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鼎 
祈年殿。陈鼎/摄 
大驾卤簿图。 
1935年祈年殿大修。 
1889年毁于雷击大火的祈年殿。 
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右一）游览天坛。 
天坛一级古树。陈鼎/摄 
祈年殿内部穹顶。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天坛公园供图 冬至日，北京，天坛圜丘坛上。他接过司爵官捧上的醴酒，依次敬献于皇天上帝和先祖的神位前，耳畔礼乐声止，读祝官宣读祭天祝文。他又将第二爵醴酒献至上帝及祖宗神位前，坛中舞起，中和韶乐齐奏。在第三次向上帝与先人献酒之后，大礼完毕，他行礼退下。执事者将香、帛、祝文从供案上纷纷撤去，分别送至燔柴炉与燎炉中焚烧。他，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注视着炉中熊熊火光，心存崇敬，满怀祈望。 漫漫祭天路 中华大地上的祭天传统源自古代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敬畏。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日出日落、阴晴雨雪等种种自然界中的现象心怀惊恐和困惑。他们将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神明的存在，从而产生了原始崇拜。祭天由此诞生。人们建造神殿、祭坛等进行祭天仪式，并通过祭祀的形式祈求神明给予恩泽和宽恕，赐福于世间。 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社会“以农为本”的思想，为祭天提供了理念基础。同时，古代中国帝王为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使祭天成为维护皇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的漫漫历史长河中，祭天的礼仪制度也在不断演变。 《尚书·尧典》中记载：“（尧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其意为（尧帝）指示羲氏与和氏密切关注时日的循环，并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为民众制定出计算时间的历法。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早记载人们对于“天”产生关注的内容。 西周时期，祭祀天地成为重要的仪式。《周礼》作为记录周代祭祀规范和礼制最详尽的著作，也为此后历代的祭天礼制留下了遵循依据。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泰山顶举行封禅，向上天宣告其统一天下的伟大功绩。唐宋时期，祭天成为只有皇室可以进行的仪式，并确立下冬至日为祭天礼日。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家祭坛天坛建成。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皇帝在天坛举行了第一次天地合祀大典。直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次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明清两代共计22位皇帝在天坛举行过祭天大典。除祭天仪式外，如遇叛乱、自然灾害等国家重大事件，皇帝也会亲至天坛祭祀或派遣官员至天坛告祭。 明初，皇帝于每年正月在祈年殿的前身“大祀殿”合祀天地日月诸神。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将合祀改为分祀并在天坛内增建了圜丘坛，定冬至日祭天于圜丘。他又将昊天上帝号改为皇天上帝，定祭天礼仪为“三献”（连续3次向皇天上帝牌位献酒——笔者注），行八佾舞（古代天子用的一种乐舞，规格为八行八列——笔者注），乐以九奏（古代行礼奏乐九曲——笔者注）。 1644年，清王朝确立了对中国的统治，清世祖顺治皇帝依照明朝祭祀制度于天坛祭祀皇天上帝，为清代于北京天坛祭天之始。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祭天仪式，祭天礼仪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后来政治色彩逐渐褪去，转为更加注重对祭祀礼仪与汉文化的遵循。 清代祭天典礼的礼仪制度在效仿明代的基础上增加了列祖列宗的牌位配享设立，定每年正月上辛日（正月的第一个辛日——笔者注）举行祈谷礼，祈谷礼仪制与祭天仪式相同。 祭天大典的前期准备复杂而讲究。祭祀前3个月，礼部和太常寺官员开始对用作献祭品的牛犊进行挑选。祭祀前40天，舞乐和执事人员开始赴天坛神乐署凝禧殿进行排演与走位，并于每月三、六、九日合练。祭祀前5日，钦定亲王会至牺牲所检查祭祀用牲畜，并于祭祀前一日到神厨（祭祀前陈设祭品的场所，设于祭坛旁——笔者注）举行“视牲礼”。