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有限的访谈资料，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以打工挣钱为目的而来到日本的。笔者访谈的一位2000年代初来到日本的学生家长，为笔者描述了她所经历的中日经济差距。她当时以赚钱为目的来到日本，并在10年前拿到了永住资格。 她说，那时候永住资格很容易取得，超过签证期限留在日本的“黑户”也很多，“很多家庭的很多人都留在这里，一半以上都是黑户。前十几年，在这里全部都是黑户”。这些“黑户”中的不少人，都指望着在日本赚够钱之后回国，以后再也不来日本。 在那个年代，她的家乡福建省福清一个县城的房价才1500元/平米。由于当时中日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日本“赚一年的工资，就能回去买一个套房了”。她坦言，“十几二十年前，没有几个人来是为了在日本学习的。那时候日本经济也好，中国物价也低。那时候和现在差不多，一个月赚个20-30万日元，一年赚个200-400万日元，10多万、20多万人民币回国”。 如果说这些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在来日之初都具有极其明确并且极其功利的单一目标指向，即在日挣钱、在家乡过更好的生活，则他们的子女对于“来日”这件事的理解就会因其所处年龄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1、来日本或许是一种“多余”？ 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纪念日出生的王佳肴（本文出现的所有姓名均为化名），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在他大约3个月大的时候，曾在国内五星级酒店担任星级大厨的父亲就来到了日本东京都的西川口继续从事餐饮业。 据王佳肴的理解，父亲来日是因为“那时候在日本可以赚很多钱，比国内多多了”。而曾在国内担任经理职务的母亲，原本业务繁忙、经常开会，而在怀他的时候就把工作辞了，并在父亲来日几天之后也来到了西川口。 王佳肴出生后并没有随着父母来到日本。在他上小学以前，他与现年71、72岁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他4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日本，是被父母借休假之机接去日本游玩。在他的记忆中，东京都的西川口就是他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 上小学以后，王佳肴离开了爷爷、奶奶，开始与二姑妈同住。二姑妈是汽轮小学的主任，而他也就在这所小学上学。一直上到六年级上学期结束，王佳肴再次来到日本，于2018年4月起在东京都足立区丰川小学上五年级，而此时正是日本小学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对于自己为何会来到日本，王佳肴回答说“爸妈让我来，我就来了”。 像王佳肴这样的小学生，对于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并且对于自己命运轨迹的改变也没有任何做出自我阐释的想法。父母在烹饪料理方面有一技之长，获得了来日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出于接替爷爷、奶奶和亲属对孩子进行教育和照料的考虑，在日本站稳脚跟的父母如果认为没有回国的必要，则自然会将孩子也接到日本来，在一家团圆的同时共谋发展。 而留守在国内的孩子，似乎并没有感觉一定要来到日本。访谈中王佳肴多次表示他要是继续在国内上小学，都快小学毕业了，但来到日本却还需要重新适应日本的环境和学习方式，不能直接进入毕业年级。在他看来，来日本或许是一种“多余”、一个本没有必要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出现的“意外”。 当然并不只是小学生才会感受到这种命运无法由自己把控的被动感。出生并成长与江苏南京，2018年在日本上初二的张语嫣，对这种感受也深有体会。张语嫣的姑姑首先在东京开了一家美容店，随后张语嫣的父亲于2004年也来到了日本当厨师，把张语嫣和她的母亲留在了南京。 在国内，张语嫣与外婆同住。由于张语嫣的母亲是出租车司机，其母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管自己的孩子。而其父日语并不好，在餐馆里他的日语就靠他弟弟的孩子（2011年来日）和他妹妹的孩子（2008年来日），或者靠在他店里打工的会讲日语的中国人，张语嫣都“难以想象他这14年是怎么过的”。 张语嫣的母亲是2008年来日本的。张语嫣说：“我妈后来来日本的时候，我爸就特别怕我妈，之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爸对我妈很愧疚，觉得把她一个人丢在国内4年很对不起她一样。”张语嫣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据她的理解，她父母来到日本都是因为她姑姑在日本，而她姑姑的意思是：把张语嫣爸妈弄过来以后，再把张语嫣弄过来，就可以在跟前看着他们，防止他们吵架过激甚至离婚。 张语嫣认为她父亲最对不起的其实是她。因为她父亲去日本后，上小学的张语嫣开始要面对说她“没有爸爸”的同学。由于南京大屠杀，南京人对日本特别敏感，很多同学家里爷爷那一辈都经历过，所以当张语嫣反驳说自己的爸爸在日本时，就会遭来同学的谩骂，说自己和家人是叛国贼。 