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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两条：皇后（外戚）干政和宗室内乱。 按说承接西晋名分的东晋会注意这两个现象，但在西晋的第二位皇帝司马绍死后，不仅出现了宗室辅政的局面，还出现了太后临朝的现象。难道东晋没有吸取西晋灭亡的教训，想让东晋重蹈西晋的覆辙？ 这也是司马绍的无奈，人死之后很多事情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司马绍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衍登基，是为晋成帝。成帝初年的朝堂人事的变化或许能说明一些东晋的复杂性。 司马绍以及司马衍面临的局面晋元帝司马睿是靠着王导、王敦兄弟的努力，在南渡世家与江左世家的共同联合下组建了东晋朝廷。王氏兄弟也因此获得了东晋的大权，王导在建康主掌朝政，王敦则在荆州执掌军权，兄弟俩一内一外，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王与马，共天下”既是对东晋初年权力分布的描述，也是对整个东晋权力格局的简述。其中的“马”一直都是司马氏，只不过“王”却接连变成了“庾”、“桓”、“谢”等大族。东晋从一开始便是司马氏皇权与东晋世家共同掌权的一个朝代。 中央集权是秦汉以后历代皇帝的首要任务，哪怕在东晋这样皇权旁落的时代亦是如此。 司马睿曾想借用寒族刁协、刘隗来达到抗衡世家的目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毕竟寒族没有力量支撑啊。 司马绍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他决定利用外戚与宗室的力量来达到集权的目的。司马氏的宗室、与外戚不一定比得上王氏等这样的大豪门，但比寒族要强大多了。 司马绍在世的时候重用的是自己的舅舅虞胤（非亲的）与司马宗、司马恙兄弟（司马绍的爷爷辈）。当时执掌皇宫禁卫的便是司马宗与虞胤，可见司马绍对司马宗的信任。
在平息了王敦之乱（公元324年）后，司马绍本来想以司马宗和虞胤为执政根基，一点点收回政权，可惜天不遂人愿，在第二年（公元325年）司马绍便得重病去世了。 在司马绍病重期间，他仍然重用的是司马宗、虞胤，并想让他们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司马衍。但这时候庾亮改变了司马绍的决定。
从上述两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庾亮的出现，改变了司马绍的决定。《晋书》中记载的是“帝始悟”，《资治通鉴》中则是“帝不纳”，只有明白这两点，我们才能明白司马绍临死前的决定。 司马绍悟出了什么？司马绍悟出了两个关键点。 其一，虞胤是司马绍的舅舅，他与新帝司马衍之间的关系要远的多。外戚的权力来自于皇宫内部的皇帝或者太后。这时候虞太后（司马睿的妻子，司马绍的养母）早去世了，虞胤没了执政的法律依据。 反之庾亮则不然，他是司马衍的亲舅舅，庾太后的哥哥，从法理上讲他可以代表一定的皇权。 其二，司马宗对新帝的威胁太大。司马睿一系和司马宗一系都不是司马炎的后代，也就是说司马宗也具有东晋皇室的继承权。因为司马宗辈分更大，他代表的宗室力量要比新皇帝司马衍强大的多。 若让司马宗执政，主幼臣强的状态下，谁知道司马宗最后会不会自己当皇帝。虞胤与司马衍关系太远，谁知道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司马衍，转而与司马宗合作。这是司马绍无法确定的。 那么司马绍不同意什么？司马绍他不同意的是废黜司马宗与虞胤。 无论司马宗、虞胤是否有异心，但有一点司马绍可以肯定，这俩人不是世家的人。庾亮虽说是外戚，但他与世家的牵扯很深，这一点司马绍不得不多考虑。 司马宗、虞胤留在朝中，多少会让世家有所忌惮。正是司马绍有了上述的考虑，才炮制出了一份长达七人的辅政名单（除了清朝的八位顾命大臣，这是人员最多的辅政名单）。 司马绍临终做出的朝政安排司马绍的太子司马衍才6岁，这么点的孩子如何管理晋朝？那么司马绍设置辅政大臣则是必学的了。关键便是让谁来当辅政大臣？小皇帝司马衍登基后，他的七位辅政名单如下：
注：辅政权不代表执政权，它仅是大臣掌权的法律依据。东晋朝堂的执政权掌握在中书令、尚书令和带有录尚书事头衔的大臣手里。 东晋朝堂中势力最大的仍是王氏，虽然经过王敦之乱后，王氏的影响力受到打击。但王导的声望在晋朝中仍是无人可比。 这份辅政名单的先后排序便表明了其在东晋朝廷的地位。太宰司马恙是司马宗的兄弟，他出现在辅政名单里的作用便是为了压制王导的声望。 司马恙是司马懿的孙子，是新帝司马衍的祖爷爷辈，不仅其辈分能稳压王导一头，更因为司马恙在司马睿一朝便已经参与朝政了。有了这份资历，司马恙才能排在王导的前面。