祭祀前3日，皇帝开始斋戒，紫禁城乾清门处设斋戒牌，各部官员也于各衙门施行斋戒。祭祀前两日，皇帝于太和殿审阅祭天祝文并检视香、玉、帛等祭品。祭祀前一日上午十时，大驾卤簿拥着皇帝由紫禁城出发前往天坛，文武百官于午门外跪送御驾。 卤簿是皇帝为表祭天之隆重在举行祭天仪式时列出的仪仗队。魏晋时期，祭天仪仗被称为大驾卤簿。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钦定祭天仪仗使用金辂、玉辂、木辂、革辂和象辂，合称“五辂”，与法驾卤簿、骑驾卤簿、銮驾卤簿合为大驾卤簿，专门用于祭天典礼。大驾卤簿中有百官、侍卫、太监等人员共3700余人，乐器、兵器、车辂、旗、帜、幡等各种器具1000余件。大驾卤簿绵延数里，浩荡壮观。 祭天大典的第一个程序为“迎帝神”，燎工会将一整头牛犊置于燔柴炉火上，赞引官同时唱赞“燔柴迎帝神”，唱乐官高唱“乐奏始平之章”，由中和韶乐乐队奏乐，八佾舞起。祭天大典的第二个程序为“奠玉帛”，皇帝来到皇天上帝及列祖列宗牌位前上香行礼，接着将玉和帛依次献给上帝与先祖。大典的第三个程序是“进俎”，浇汤官手持汤壶向俎牛（祭品牛）身上浇灌热汤。大典的第四个程序为“行献礼”，皇帝将醴酒（中国古代用谷物发芽的方式酿制的酒——笔者注）依次献与皇天上帝与列祖列宗，共重复3次，分别称为初献、亚献和终献。祭天大典的第五个程序是“送帝神”，执事人员将供品、玉帛等取下送入燔柴炉与燎炉中焚烧敬献给皇天上帝。祭天大典的最后一个程序是“望燎”，皇帝站在望燎位上观看焚烧过程，行注目礼。祭天典礼礼毕，皇帝返回紫禁城，并于中和殿设庆宴与百官同贺礼成。 风雨祈年殿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近郊建造圜丘和方丘，定于每年的冬至日和夏至日举行祭天和祭地仪式。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旨于圜丘上建造房屋，名曰大祀殿。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天坛于北京东南郊建成。 天坛位置的选取依据了中国古代九天之说，其以东南方为“阳天”，宜建坛。此外，由于天坛位于城东南，城南主干道便可相应延长，利于交通发展。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大祀殿仿照南京大祀殿而建，却比南京大祀殿更加宏大。明永乐朝名士、内阁大学士金幼孜曾在《皇都大一统赋》中描绘大祀殿：“左祖右社，蔚乎穹窿。有坛有壝，有寝有宫。亦有天地，以严其崇。”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甲戌，永乐皇帝首次于北京天坛大祀殿举行了天地合祀大典。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明世宗朱厚熜拆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大享殿由朱厚熜亲自制做具象，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建成。大享殿为圆形攒尖顶建筑，三重檐，上层覆盖青色琉璃瓦，中层覆盖黄色琉璃瓦，下层覆盖绿色琉璃瓦，檐柱窗棂俱涂红漆并以金饰，绘龙凤和玺彩画（古代建筑中一种重要的装饰手法）。大享殿以三重白石须弥座殿基为座，汉白玉石栏环之。东、西、南、北各方向均设出陛（登殿用的台阶），南北出陛中部铺巨石浮雕，上雕龙、凤、云、海。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世祖顺治皇帝下诏命举行祈谷大典，于是改大享殿为祈谷坛。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改大享殿的青、黄、绿三色瓦为同色青琉璃瓦。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大享门改为祈年门。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祈年殿改造工程竣工，乾隆皇帝亲题“祈年殿”匾额，匾额左为满文，右为汉字。乾隆皇帝亦作诗曰：“谒坛视濯典依前，欣睹翚飞重焕然。申命秩宗稽古义，新题宝额号祈年。” 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年”字意为稻谷成熟，即收获。祈年殿作为皇帝祈求皇天上帝保佑天下五谷丰登的神殿，其建筑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中国“重农”的思想。祈年殿为圆形攒尖3层檐木结构建筑，3层檐由殿内的28根柱支撑。28根柱象征周天二十八星宿，其中4根龙井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12根金柱象征12个月，12根檐柱象征12个时辰，金柱和檐柱共计24根柱，象征着农历二十四个节气。祈年殿顶部为金色宝顶，宝顶下的3层檐均饰以蓝色釉，代表着至高的上苍。 然而，如此华美壮丽的祈年殿却命途多舛。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24日夜，祈年殿遭遇雷击起火，大火持续了一日一夜，祈年殿最终倾倒化为灰烬。