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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上午好，去年的会议我来参加过，谈了上海人文社会科学状况的三个问题，今天我再就上海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谈两点建议。 我不是从专业角度谈上海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是依据我对上海在中国的现代化位置谈两点希望。这两点希望当然会与我自己的理论、思想有关，与我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想图景之认识有关。我在政治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一元内的多元对等”。所谓内部的多元对等是指在文化一元或意识形态一元以及中国人利益追求一元后面，应该有一个内在的多元对等结构性空间。这个结构就是中国人的自由度。可以是精神的、内心的，也可以是行为的、实践的。我之所以借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展望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上海在现代化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这个现代化我的理解就是对个体利益、隐私和意志的相对尊重，使得上海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生存的地方。我在南京和杭州都工作过，就容纳各种不同人等这一点来说，南京和杭州都还不如上海。而在上海其实没人管你，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也似乎都可以找到感觉。所以我认为上海是一个现代多元化的生态相对较好的城市。它是有可能形成我所说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以个体为单位的内在的学术自由生存的空间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与很多学者所强调的“海派学者”、“上海学术”特性相反的是，我认为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要获得真正的发展，恰恰需要“去上海化”，由“上海学者”转变为“在上海的学者”。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我们把握的上海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上海特点”，在学术角度看恰恰是局限性的东西。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上海学人较敏锐，吸取新思想新事物快，在文学批评和审美批评上比较犀利，短平快的东西多，但往往是以西方思想为尺度，不太考虑西方思想如何改造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好像自己认同便可以在中国进行实践，自然会产生思潮迭起理论浮泛转换的现象，在学术上就不太可能有原创性的东西。鲁迅早就指出“铁屋子打破以后”如果不能盖一个新的房子，可能还不如不打破原来的格局。也就是说盖一个新房子不是把西方思想拿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就行的，重要的在于原创性的建立中国现代自己的观念与思想。否则，思想的追奇猎新就有些像思想暴动和骚乱，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用。凭借着敏锐和追新，目前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国际化基本上是融入西方的文化，没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主体性的意念来进行这种融入。上海的城市建设尤其是浦东的建设是最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 另一方面，今天我们看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最杰出的学者，像现代的鲁迅先生、当代的王元化先生，他们身上的上海特点是最不明显的。他们做的课题不是在为上海服务，而是在为中国问题而焦虑性思考，是做纯粹的学术和思想问题研究的。鲁迅的世界中更多是对上海人的缺点进行批判的。所以我认为一个“在上海的学者”关心的问题绝对不是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和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问题，而应该是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人类问题的关系。在根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上海是中国文化之树的一根枝叶，我上次谈上海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中国“释经”传统的继续，不是现代性的、理论批判性的研究，而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绕开这些根本问题的。以思考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为出发点的学者，在哪里都可以生存，如此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独立品格的学者。所以鲁迅基本上是以中国为家的，并不是一定非在上海生活不可。在座的老邓我认为就不算是一个“上海学者”，他只是一个“在上海的学者”。 我在北京、南京、上海都工作过，但思考的问题基本是以中国问题为单位的，所以我现在在杭州工作，但从来不是把自己当作“杭城学者”的。也因为如此，我在南京谈过南京文化存在的问题，在上海也是更多看上海文化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学者就是学者，关注的问题应该是没有地域差异的。而且，一般我们说起哈贝马斯、德里达等西方学者，你都不会想起他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的学者。所以我认为强调上海学术和海派学术，恰恰是上海学术不能获得真正现代发展和国际影响的阻力。学术的对话不是风俗和风俗的对话，不是海派和京派的对话，也不是地方问题与地方问题的对话，而是对中国问题理解不同的对话。理解的不同也应该尽量突破地方文化的狭隘视野，理解才会有真正的不同。像从海派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内陆文化太保守，从京派文化出发认为海派学术太浮泛，我认为都不是对中国学术真正问题的认识。因为保守中有一个“建立新房子”的考量，浮泛中至少生命是处在“活跃状态”，而真正的中国问题是如何给活跃和不活跃的中国人有一个“尊重个体又不失整体性的文化和政治结构”，这显然不是一个海派和京派视野中的学术问题。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上海学术应该从现有的行政管理性的学术体系转化为放松自发的学术生态，从而使得上海文化中呵护个人的因素上升为尊重个体学术兴趣的学术生态，建立学术的行政管理和生态志趣并立的学术文化结构。这个建议既可以是对上海政府和职能部门说的，也可以是对上海学者说的。对政府和职能部门而言，就是你不要过多去用“上海文化发展战略、文化工程”之类的目标去搞文化、促学术，上海的学术反而可能因为生态健康而出好作品。对学者来说，就是你不要太依附于政府、单位的工程和项目并且以此为坐标去搞科研，而要在时间、空间和心理上给个人的学术志趣留有一片天地。我的“穿越”观念就是指尊重体制和职能部门的科研与文化工程，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要生存就不能完全无视这些，但肯定要不在意这些，真正的以个人爱好为坐标的学术健康生态才能建立起来。 所谓学术生态，就是不仅上海什么样的学者都应该有并受到尊重，而且每个学者主要是凭自己的兴趣在做学术。一个学者可以一年用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时间完成自己兴趣以外的课题考量生存问题，但主要精力应该是在自己的兴趣上，如果一个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术兴趣，我认为就不可能有学术生态的建立和学术的重大突破。中南大学22岁的刘路是中国最年轻的教授，他凭自己的兴趣而不是靠立项破解了西塔潘猜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但有意思的是，对刘路破解西塔潘猜想的认定是来自美国的杂志而不是在中国，说明中国学术界已经失去了认定由学术兴趣产生重大原创性突破的能力，而只能认定学界已经有的东西。中国美院的王澍获得普利兹克世界大奖，相当于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也是用自己的兴趣来将建筑做成业余的，他认为建筑就是用建筑的语言和社会保持疏离状态，所以建筑的性质在自由，这样，兴趣、疏离、自由就获得了有机统一。所以他的建筑既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感，又是现代性的建筑，很独特，我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参与国际化交流。上海目前在国际化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有自己原创性的东西进入国际交流和对话吗？西方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其共同点就是玩出来的、爱好出来的，这就是健康的学术生态给予他们所创造的环境。 上海要产生原创性的作品，要在国际化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学术生态对学者个人兴趣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觉得上海市政府不必用大课题、大项目来吸引上海的学者，只要给每个学者的待遇好一点，尊重学者的个人志趣就行了，其他不用多管。上海作为最为重视个人性的城市，为什么不能在学术生态的建立上给全国做一个榜样呢？既然是学术生态，它的评价体系也就应该是民间的为主，上海能否不设政府的学术奖？如果一定要设，上海的学者是否不必太在意政府奖？但可以在意国际奖项和民间评价。因为刘路和王澍就是这样出来的。真正的好东西在国内的评奖中有可能因为不四平八稳而被遮蔽，因为国内缺少原创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由阐释别人的理论和传统的思想组成的学术评委，怎么可能对原创性成果予以认同？但个人化的、原创性的作品到国际上可能就会发光。很简单，国际的奖项一般重视个人的原创性，较少受意识形态干扰和学术求全求稳理念干扰。在此意义上，学术评价的生态也可以理解为是以全球为家园的。在此意义上，国内各种体制性封闭的学术评价体系均存在重大的缺陷。 作者介绍：吴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本发言稿约录于2010年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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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timtxu > 《心灵、婚恋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