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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毓方   平躺在华贵典雅的绿丝绒上，神色睥睨地眺向时光深处——他就是普希金。不是真人，是他的自画像。寥寥几笔，勾勒出他风流的卷发、倜傥的络腮胡，以及忧郁而又桀骜的神色。其下是郭沫若的题签“普希金文集”。更下，印着“时代出版社”。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 布脊，精装，大部头，这是书籍中的贵族，待遇自然特殊，它没有和众多平装书一起插在架上，而是享受与古籍珍本、伟人宝书同等的尊荣，搁在付款台旁边的玻璃柜内。你要看，得让营业员从后面拉开柜门，取出。于是，你下意识地在衣裤上擦擦手，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摊开在柜台，先从目录翻起，一目十行，不，一掀十页，迅速浏览一遍。然后，回过头来，翻到版权页，看一眼定价——这是至关重要的，买，还是不买，或者什么时候买，往往取决于这一眼。 我是想买。      此前，在我因病休学一年的期间，已经接触过普希金，而且一见钟情。比如他的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比起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岳飞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更契合我的心境。那册诗集是从图书馆借的，早已归还，我仅抄录了几首。现在遇到他的文集，诗歌而外，还收录了剧本、散文、传略、评论，机会难得，机不可失，极想据为己有。 然而，看了定价，心陡然凉了半截。标的是“一元八角一分”，这个价格，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连一瓶矿泉水也买不到，倒回上世纪五十年代，却几乎是我一学期的学费。 我开始攒钱。父母给的零花钱，每月至多一角两角，够我看一场电影，再买一份烧饼油条。指望省下它买书，遥遥无期。这时，那时，恰好值初二的暑假，一位大我两岁的街坊，拉我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活计是扛钢筋，卸水泥，说好了，每天三角钱。我欣然接受，为了那本《普希金文集》，我干。一礼拜后，工作结束，那位街坊请我吃了一碗阳春面，告诉我，老板赖账，说好了的工钱，一分未给，人也躲起来了，找不着，等等再说。    这一等，就没了下文。我很失望，我明白受骗，究竟是受老板的骗，还是街坊的骗，我不说，也不去想。自我安慰，你不是做作家梦么，就当是一次生活体验好啦。普希金有言在先：“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若干年后，等我真的成了作家，我在一篇回忆中顺便提到了这事，不过，我说了假话，我说我用那笔打工的所得，买下了《普希金文集》。之所以撒谎，是因为我从没见过那老板，事先没有，事后也没有，我怎么能武断地认定是他欺骗了我。而那位街坊，后来成了我的粉丝，人前人后以我为荣。我宁愿相信他当初说的是真话。对待朋友，不能心存芥蒂。 当然，也是因为还没到“坦白从宽”的年纪，我不想抖搂出筹集资金的真相。 现在是到了可以坦白的时候了。 2019/12/01 卞毓方先生参加全国妇联大会 打工被骗，对《普希金文集》的渴望愈加强烈。既然正路走不通，我就开始打歪主意。说来惭愧，我打的主意竟然是监守自盗。祖父去世，老人家留下了半柜子的铜板，算是留给祖母的遗产。我从上学起，就一直睡在那木柜上，就是说，一直把那些“光绪元宝”、“大清铜币”、“共和国纪念币”之类压在身底。铜板不讲话。我的眼里也没有它，小时候玩斗铜板，什么红的、紫的、黄的、白的，都玩个遍，有时拿它打水漂，在家旁边的小河，铜板擦着水面往前飞，有的飞到半路沉到水里，拉倒，有的一飞再飞连续弹跳七八次，成功漂过河面，急忙跑到对岸捡回，当宝贝似的收藏起，如同珍藏一个好运气。 现在呢——我说的是那天夜里，铜板仍然不讲话，但我听见它们在活动，一个碰响一个，似乎在传递信息，顷刻，一个开始逃跑，一个在后面追，逃的气喘吁吁，追的大汗淋漓，逃的终于逃走了，站在远处哈哈大笑，追的无奈停下脚步，说，你小子，有本事过来。怎么？铜板竟然开口说话？梦醒了，我掐了一下大腿，疼，证明我的确醒了。梦境却仍在继续，说明我实际上似醒未醒，处于迷糊恍惚的状态——这是我事后悟到的。我听到，不，看到，铜板不再你追我赶，而是双双转过身来，对我喊话。它们说，啊不，它说，我认出是那一枚逃跑而又站住了的铜板：你不是需要钱用吗，我们铜板本来就是钱，现在虽然不当钱使了，但仍然有一定价值，你抓几把卖到废品收购站，管保能换回《普希金文集》。 天亮后，我就听了铜板的话。柜子本来没有锁，若说锁，锁就是我，我已当了多年的保管员。趁家人外出，保管员自己作案，我掀开柜面的一块板，抓了两大把铜币。 《普希金文集》就这样买到手了。到手之前，还有一个插曲。我半年前看过它的版权页，记准定价是一元八角一分。铜板卖了一元五角，七凑八凑又添了三角一分。兴冲冲跑去新华书店，这手交钱，那手取货。 营业员数来数去，提醒：“还差一分钱。” 我说：“不是一块八角一吗，正好。” 营业员说：“是一块八角二。” “不会吧，”我说，“我看过它的定价，是一块八角一。” 营业员回答：“那是上一本，被人买走了。这是新进的书，贵一分钱。” 唉，一钱憋倒英雄汉，为这一分钱，还得回家拿。恰巧，出门碰到了同学曹如璧，他家就在书店斜对面。我跟他借一分钱，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以为我在开玩笑。我赶忙从兜里掏出那一沓钱，全是纸币，告诉他，买书，就差一分钱。曹如璧跟我走进书店，帮我补上那一分钱。书到手，他打开版权页，指给我看，这书是四七年上海初版，五四年北京修订再版，五七年十一月第九次印刷，定价一元八角二。他说：“你上次看的应该是第八次印刷，重印一次，只加了一分钱。” …… 顺便说一下，六四年八月下旬，我刚刚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旧书商闻讯登门，要买下我的高中课本和全部藏书。“横竖你也用不着了，”他说。我说啥也不卖，这是我身上的肉。他连续登门三次，“不卖，就是不卖！”我一次比一次坚决。动身赴京前，我把所有的课本和大部分文学书籍，打成捆，搁到里屋等闲人瞧不着够不到的顶棚。谁知，我走后没几天，旧书商三花两绕就把我父母搞掂了，以收废纸的价把它们统统买走——如今想起来，心头还在隐隐地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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