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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1125年），太学生陈东联合其它“在校太学生”，向宋钦宗上书，书曰：
北宋六贼 正式将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李彦、朱勔六名权势熏天的徽宗朝宠臣定义为“六贼”，自此以后，“六贼”相继惨死、遗臭千年。 宋徽宗赵佶 徽宗年间，“六贼”忽悠着“多栖艺人”“书画大师”“斜杠青年”赵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肆意妄为，害得赵佶丢了祖宗江山，妻妾儿女任金人凌辱，自己也被折磨惨死。 品德如此败坏的“六贼”，为什么就能得到重用呢？这不能全怪赵佶昏庸，也和北宋的人事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北宋遭遇亘古未有的耻辱，其人力资源制度也难逃其咎。这一点，从“北宋六贼”的发迹史，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一、当高度集权的用人体制，摊上不靠谱的皇帝，皇帝必然大权旁落，当“提线木偶”。人事权，是一个政权核心中的核心。这一点，宋太祖赵匡胤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刚建国，宋太祖就为加强中央集权下了很大功夫。 北宋集权体制 比如，对于宰辅，通过设枢密院分军权，设“三司”分财政权，大幅限制了中书门下的权力；对于京官，直接跳过吏部管理的惯常，由皇帝授意中书门下“堂除”，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地方官，3年一轮换，而且在州、府设通判作为皇帝耳目，专门监督地方官，同时，大幅限制了地方官员的财权、行政权、司法权。 应该说，这样的制度设计，如果赵家子孙后代，都有赵匡胤的雄才大略，那么任何人再想擅权妄为是绝不可能的。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的制度，对皇帝的水平要求很高，一旦皇帝是徽宗这样不务正业的糊涂蛋，皇权被权臣窃取利用了，那这样的制度反倒更危险。 蔡京 “北宋六贼”，各个都是擅权妄为的主，但蔡京是最典型的，正是因为他攫取了本应属于赵佶的重要人事权后，才能提携帮他复相的太监供奉官童贯为西北监军、枢密副使；才能通过搞假材料、立假军功，把个卖药搞盆景的朱勔，搞成了干部身份；凡此等等，让赵佶身边全部充斥着阿谀奉承、耽于享乐之徒，把赵佶不断往沟里带。 二、官、职、差分离，机构混乱，必然滋生党派斗争、山头主义。当官的只有虚名，当职的不管业务，办差由皇帝安排，赵匡胤这样的制度设计，确实最大限度保证了集权，防止了大臣们乱来。 宋告身（委任状） 但，权力是个好东西，至少能给予足够的安全感，朝臣谁不渴望？既然大部分人都名实不符，无法攫取到权力，那么就只好向有实权的人物靠拢，大搞山头主义。 梁师成 因此，蔡京父子也要向深得宠信的宦官梁师成谄媚讨好；王黼要把梁师成当亲爹一样巴着，口口声声称“恩府先生”；大太监李彦掠夺财物、草菅人命闹到皇帝跟前，梁师成一句话就让告状者不敢再继续说下去。 正是这些奸臣恶宦，互通款曲，肮沆一气，把个北宋天下，搞成了各个山头随意取用的猎场，这才导致宋江、方腊等农民领袖揭竿而起，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三、取士过多，但发展路径不畅，必然孕育投机取巧、阿谀讨好。对于科举制度，北宋本身是有全面发展和提高的。考试内容，除了文学诗词，又增加了施政策论，是抓住了要害。而且从组织上程序上也更加规范，这些都是好的变化。 北宋科举考试 但是，录取的人数，从前朝的20-30人，变成500多人，指标就高了20多倍。关键是，只要一考上了，就可以做官。这就意味着朝廷官员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位子就这么多，人多了怎么办？那就只能看资历，让这帮人慢慢熬，混资历、熬年龄。 这样一来，绝大部分人是看不到出路了，因此就只好走投机取巧，阿谀攀附的道路。 王黼 这也就有了蔡京为讨好“保守派”司马光恢复旧法，五天内把辖区全部从雇役法改为差役法；又在十年后，为讨好“改革派”的章惇，而率先倡导把差役法改为雇役法；也就有了王黼，通过巴结宰相何执中，两年从秘书省一个普通干部（校书郎），骤升到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而又为了再进一步，就通过攻击何执中巴结蔡京。 