光绪皇帝得知后即下谕令命工部尚书潘祖荫及刑部尚书爱新觉罗·麟书负责重建工程。由于档案典籍中无从查考之前的工程记录，于是最后召集曾参与过祈年殿修建工程的工匠根据记忆对祈年殿进行重新设计。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建工程启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工程竣工。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8月16日，英美联军由永定门入城，设立总司令部于天坛。为方便劫掠运输，联军将“京津”铁路由马家堡通过永定门接至天坛。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初至10月1日，联军陆续撤离天坛。善后防务大臣、太常寺官员等随后进入天坛勘查接收，发现祈年殿内大部分器具、精铸器品等被掠去。 中华民国成立后，祈谷大典被废除。1913年7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决定将祈年殿作为起草国民宪法会议的场地。国会参众两院议员60余人聚集于天坛祈年殿堂内起草中华民国宪法，1913年11月，宪法草案完成。然而宪法草案尚未交付国会审议，国会便被袁世凯解散。1917年，国会恢复并再次成立宪法会议，会议仍以祈年殿为会场。宪法起草完成后再次被搁置，直至1923年10月，宪法才被签署公布。由于起草于天坛祈年殿，因此该部宪法也被称为“天坛宪法”。 1935年，国民政府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组织祈年殿的修缮工作，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参与其中。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专门机构第一次对祈年殿实施修缮保护。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入北平，天坛与祈年殿被日军侵占。1948年3月，平津战事激烈，国民党占据祈年殿配殿用作库房，祈年殿前神道多处被运输车碾压损毁。 1971年，北京市政府投资对祈年殿进行了修缮。1990年，天坛公园管理处按照清《太常寺则例》的记载复原了祈年殿清代祈谷大典的祭祀陈设。 1998年12月2日，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2届会议将皇家祭坛——北京天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中心的评估报告如此写道：“天坛是建筑和景观设计之杰作，朴素而鲜明地体现出对世界伟大文明之一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宇宙观。许多世纪以来，天坛所独具的象征性布局和设计，对远东地区的建筑和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祈年殿作为天坛的主体建筑，也从此瞩目于世界，成为伫立在东方古都北京的文明象征。 百年古树海 天坛公园的古柏林区约有25公顷，大约占天坛公园管辖面积的1/8。每到天坛，我都会在这片林区徜徉很久。偌大的古柏林中，几乎每一棵古树都有着不一样的姿态和韵味。我常常驻足于树下，仔细观察它们，触摸着它们就仿佛触摸着历史。这些古树是一件件“活着的文物”，讲述着古老文明的故事。 根据2007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颁布的《古树名木评价标准》，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一级古树，树龄在300年及以上；二级古树，树龄在100年及以上，300年以下。根据天坛公园管理处编著的《天坛古树》一书中的统计数据，目前，园内古树共计3562棵，其中一级古树1147棵（侧柏668棵，桧柏478棵，国槐1棵）；二级古树2415棵（侧柏1667棵，桧柏724棵，国槐21棵，银杏2棵，油松1棵）。 远古时期，人们大多在自然高地上进行祭天仪式，以最自然纯粹的方式表达对上天的崇敬。后来，一座座祭天高台被建起，它们的建筑样式虽不尽相同，但对祭天场所周围自然氛围的营造却代代相承。围绕着祭天场所栽种大量常绿植物，还原出大自然广袤苍翠的环境，体现出传统郊祀的朴素风貌，显示自然与人和谐共融的境界。植物作为天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类与栽种形式也深刻反映了祭天文化的内涵。 《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苍璧玉，圆形，苍青色，与古人认为的“天圆”相符合。这种礼天的传统思想同样影响着祭天场所内的植物栽种。天坛的柏树（侧柏、桧柏）主要栽种于明清两代，是专门为祭天活动选择的植物。因柏树树龄长，且是一种少落叶的常绿树种，无论春夏秋冬，都以繁茂之姿凸显着祭天场所的神圣与肃穆，而其又为苍青色，与苍璧同色，符合古代“以苍璧礼天”的传统观念。 栽种于天坛内坛的柏树均株行有序，规矩地环绕在建筑四周，仿佛守卫祭坛的军队，这些柏树被称为“仪树”。