至于夺取王导的实际权力，司马绍用的是卞壸、庾亮和陆晔。 辅政名单仅仅是一份法律上的凭据，并不代表自身的权力大小。不要以为当上辅政就能总管东晋大权了。 因此司马绍在宣布了辅政名单后，便对卞壸、庾亮、陆晔三人进行了人事安排，“（司马绍）拜壸右将军，亮中书令，晔录尚书事”。 在魏晋时期右将军仅代表地位，没有实权，卞壸的权力是“加给事中、尚书令”（《晋书·卞壸传》）。卞壸有了尚书令在加上右将军才有了执掌军事的权力。 庾亮的中书令为内廷首长，陆晔的录尚书事（录尚书事是实际的宰相）代表能够总览朝政。这下可好，王导仅仅落下一个空头的辅政大臣，还不是首辅。 这三位人物能掌权还有另外原由，卞壸是侨姓世家（北方世家南渡江左），陆晔则是江左本土世家（陆逊的侄孙），而庾亮是小皇帝司马衍的舅舅。这三人分属三大阵营，互不相干彼此牵制，司马绍如此安排能防止东晋的权力归于一人。 权力过于分散能最大程度地保全小皇帝司马衍，若权力归于一人，难免出现董卓、司马懿那样的人物。 外戚、宗室、世家间的权力争斗庾亮有司马恙兄弟和虞胤牵制，卞壸有王导牵制，陆晔等又有侨姓世家牵制。这便是司马绍的“美好愿望”。 司马绍本来指望这种“三角关系”保持下去，让司马衍安稳长大直到亲政。但他没有想到，追逐权力是东晋朝堂每一个人的“本能”。 庾亮怎会甘心将权力分给司马宗等人？王导也不会允许自己失去权力，这倒不是说王导多爱权，只是王导一旦失去了权势，王氏家族的利益就会受到冲击，他为了家族不得不继续“掌权”。 因此庾亮与王导便展开了新的合作。 庾亮、王导都需要重新划分司马绍制定的权力布局，这便需要一个借口，于是他们便抬出了“太后临朝”这一久违的制度。 东汉是因为太后、外戚而灭亡，魏晋等势力十分忌惮后宫干政，到了东晋却又被重新提出来，果然权力欲望才是推动“制度”改变的前提。
庾亮、王导等人抬出了太后，让她成为名义上的领袖。庾太后的命令自然都是来自庾亮、王导等人的授意。王导要拿回自己的执政权，也就是录尚书事头衔。庾亮则希望总掌东晋的大权。 庾太后掌权后便发布了第一条命令：以司徒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壸参辅朝政。陆晔从执政名单中划去了，王导获得了录尚书事。 我们上面说过，陆晔是江左本土世家，他们在江南地方上拥有极大的势力，若他们掌权的话，对东晋的侨姓世家威胁太大，因此陆晔的出局是注定的（东晋的王庾桓谢都是侨姓门阀，哪怕这时候的卞壸、郗鉴都是北方大族）。 当然王导他们也得安抚陆晔，毕竟人家本土势力极大。于是陆晔保留了“常侍”的官职，有了参与机要的资格（录尚书事对于政事有决定权，而常侍、侍中一类的仅有参与权而没有决定权）。
庾亮找王导合作，让王导再次执政也是没办法的事。若想对抗江左世家，只能是王导这样的人，其他人没有王导这样的威望与能力。 有人会问了，庾亮的权力貌似没有变化？其实太后临朝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这时候的庾太后才是东晋的最高领导，比小皇帝司马衍的地位还要高。庾太后掌管后宫，而朝中太后的代言人便是庾亮，因此太后的诏书中还有一条指示“然事之大要皆决于亮”。 庾亮、王导抬出了太后，各自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双方可谓皆大欢喜。 有人上位自然便有人下台。陆晔好歹还获得了参政的权力，而虞胤要“悲惨”的多，获得了仅有荣誉而无实权的大宗正，也就是负责管理司马氏宗亲的官职，这有什么权力？ 司马宗虽然为骠骑将军（同样只代表地位，不代表掌有兵权），但一没兵权，二没执政权，算是失去了东晋朝堂的话语权。 在公元326年，也就是司马衍登基的第二年，庾亮找了个借口杀掉了司马宗，并且趁此机会将司马恙、虞胤都贬出了建康，让他们彻底远离了权力中枢。
庾亮对司马恙、司马宗的排挤，其实也是深受东晋世家的欢迎。毕竟司马氏掌权也不是东晋世家希望看到的。 这个时候庾亮虽然拿下了建康的权力，但晋朝内部还有王导、卞壸、郗鉴等人。庾亮更是类似现代的总统，权力虽大，但还有议会的制约。等到陶侃死后，庾亮拿下了荆州刺史，有了兵权后，才表明庾氏真正站到了东晋朝廷权力的顶峰。 只不过那时候就变成了东晋地方势力与建康中枢间的权力斗争，本质却与本文介绍的一样，仍然是世家间斗争，其中偶尔掺杂着外戚的偶尔捣乱。 彼此之间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谁强大了，便会导致弱小势力的联合。一切都不过是利益罢了。
我们也不能肯定，若司马绍活的久一些，能不能夺回更多的权力。但成帝时期的政治格局——世家与皇权共同执政，几乎延续了整个东晋一朝。成帝以后的时期，执政的世家有所变化，但晋朝内部的夺权与平衡却始终存在。 北方五胡彼此争斗，南方东晋则内部不断争权夺利，等到北魏统一北方，南方也进入到刘宋新时期，南北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峙。这难道是历史的玩笑吗？乱的时候一起乱，等到自己腾出手了，发现对方也准备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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