为了个人升迁利益，极力巴结讨好，不管政策得失，不管百姓死活，无所不用其极，这自然也是亡国丧权的种子。 四、疑武忌文，重用宦官，造成宦官机构膨胀，勾结宰辅，祸乱朝政。一开始，赵匡胤还是吸取了历朝宦官弄权的教训，限定了宦官的数目“不过五十人”，限制了职责“只供洒扫”。但渐渐地，随着老赵家疑心病越来越重，这些政策不断被突破。 本来，老赵家是兵变起的家，自然是对武将十分忌惮，宦官监军也就用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徽宗赵佶，安排宦官“走马承受”严重干预军政，可以影响地方武官任免，权力很大。 监军大印 而对于文臣，虽然宋太祖口口声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从官、职、事分离，中央集中用人权、大力加强监督等，都能看出，老赵家对于文臣也并没那么信任。 因此，宦官也逐渐开始参与政事，渐渐有了发言权、建议权，甚至是能够影响皇帝的决策。 童贯 但是宦官们也很清楚，北宋皇帝高度集权，用他们容易，去他们也容易，为了自身的地位巩固，有权有势的大太监就和宰相等勾结起来。徽宗朝代，前有蔡京和童贯互相提携，后有梁师成和王黼亲密无间，这样的组合，一个在皇帝身边日夜伺候，一个在外统摄政事，联起手来自然就完全蒙蔽了皇帝，方便其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大谋私利，严重扰乱朝政。 “北宋六贼”中，宦官就有梁师成、童贯、李彦三人，梁师成借助职务便利，通过模仿赵佶的字体假传圣旨；童贯打辽国打不赢，竟然通过花钱买空城，回来忽悠宋徽宗赵佶，为靖康耻埋下祸根，而就这样的人，还风风光光掌握军权20年，代表国家和皇帝出使辽国，成了“天下第一太监”；大内总管李彦则忙着兼并土地，戕害百姓，闹得天怒人怨。 而老赵家，本想着利用“身边放心人”太监们巩固政权，到头来，却是被这些宦官们挖了墙角、毁了长城！ 五、福利太好、纵容享乐主义，必滋生奢靡之风、贪污横行。宋朝坚持“高薪养廉”，官员的福利待遇，应该是历朝历代最好的。 官员的福利待遇很全面，除了正常工资（主俸）外，还有譬如酒店住宿券、卖菜补贴、盐炭补贴、茶酒补贴等10多种补贴，补贴金额加起来比工资还高。而且，每三年祭祀一次，皇帝会给群臣发奖金，金额丰厚，基本上与三年的工资待遇数额差不多。 到宋徽宗时期，在前几任皇帝已涨过好几次薪水的基础上，大方的赵佶又给官员大涨了四次福利待遇，官员的收入已经是非常丰厚了。
北宋官员待遇 “高薪养廉”本意是好的，也确实有积极作用，在北宋初中期，这个政策确实培养了很多千古名臣，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铁面无私包青天、维新变法王安石，等等。但到了徽宗年间，“高薪”是做到了，“养廉”就成了笑话。
大兴土木建设 因为自上而下奢靡已久，徽宗对于国家的财力物力觉得取之不竭，“北宋六贼”个个更是贪得无厌，打着赵佶的幌子横征暴敛，穷奢极欲。 蔡京大搞“花石纲”，不计成本地为徽宗建明堂、延福宫、景龙江、艮岳等，讨得宋徽宗欢心，能够“四落四起”，顺便大发其财。 王黼搜罗天下珍品讨好宋徽宗，90%都偷偷揣进了自己腰包，创造了跨越八级、骤升宰相的“宇宙飞船”式提拔。 “花园子”朱勔，靠着给徽宗搜集花草石头，而位极人臣，“甲地名园，几半吴郡”，吃喝住用，搞得比皇帝还要豪华奢侈。 “地王”李彦靠着察言观色、阿谀奉承本事，当上了大内总管，兼并土地三万四千多顷，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六贼”想法设法让皇帝追求享乐，进而打着皇帝幌子，大搞个人奢侈享乐，侵吞霸占百姓财富，一刻不停地当着北宋的掘墓人。 综述：“北宋六贼”的发迹，与北宋的人事制度有很大关系。“六贼”利用阿谀讨巧的本事，一路钻空子，个个窃居高位，进而祸国殃民，成了金人的“神助攻”。这里面，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局限性很明显，本是为了老赵家江山永固的制度设计，到最后反倒成了促进北宋亡国的重要因素，不知宋太祖作何感想？ 参考文献： 《宋史》 《宋代官吏的俸禄》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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