才有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才有了大宋面对大辽咄咄逼人的岌岌可危的百年沉疴。

讲述这一大段历史看似与高适无关,但却与这首《燕歌行》息息相关。所谓“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说的就是作者感缘即诗的缘起。是说高适有一个朋友从张守珪手下,随他出塞征契丹,随后回到中原见到高适,“作《燕歌行》以示适”,也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朋友,也就是张守珪的手下,先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高适才和了一首。而张守珪当时任幽州节度使,而诗云“汉家烟尘在东北”。这个东北也就是指的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包括天津北部这一带,这即古之“幽燕之地”、“燕赵之地”。所以这里的《燕歌行》毫无疑问,这里的“燕”就应该是指“幽燕之地”的、“燕赵之地”的“燕”。所以到了高适的《燕歌行》就应该读作(yān),而不读作“燕飨之乐”的(yàn)。另外这个序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高适其人的人生志向。

高适虽然是唐代诗人中唯一一个后来因功封侯的边疆大帅,甚至晚年因功勋卓著,历任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等高职,最终加封渤海县侯、散骑常侍,所以世称“高常侍”,可谓位高权重。但高适早年却一直是穷困潦倒、沉于下僚,所以世人称高适,都称他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高适真正的一展抱负是在50岁之后,50岁之前,那不只是“十年磨一剑”,那是几十年磨一剑,而且做《燕歌行》的时候,也就是开元26年前后的高适,这时候还几乎是一文不名,还是郁郁不得志的典型。但是开元20年前后,他却只身远赴蓟北,体验边塞生活,凤游天下之后,能写出这样的《燕歌行》,可见其胸中抱负、胸中块垒自与他人不同。

那么这首《燕歌行》又能看出高适怎样的胸怀与抱负,以及其思想深刻冷峻之处、其风格雄浑悲壮之音的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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