种植于天坛外坛的柏树相对随意分散，间杂多种落叶乔木，不依次序，高低错落，被称为“海树”。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参观完天坛后他感慨道，以美国的国力完全可以仿造一个祈年殿，但天坛的古树却无论如何都“造”不出来。 光阴荏苒，如今，北京城南的这片苍璧树海依旧焕发着无穷生机，而这段故事便要由这些古树的“守护者”慢慢道来。朱庆玲，毕业于北京园林学校，1992年参加工作，目前担任天坛公园绿化一队古树技术主管。天坛公园绿化一队主要负责天坛西部与北部的1809株古树的养护。她说，古树除了有生态价值，也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古树的树龄可以用来证明古建筑存在的时间，天坛如今已经走过600年历史，而有的古树更是在天坛建成前便已生长在那里。 朱庆玲比喻道，古树就像老人，需要更加精心的照顾。为了方便养护，目前所有的古树都有单独的档案。古树养护过程中第一项重要工作是浇水，每年春季，古树养护人员都要为古树浇灌春水，冬季浇灌冻水以防止冻害和缺水，且全部使用地下水进行浇灌。病虫害防治是古树养护的另一大工作，朱庆玲告诉我，柏树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于蛀干害虫双条杉天牛。这种昆虫会把卵产在柏树中，幼虫会蛀空枝干。“虫害隐蔽性强，当发现一棵柏树已经被蛀干害虫入侵，就为时已晚了，所以对于双条杉天牛的预防工作非常重要。”朱庆玲介绍说，养护人员会在每年3月初开始将药剂喷洒在柏树主干和侧枝，4月上旬再喷一次。养护人员还会通过生物防治的方式，以虫治虫。“蒲螨和肿腿蜂会寄生在天牛的幼虫上，达到杀死幼虫的效果。我们按照天牛活动规律，每年5月集中施放3次。”对于其他害虫，如蚜虫和红蜘蛛的防治则贯穿于树木的整个生长季，天坛公园的古树养护团队每年都会针对这些害虫喷洒4～5次无公害药物。 朱庆玲的日常工作以巡视古树区为主，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她对古树充满崇敬，她认为古树不但有生命，还有历史和底蕴。“它们站在那里百来年甚至几百年了，人和它们比起来太渺小。”朱庆玲一直坚信，用心付出终会在古树上看到回报。“我从小喜欢花花草草，所以就选择了园林绿化专业。后来明白了花草的美丽需要人的精心呵护。有时在公园里看到游人踢打树木会觉得气愤，经常会去劝阻这类行为。” 赵俊琪，1986年来到天坛公园工作，现在是绿化一队古树班班长，因为爬树身手敏捷，他被同事们称为“鬼脚七”。古树养护工作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便是“上树修剪”，而赵俊琪正是做这项工作的高手。天坛公园内的道路狭窄，大型登高作业设备难以使用，因此直到今天，“上树作业”依然需要工作人员徒手攀爬，而在赵俊琪从事这项工作的30多年里，一次事故也没有发生过。 除了天坛公园古树的常规养护，赵俊琪还会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理。他向我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1990年7月7日，天坛公园内一棵一级古柏遭遇风雨极端天气倾倒，赵俊琪参与了当时的抢救工作。赵俊琪说：“当时，那棵树的部分树根已经露出了地面，如果强行扶直，会扯断还在地面下的根。所以我们决定只把它扶起到一定的角度，然后支撑起来，让这棵树保持倾斜的姿态。”这棵古树后来不但没有死，还发了新芽，这便是天坛内有名的“卧龙柏”。“祈年殿上的瓦坏了可以补，天坛的古树死了可就再也补不了喽。”赵俊琪感慨道。赵俊琪坦言，当初来天坛公园工作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在日复一日的养护工作中，他慢慢与日日看护的古树产生了感情。在他眼中，它们不仅是树，更是艺术品。他会依据每棵树独有的气韵进行修剪。在他看来，养护这些古树就是在为下一代留存瑰宝。“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没了，否则没法跟后人交代。还有4年我就退休了，我得好好地把它们交接下去。”赵俊琪说。 青年学者说 毕业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的吴垠对于天坛有着深厚的情感。她第一次“邂逅”天坛是在6岁那年，“那时马上要开学了，有一天临睡前，奶奶很神秘地叮嘱我早点休息，第二天要带我去皇上祈福的地方，‘庆贺’我即将成为小学生。我不知道奶奶要带我去哪儿，只觉得兴奋，一晚上都没睡踏实。第二天起了大早，奶奶特地让我换上新衣服，带我坐公交车到了天坛，那是我第一次去天坛，第一次见到祈年殿。”6岁的吴垠觉得祈年殿好高，蓝色的琉璃瓦顶和蔚蓝的天空很配，祈年殿里的雕梁画栋是那么美。吴垠和奶奶按照皇帝祭天的路线，从南到北，由南门依次经过圜丘、皇穹宇、丹陛桥、祈年殿、皇乾殿、长廊，最后到达北门。“越往北走地势越高，奶奶当时说这个寓意步步高升，希望我未来能学有所成，一路勇往直前。” 吴垠如今是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建筑与风景园林教研室的讲师。