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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毒”，我知道的并不多。仅有的一点关于“毒”的知识，一半源自散漫的阅读，一半源自史志诚先生。 1985年，由西北农林科大毕业后，组织分配我到陕西省畜牧兽医总站工作。一个偶然的原因，省政府研究室借调我去工作，主要是从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其实也做不了多少事，大部分工作，是帮助年长一些的同志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据说，当时的省农牧厅领导，觉得我算是个有用之才。于是，就将我的人事关系直接调至省农牧厅，并通知我到厅办公室上班。我在农牧厅的第一个办公室，即与史志诚副厅长是隔壁。这个时候，史志诚先升任副厅长不久。后来才知道，调我去省农牧厅，就是由史志诚先生推荐的。 在省农牧厅办公室，主要是做文字工作。记得我接受的第一个活，就是给殷世杰副厅长写一个在档案会议上的讲话。那时，厅长、副厅长下乡调研或是外出开会，一般都会叫上我，由我负责整理调研资料、文字讲稿。这一时期，工作繁忙，学习进步也很快。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对史志诚先生也有了初步认识。他是一位学者型领导，也是当时鲜有的研究生学历的副厅长。史志诚先生的学术根底，用一个字来表述的话，即是“毒”。 1996年，史志诚先生升任省农业厅厅长。这时，我已是厅综合处处长。所以，为史先生服务的机会增加了，彼此的了解，自然也就更多了。史先生长期担任农业厅领导职务，但始终没有离开学术活动，特别是没有放弃对“毒”的研究。 大概是1997年夏季，我陪同史先生在甘肃草原考察。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有迷人的草原风光，还有史先生教给我的“毒”知识。史先生告诉我，在眼前这稀疏的草原上，旺盛而茂密的草丛，即是“带毒的草”。因为“带毒”，牛羊避而不食。“无毒的草”，牛羊吃掉了；“有毒的草”，侥幸留下来了。史先生教给的这一知识点，确实非常重要。后来，我在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也许，“毒草”已是草原的底色，也构成了草原上最美的风景！“风吹草低见牛羊”。正在低头的草，也许正是“毒草”。一阵风吹过，在“毒草”低下头的时候，人们看见牛羊在采食“无毒的草”。也许，正是因为“有毒的草”，才减缓了草原沙化的步伐，这为人们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许，从这个角度看，“带毒的草”是草原生态的福音。 其实，我不止一次听过史先生讲述他发现并系统研究“牛栎树叶中毒机理”的事情。先生告诉我，大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省上不断收到秦岭山区牛死亡的讯息。一时间，人们很难讲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那时，他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小年青。受组织委派，他有机会去往现地调研。在大量调研之后，他发现牛是在采食了鲜嫩的栎树叶后，才出现中毒症状。因此，他大胆猜测，栎树叶的幼芽“带毒”！后来，通过深入调查和科学实验表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我一直觉得，这是史先生的一大重要学术贡献。在史先生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也在思考：如今，栎树，也就是大秦岭地区常说的青冈树，也称之为柞树，课本上也叫橡树。大秦岭森林中，栎树是最关键角色，也即最常见的树种。栎树是如何成为大秦岭优势树种的？也就是问：栎树因何能够展现出“优势”来？难道是因为“有毒的幼芽”吗？大自然真奇妙！我再一次想到：毒，也许是大自然的底色。也许，带毒的嫩芽，也可以算得上是大秦岭森林生态系统的福音。 史先生离开厅长岗位已经多年了，我与先生之间的联系，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但却也为数不多。2003年，我离开了省农业厅，奉命在宝鸡市委、市政府工作了8年。期间，史先生带着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曾去宝鸡调研“三农”问题。在史先生面前，我是后辈晚生。接待史先生，自然恭敬有加，忧恐不及。史先生待我，关爱有加，多年呵护。2012年初，当得知我已奉命到省林业厅任职的消息后，史先生打来了热情的问候电话。并且一再叮嘱我，要坚持写点东西，千万不要丢了这门功夫。说真心话，我由衷感谢先生对我的关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先生的影子。尤其是先生对“毒”的精辟见解，深刻影响着我对生态问题、人生问题的思考。 2017年春季前夕，史先生打电话给我说，要送一套书给我，让抽时间去西大老校区拿。春节过后，我按照先生的指引，前往西大拿书。这一次西大之行，我有几个没想到：没想到先生亲自到学校北门口接我；没想到先生退休后在西大专门成立研究所，深入推进“毒”研究；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已是年逾古稀之人，却组织起庞大的研究队伍，完成了一部史无前例的毒物巨著《世界毒物全史》。先生要送给我的，也正是这套巨著。全书10册，每册10卷，计500万余字，1918幅图片，全景式描述了毒物与人类文明史，以及毒物史话、毒性灾害史、毒理科学史、毒理学分支学科史，毒物利用史、毒物管理史、毒物文化史、毒性大案、毒物史名人等内容。手里捧着史先生主编的《世界毒物全史》，我对先生的渊博学识和执着精神油然起敬。一时间，我觉得称呼史先生为史厅长、史教授，倒不如称呼史先生为“毒王”更合适。 《说文解字》曰：“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屮，从毒。”也就是说，古人早已认定，“毒”是对人有害的草，而且这种草，到处都有生长。阅读史先生的《世界毒物全史》，我获得了全新而系统的“毒”知识，即“毒”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常态因素，不仅在植物界很普遍，在动物界也很普遍。对一种动植物有害的，称之为毒的物质，对于放毒的动植物而言，色是有益的，可以称得上“秘密武器”、“生物武器”。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与毒物斗争史；一部生态史，就是一部以毒制毒史。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毒物无处不在，以毒制毒无处不在。 史先生担任过省农业厅厅长，在常人心目中，这已经是不小的官职了。然而，在史先生心目中，最喜欢的“头衔”，大概是“西北大学生态毒理研究所所长”一职。通过“毒”科学研究，史先生试图破解食物安全、生态安全的秘密，以及打开这秘密的钥匙。以我的理解，史先生毕生的志向，永恒的兴趣，精准的特长，尽在一个“毒”字上。毒，是大自然的本色，也是史先生的本色，且是永不消褪的底色。毒王——史志诚，就是这篇短文最初的名字。 2017年12月2日夜于磨香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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