由于张语嫣家中的爷爷一辈出生晚，都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而经历过大屠杀的太爷爷又在张语嫣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张语嫣自然对南京大屠杀缺少认识。她只感觉到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思想也特别恶毒”，甚至拿美工刀在她身上划。 当她后来对南京大屠杀有所认知，并开始理解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日本的牵连之后，她开始不喜欢日本，甚至“特别讨厌日本”。因为和外婆同住，缺少父母的监督，张语嫣形容她的国内初中生活是“简直快乐得都要升天了，每天开心得不得了”。 然而，以前从来没来过日本的张语嫣，在某天突然“莫名其妙地听我妈妈讲：‘我要去日本找你爸爸了，你到时候自己坐飞机来找我’”。张语嫣反对说“我不去日本”，她母亲说“不行，你在中国的学校我已经帮你办好手续了，差不多8月1日就除名了，你就上不了学了”。张语嫣回忆说：“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是震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最后，张语嫣于国内初一刚结束的那个暑假，2017年8月1日，来到了日本。 访谈时张语嫣对笔者说，她最近问她母亲“当时为什么来日本”，她母亲开玩笑地回答说“因为日本的东西好吃”，张语嫣说当时“我忍住了想要打她的感觉”。张语嫣至今仍认定她是被她的父母逼着来日本的，并对这件事充满了怨恨。 在日中国人初中生李骁睿的二姐，也属于被家人逼来日本的典型。李骁睿的二姐在日本出生，在很小的时候又被送回国内。她本来在中国考上了一个二本大学，她本人也觉得不错，感觉非常满意。 但李骁睿的父母和其他亲戚都叫她来日本，虽然她非常不情愿，还是经常跟她说来了日本发展肯定好，在中国工作太难找。最后她被父母强制性地接来了日本，重新学习日语，并准备参加留学生考试。在访谈时，她的日语刚刚通过能力考试N2水平。据李骁睿说，她二姐不怎么和父母讲话，与人交流很少，“别人不找她聊天，她不会主动说话”。李骁睿只在有事情，或者吃饭的时候，才能跟她二姐说上几句话。 2、最后，连朋友都没有了 如果说上述事例中的当事人是已经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之后，才被动地来到日本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在更小的年龄阶段就毫无意识地被父母带到了日本。李骁睿的二姑丈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李骁睿的二姑丈原先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二姑和她丈夫是通过中国人介绍才认识的，认识的时候他们都还在中国。他们结婚成家之后，二姑丈来到日本留学。 二姑丈很能赚钱，在日本丰田做营销经理。买了房子之后，二姑就随着二姑丈来日本当家庭主妇，他们的两个小孩刚上幼儿园就被他们从中国带来了日本。由于孩子都在日本长大，他们都不会说中文，行为模式也已经日本人化了。但是他们的国籍还是中国籍，李骁睿说：“国籍他们不会改的，改的话会被家里人说的。” 除了这种彻底被稳定地日本化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被动地随着父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回奔波。李骁睿大伯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大伯最开始是和他父亲、大姑丈一起拉货，在福建省福清市做煤矿生意。后来听先去日本的二姑说，学厨艺在日本很吃香，于是李骁睿的大姑丈直接先去日本，大伯和父亲就都去福州学厨艺，学成之后一起来到日本。 大伯的两个儿子原本在中国长大，分别从小学三年级、五年级（约8、10岁）开始在日本上学。在他们准备考大学的2011年，因为东日本大地震，他们的父母担心日本再地震，就带着他们全部都回国了，没有再在日本考试。 大伯回国之后听说煤矿很吃香，又去做煤矿，并且也没有再让两个儿子去上学，而是让他们去学经营，跟着大伯去做煤矿生意。后来因为煤矿生意赚不到钱，大伯又回到日本做厨师，他的大儿子在福清市投资开美容院和饭店，二儿子又回到日本打零工，与李骁睿家同住。 2018年，大伯得了甲亢，怕在日本治费用贵，吃日本这边的药回中国会不适应，就回中国了。大伯现在每天都打点滴、吃药，不能间断，并打算如果治不好就不回日本了。李骁睿评价说：
当李骁睿与二哥用中文聊天，会感觉与二哥交流有点障碍。虽然二哥还是懂得关心人，据说长得又高又帅，但不善与人交际。李骁睿说，二哥经常问他一些不知道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李骁睿“你知道某某是谁吗”，李骁睿说不知道，他就说“哦，你不知道”，然后他们俩的对话就结束了。李骁睿若追问他“某某是谁”，他会说“你不用知道”。 李骁睿二哥的事例典型地反映出，被动地在异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当青少年尚未在某个社会中完成语言习得和社会交际网络的建构时，突然让这一过程发生中断的“社会移动”。只会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丧失感”和情绪上的不安，并有可能使其产生社会化的挫败感，阻碍他在新的环境中对社会网络的重新建构。 （未完待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冯川（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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