在她教授的《中国古建筑文化》《明清式样建筑设计》等课程中，天坛都是重点。吴垠说，天坛作为古建筑有很多专业上的知识点可供学生学习了解，例如，天坛强化了单体的圆形重复使用，祈年殿、皇穹宇、圜丘等皆为圆形，形成了完美和谐的天的概念；天坛内建筑通过方与圆的对比，高耸的建筑与低矮的墙的对比，狭长道路与开阔空间的对比，突出了理趣和象征意义；天坛也采用了开放性建筑，如圜丘、丹陛大道、祈年殿周围的平台等，直接与天发生联系，而轴线上的建筑位于高台地上，使人产生崇高感。“总的来说，天坛是一个情理相依的中国传统建筑典范，反映了中国传统审美观。”吴垠说。 除此之外，吴垠还认为，教授与天坛相关的课程在推动青年人文化传承，培养文化自信等方面也具有较大意义。“在现代建筑的影响下，很多学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不了解，缺乏对中国建筑美的鉴赏能力，我希望通过课程，让同学们真的为自己国家的建筑和建筑文化感到骄傲。”吴垠说，十年前，中国建筑设计思路里充斥着“托斯卡纳、巴洛克、地中海”等西方建筑理念。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地位和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建筑文化也表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全社会也愈发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我认为学生不但需要主动创新，也要坚守传统。我希望通过讲授中国建筑文化和建筑传统，让学生们知道中国古代建筑为什么是美的，懂得如何欣赏，进而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让中国古建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吴垠说。 后来，吴垠又去过很多次天坛，和家人，和朋友，和国外的导师。她每次依然会按照和奶奶第一次来天坛的那条参观路线走，只不过她已不再是那个对天坛充满了好奇的孩子，而是一名合格的向导。“我会给朋友们介绍与天坛相关的历史和故事，告诉他们皇帝祭天的流程和礼仪之后，再沿着祭天仪式的路线参观，沿途感受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和虔诚。” 从儿时纯粹的震撼到如今理性的解读，天坛对于吴垠来说，已不仅仅是她教案中的一个章节，更是一处她为之付出研究热情的精神目的地。 百姓的公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终结。1918年，民国政府准许天坛售票，对外开放，昔日的皇家祭祀场所变成了百姓的公园。1951年，北京市政府设立天坛管理处。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日的天坛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游人。Joe，来自英国，他曾是公司职员，现在辞职在亚洲旅行，中国北京是他旅程的第一站。我看到Joe时，他正举着相机在祈年殿前拍照，他笑着对我说：“我一直试图避免照片里面充满游客，但是太难了，这里的人真多。”Joe告诉我，他在网络上搜索北京的旅行攻略，几乎每一份攻略中都会出现天坛祈年殿的照片，而此时真正站在祈年殿前，他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因。“我很喜欢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建筑。这座建筑太美了，它是中式风格建筑很好的代表。”Joe说，中国的建筑和美食是促使他了解中国文化的动因，他享受这种深入其中的探索过程。 老年人群体也是天坛公园里的常客。顾金辉（化名）今年84岁，他几乎每天都来天坛公园，已经坚持了20年。顾大爷家住天坛公园附近，于是这里便成了他休闲健身的最佳场所。每天早晨9点，他准时“就位”，临近中午才会离开。顾金辉说，现在公园里的健身器材比以前多了不少，来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他现在年纪大了，只能简单地“抻一抻”，健身器材他不敢动，就看着大家玩，也挺快乐。 65岁的赵全（化名）也会隔三差五地去天坛公园待上一天，只不过他的目的不是锻炼身体，而是拉二胡。清晨，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支起马扎，架好乐谱，赵大爷便开始演奏。他告诉我，拉二胡是他最大的爱好，然而在家拉二胡却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意境很重要。你看这个地方自然环境好，还古香古色的，多适合拉二胡。”赵全认为，在好的环境中感受音乐是一种修身养性，也能使人健康长寿。对于他来说，天坛就是他的“舞台”，公园里的一草一木，古老坛墙和经过的游人都是他的听众。“我拉得也不好，就是图一个开心。”赵大爷说完便又继续拉起他的那首《苏南小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